第六节
大地覆了霜，干燥坚硬。西风刮过黄土高原，卷起柴草翻飞。大树醉汉一般摇晃。树枝上的几片黄叶蓦地脱了身，飘荡一段距离便滚入土沟中。
父亲在马背上举鞭遥指：“今天就在那个村子里歇脚吧。”这是进入陕北后歇脚的第一个村子。
我的父亲、母亲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母亲身染重病，途中住进医院。父亲一人先行，过黄河时，一路护送的瞥卫排便告辞归去。父亲只带了四名警卫员进入陕北根据地。
那时，父亲已是被称为首长的人物。地方政权派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干部负责接待。这位农村妇女干部干净利落，有几分姿色。显然见过世面，待人接物大方有礼。她称父亲首长，叫四名警卫员同志。
洗漱之后，父亲休息片刻。四名警卫员帮助那位农村妇女干部扫院挑水，向村政权了解一下周围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天落黑时，晚饭已备好。是一桶小米稀粥，一盆酸泡菜。那小米新鲜，粥熬得烂烂呼呼，泡菜腌得酸里含辣。父亲和他的四名警卫员吃得头上冒汗，红光满面。
泡菜转眼吃光，汤也喝掉了。常发便起身去揭墙角的腌菜缸，开了盖自己往菜盆里夹菜。刚夹出一筷子，便听门口一声娇喝。“干什么？”
常发回头，是那位妇女干部，一脸嗔色。
“捞点泡菜。”常发说，“不够吃。”
“是你家的吗？”
常发端着菜盆愣住了。
“你们有首长、有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给你们规定的？”
“可是，”常发舔舔嘴唇，“菜本来是你让吃，还问过够不够吃？”
“这是我家的菜。不够吃你可以说，我的菜我给你们拿，你怎么能自己动手？”妇女干部认真批评。“你们有首长、有同志，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也不懂吗？”
父亲不得不出面作自我批评。妇女干部这才心满意足点点头，拿过常发手中的菜盆，自己动手夹了满满一盆泡菜。
“先吃着，不够了再找我。”
父亲望着妇女千部离去的身影，筷子敲敲菜盆感叹：“到底是侠北，群众觉悟扰是高，和咱们那里不一样。”
饭罢，妇女千部来收拾碗筷，常发用一种异样的表情，朝妇女干部眨动一只眼：“我们首长夸你了。”
父亲感觉常发的表情含了挑逗味道，脸一沉，正待给他一个严厉眼色，不料，那妇女干部脸起红，朝父亲飞一眼，手背略掩嘴唇，笑得三分羞涩，三分开心，三分感激，还有一分得意。
我的父亲便困惑地傻呆了。
那妇女手脚麻利，忙里忙外。工夫不大，一身清爽回到父亲屋。显然梳洗过，容光比前又增加几分。上得炕便同父亲他们聊天，随便亲热如一家人。
只有常发不像父亲他们那样热烈，两手抱膝，一个人坐在炕角里闷头不响。可是，他显然不是局外人。每当那妇女咯咯的笑声起来时，他的身体便会同时起来一阵战栗；当他偶尔掀起眼皮，目光在那妇女身上稍触即离，脸孔便如燃起火一般红得放光。他像是期待着什么，越来越忍耐不住，晃动着身子。终于，他停下摇晃，用一种干燥沙哑、勉强装出的倦怠声音提醒：“副政委，该休息了吧？”
“噢，可不是吗了”父亲掏出怀表望一眼，说，“铺被吧。”
常发眼里掠过一丝狡黯的笑意，将五个背包摆开炕上，然后先帮父亲解背包铺被。
那妇女略显惊讶地扫一眼井排摆开的五个背包，目光落在常发身上：“你们睡外厢。村里没说吗？”常发望一眼父亲，不做声。父亲已经客气地摆手：“不用了不用了，睡一个炕就行。”
“啊，”妇女吃一惊，连连摇头，“睡一炕？不行，不行啊。”
“我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习惯了。”
“俺不惯，”妇女脸红透了，红到脖根，声音越说越弱，“俺不惯跟这么多人睡。”
父亲的吃惊又超过那妇女：“什么？你家里房间不是还多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睡？”
妇女怔怔地望父亲：“你不要俺？”一句未完，眼里已含泪：“你不喜欢俺？”
父亲的表情像做梦，张口结舌。
常发凑近父亲耳畔低声说：“这里的风俗，贵客来了乡亲们要荐出使他们骄傲的女人陪客……”
“乱弹琴！”父亲涨红脸叫起来，“胡闹！”
那妇女溜下炕跑了。她哭了。
40年后父亲到甘肃任职，他的秘书曾告我，西北某些农村确有这种习俗。据说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过来。
常发悄悄瞄着妇女跑开的身影，喉结滚动着响一声，便继续铺他的被。然而，父亲对心族摇动的常发吩咐一声：“你就挨着我睡吧。”
警卫员们互相传递眼色，悄悄笑。常发脸色不好看，勉强照父亲的吩咐铺了被。
常发一进被窝就睡着了。他入睡太快，父亲反而生疑，难于一下子入睡。果然，常发被心里那团火烧得坚持不久，屋里静下不到半个钟点，他便悄悄地悄悄地钻出被窝，贼一样朝炕下溜。
可是，他的手腕被父亲抓住了。父亲拉他一下，他僵僵地没有动。俩人就那么僵持两三分钟。
常发在抖，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衬衣。也许他不是冷，而是体内的火在烧灼。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松了手。常发就在炕上对父亲行个下跪的礼，便声息全无地闪出屋。
于是，黑暗中传出另外三名警卫员的吃吃窃笑。陈发海悄悄说：“副政委叫他入乡随俗了。”
我的父亲在暗中摇头：“这里觉悟高，风俗不好。”
话音一落，笑声又大了二分。
起床时，常发已经是在自己被窝里。从脸相上可以猜到他一夜未睡。换了一个老汉照顾父亲他们早饭，那妇女没有露面。直到父亲上马要走，妇女才从厢房里冲出来，跑到常发的马旁，抱着他的腿。她哭得发红的两眼仰望马背上的常发，把一个什么物件塞给他，便哭着跑回房里。
出村时，父亲问常发：“她哭什么？”
“她丈夫牺牲了，她让我留下。”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
父亲勒马，认真望着常发，“你可以留下，参加地方工作。”
常发垂下头，低低一声：“我跟你走。”
父亲眼圈一红，打马出村。他的身后，传夹陈发海的声音：“常发，介绍介绍经验么，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
“滚蛋。”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
可是，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常发忽然提出要走。
“我在北方是条龙，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常发小声说。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
“唉，也好。”父亲叹息着说，“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就留在陕北……”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她不是还在等你吗？”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混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
常发去了。父亲怅然若失，接连几天闷闷不乐。那时，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半年多，她体内巳经孕育了我，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千人千性，多为常发想想你就径松了。”
父亲摇头叹气：“我是想常发讲的话。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
父亲优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他还担心蚊子。他也怪，不怕子弹泊蚊子。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从此谈“蚊”色变。直到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选择了大西北的甘肃，——就因为伯蚊子。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引起父母一场误会。杜星垣出主意说：“这种事找别人不行，只有找彭真。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现任中组部部长，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的父亲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门。
“大个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立正敬礼，赧颜说：“有点事。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可是……我刚从前线到延安，刚学习半年，我想再多学习学习。”
“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不熟。”
“干起来慢慢就会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