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与人之间的彻底信任往往是最难的，至少需要漫长的时间。许多人因此终其一生也未能真正信任过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成功者，总会有比常人更多的猜忌和多疑，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权势的悲哀。单从这一点看，最值得长天集团总裁吴长天庆幸的，恰恰就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仍然能够在自己周围的众多同事中，享受到互不设防的轻松和愉快。也许是作为对他情义待人本性的回报，在他的企业王国里，多年以来，确实从未发生过任何一次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背叛与哗变。
从创业的角度上看，他确实是个成功者。从二十年前他辞去吉海市环卫局科技处处长职务，承包了吉卫塑料制品厂的那一天开始，靠仅有的五千元流动资金，就把一个原来仅仅生产一种低质垃圾袋的百人小厂，变成了拥有几十家分支控股企业和近二十万名职工的泰坦尼克式的长天集团。特别是在大前年集团的骨干企业长天实业股份公司成功上市之后，吴长天多年以来的宏图大略，基本上算是梦想成真。
当一个人的权力、名誉、地位和利益应有尽有的时候，他最害怕什么呢？那就是伴随而来的孤独。好在吴长天在集团里的地位，虽然算得上惟我独尊，但属下并非敬而远之。他以自己二十年一贯的人品、信用、作风和善待所有职工的道德信条，赢得了集团内许许多多职工的崇拜和爱戴，以及比崇拜和爱戴更重要更难得的亲近。他们对他的惟命是从，皆发自内心。如果说吴长天是长天集团的一个精神领袖的话，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尽管他从未发动过任何形式上的造神运动。
下午，吴长天吩咐集团行政部经理李大功想办法把已经四五天没有回家的儿子吴晓找来。虽然这是他的私事，但李大功调动了集团北京公司十几名干部、六七辆汽车，分成若干小组，几乎找遍了京城每一个可能找到吴晓的角落，电话也打了不下几十个。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认真得诚心诚意。李大功从吉卫塑料制品厂的后勤组长开始，已经鞍前马后跟了吴长天二十年。从吴长天的口气上，他当然听得出，这位很少操心家事的父亲与自己的独生儿子吴晓，一定是有要事相见。
整个下午吴长天一直待在他的京西别墅的书房里，眉头不展，集团的副总裁郑百祥已经来过电话，告诉他长天实业最后一名赶到北京的董事刚刚下了飞机，正在赶往长城饭店的路上，晚上的董事会可以按时召开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今晚的董事会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到会的董事必须符合法定的人数。否则，一切精心的策划都将因之延缓，而时机已经不容再缓。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已经公布，将在七月实施，那是被数百年前的预言家称之为死亡之门的七月。他要在自己的上市股票中凑足坐庄的筹码，就必须在三月之前完成打压、吸进、拉高、派发的战役全程，而且不露人为的痕迹，因此时不我待，须早早发动，才能既坚决果断，又自然而然。
他知道此时郑百祥正在分别和每一位已经到京的董事进行着紧张的会晤沟通，以便将他的计划先在私下里征求意见，吹风通气。现在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长天集团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期，而郑百祥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当年吉卫塑料制品厂的党支部副书记，郑百祥也算是集团的一位创始者，多年来一直是吴长天核心班底的主要成员。吴长天的高明就高明在用人之道，他对部下和伙伴从不求全责备，每人都能因才适用。譬如同样都是在部队当过兵的，郑百祥与李大功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李大功忠诚有余，智慧不足，敢拼敢闯，却失之匹夫之勇。郑百祥则上过大学，喜欢看书，能言善论，但多少有点自私，为自己算计过多而为他人奉献太少，和李大功相比，义气上显然差了一些，这也是由文化的差异所致。吴长天自己算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相信那句民间的老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连这两类人物的社会交往，也明显地体现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郑百祥在“吉塑”当小干部的时代，就喜欢往记者、律师、作家这类社会精英堆儿里扎；李大功如今当上了集团的行政部老总，还依然和不少“引车卖浆者流”酒肉来往，接触认识的人不免太杂。你要是让他给你找两包白粉一把手枪来，他也保准能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就送到你的办公桌上。前两年就因为他喝醉了酒向别人妄自夸口，说自己“黑道白道，路路皆熟”，被人告状到吴长天处，被吴长天叫到家里，好一顿批评。人到了什么层次就要说什么话，当了集团部室一级的干部还做如此低档的吹嘘，特别是一位长天企业的元老，总裁的“近臣”，很容易对吴长天本人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吴长天有时又想，作为一个团体，毕竟也少不了要有一两个这种“李逵”式的人物。郑百祥固然有谋略可以代吴长天在军前运筹帷幄，而吴长天自己家里的事，吃苦受累或不宜与外人道的事，还非得这个一脑袋愚忠的李大功不可。
整整一个下午，吴长天始终沉着脸处理秘书送来的各种文件。在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月度报表之后，还打电话到沈阳，把正在工地上开现场办公会的公司经理叫来狠批了一通。他很少这样在电话里发脾气的。只是随后在与深圳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约好的短暂会面中，他才有了十分钟交际场上常规的笑容。那家建筑公司希望能在长天集团正在开发的一些工程项目中得到一点生意，已对集团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公关工作。自长天企业成立集团公司后，吴长天就从不与这种小客户直接见面了，但今天这个人是经了一位上层人物口气十分认真的介绍，所以在面子上，他不得不见。
但即便是在与深圳那位建筑商会面时，他脑子里所想的，依然是今晚的董事会。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共有九名成员，除了他本人今晚“因病缺席”之外，八人中须拉到五票同意现金分红的方案，他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长天集团是长天实业的大股东，在董事会内拥有五席多数。以吴长天的判断，除他本人之外，郑百祥今晚至少可以拉到六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分红方案公布后的三天内，成千上万希望落空的股民们就该看着长天实业的股价大幅下跌而溃不成军了。等长天集团自己的公司用低价“通吃通赔”地吸足了筹码，他再以长天掌门人的身份出山“拨乱反正”，改分红为送股，将股价重新拉高，打完由他自己发动的长天实业股战的最后一役，得一张末班的船票，带着饱满的果实扬帆而去，也算是他对得起长天集团十八万弟兄了。此后，一定金盆洗手，再不沾股市中的尔虞我诈。他本来就对空手炒股这种事一直缺乏心理适应，太多的市场机谋与竞争的残忍，让他的良心总是负担着某种重压。他还是老老实实搞他的实业，搞他的产品经营为好，这样活得比较轻松。以他的处世哲学，他是极不忍心以强凌弱，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那么多无辜散户的鲜血的。那些散户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总是打尽最后一颗子弹而壮烈牺牲，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跟谁在打。
送走了深圳的客人，他请秘书为他重新泡了一杯浓浓的君山银针。他看着杯中浮藻般的银针压服着水的热气，显得厚重而又阴沉。这种茶看上去身长叶厚，不易泡开，需要静心等候。秘书又抱进一摞待批的文件，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他没有动。秘书揣摩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几个下午接到的电话，请示他如何答复。他似听未听，答非所问地说：
“李大功要是回来，马上告诉我。”
“噢，李总还没有回来呢，可能还在和他们一起找吴晓吧。”秘书答道。
吴长天只问这一句话，便又沉默了，秘书不再等什么答复，退了出来。吴长天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在想另一件事，这是比今晚的董事会还要重要得多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他未来的全部安排，关系到他整个事业，也关系到……照他看来也是关系到整个长天集团未来命运的头等大事。
这件事就是：他的身份，长天集团的身份，他和长天集团，算是什么关系。
二十年前他接手吉卫塑料制品厂的时候，这家债务累累的小厂的净资产还是负数。那时候的吉卫，是个谁都不要的死孩子，从财务概念看，已经是个事实上的破产企业，只是当时全国都还没有一家破产的实例操作而已。是他吴长天把这个死孩子弄活，长成了今天的巨人。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以实业立身的三大要素恰恰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三种最吸引人的东西：科技、资本和权力！只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而过去一向被吴长天引为骄傲的，正是他自以为已经拥有了这种结合。长天企业靠科技翻身，靠科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尔后的二十年中，集团迅速扩张起来的资本，几乎为吴长天想做的任何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权力，难道他没有权力吗？在长天集团说吴长天没权纯粹是一种低级的幽默。他的功劳、气魄、能力和为人，使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成了一个毛泽东式的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崇拜。当他的下属们学着当年林彪“紧跟”毛泽东的口气说：对吴总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时，当然就不是幽默，而是一种真诚的拥护了。谁也没想到在长天企业二十年发展的今天，吴长天竟突然发觉他的权力，不过是眼前雄伟壮观的一片海市蜃楼，是随着太阳的升沉移动而忽大忽小或有或无的一片倒影罢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八十年代的中期说起，在他以长天为名组建起长天企业的基础公司——长天实业总公司的时候，为了得到吉海经济开发区税收政策的优惠，他把长天实业挂靠在了开发区的财政局。反正财政局每年只收些管理费，并不过问他的经营活动，也不过问他的人财物的调动，企业内一切行为均由他自己做主。尽管长天企业下属的公司和工厂遍布北京、上海、广东和东北很多城市，但他顺理成章地把企业的总部注册在开发区之内，这些年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何止千万计。现在，中央决定政府部门一律不能再附属企业，几周前开发区财政局突然跑来和他商量，准备把长天集团的关系转到开发区招商总公司去，当时他愣了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长天是他的，政府没投一分钱，是他白手起家平地造楼，一天天拉扯起来的，他不需要转到什么招商总公司去，他难道还得有个婆婆来管着他？得有个上级单位来任命他？过几年再安排他体面地退休？当他拿着那一点退休金走出他含辛茹苦亲手建立起来的王国并和它再也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高尚的伟人，还是一个历史的傻瓜？
是的，他和政府只是挂靠关系，长天企业的发展历程很清楚地说明了这几十亿的资产是如何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但郑百祥说得没错，天下是我们打的，但打天下时我们都忘记了树起自己的旗帜了。我们自己搞来了贷款，找来了钱，但没有办理任何个人资本投入的手续。所以在法律上，长天企业的每一块砖、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都归国有。而你，长天集团的创造者，终将面临一个上级单位来接收财产、考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进行各种监督。你的每一分钱收入都要如实报告，每一平米住房都要丈量登记，超过规定要照章退出；用车、打电话都要实行公费包干的制度，超支自理……等等，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也许你从接手吉卫这个破厂那一天起就从没打算过享受，重要的是，长天企业所有经营活动的决策从今以后都要集体讨论，逐级请示；你对企业干部的调配与任免、奖励与处罚，都要受到另一种规则的限制。一切都不能再随机而变，不能迅速及时地自行决定。你不能整天只想着经营和生产、销售和技术，而必须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做出各种紧跟形势的政治姿态，为自己制造各种思想和行为的面具；你必须阿谀上司，以便在与上级派来的党委书记和副职干部的争权夺利中占据上风；也必须拉拢党羽，以便在稽查大员的印象中拥有“群众基础”；你必须和每一位婆婆，那些一时都难以数清的主管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计划部门、纪检部门、劳资部门，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等，广结善缘……总之，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决策者和指挥者，而只不过是一个需要随时随地观察上级脸色的，惟命是从的，被任命的干部。这一切结果都出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长天的资产，在法律上，不是你的。
吴长天是从这种体制中走出来的人，他已经很难再习惯它的特点和规则。他想，如果他从此无权再决定什么的话，甚至还要和上级派来掺沙子的书记和副手在来来往往的内耗中消磨精力的话，那他就完了，长天集团也就完了。
他似乎必须马上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开始，他策划了一个将集团进一步股份化的方案：除了将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执股权大批转售外，再把集团内其他几个骨干企业也对外招资纳股，办成由多家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增加这些公司的社会性色彩，摆脱什么招商总公司对长天集团的独家控制。但这个方案操作起来十分复杂，而且需要时间。而且，说到底仍然没有他个人的股份。这些年他虽然拥有公司的一切权力，却从来没有在个人发财致富方面动过什么脑筋，他的清廉是上下公认的。公司的财务、审计和各种人财物的收付往来，也完全是照章办事、从严控制、公平公开的。像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那样穷凶极恶地中饱私囊，他想都没有想过。一来，是他品性不齿于此；二来，也许是他没有想到某年某月某日会有一家国有的招商总公司从天而降，突然凌驾在他的头上，成了他的资产的法定主人。现在存在他个人银行户头下的，仅仅是他的亡妻去世前卖掉她自己辛辛苦苦办的那家很不错的服装厂所得的八百多万块钱。这钱在情理上说，应该属于他们的独生儿子吴晓，这是他母亲最后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吴长天本来以为这并不算是一笔大钱，他本来以为到他闭眼的时候，他留给儿子的，将是一个市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庞大家产。他过去一直忧心忡忡的，是儿子突然在某一天不知怎么迷上了一支萨克斯管，从此听不进他的任何诱导和规劝，对学习企业管理失去了全部的兴趣，能不能子承父业几乎成了这几年父子之间争争吵吵的主要内容。一年前吴晓在事先不征求意见也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从工业大学退学参加了一支只能在酒吧里吹吹打打的小资产阶级格调的乐队，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到了沸点。吴长天可以在企业界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唯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在他母亲病逝之后，他对儿子的心，就怎么也硬不起来了。
他曾经仔细梳理过自己的想法，他自认为自己并未有一丝封建农民的意识，非要给子孙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田产屋舍才能闭眼。他现在在各地住的几处房子，和公司的其他财产一样，都没有办理过向个人过户的手续，在职时可住，退休时要交。他也从未给过儿子的乐队一分钱的帮助，——除了痛恨这个抢走了他儿子的乐队之外，他在观念上也不主张儿子在事业方面不劳而获，坐享父母的荫泽，因为那样对他的成长反而不利。他现在想方设法避免使公司回到国有体制上去，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公司里那几个多年跟着他风雨同舟的弟兄。他不能让大家脱下干部装赤条条地下了海，闯过惊涛骇浪之后又赤条条地上岸穿回那身旧衣服，那样的话又何必死去活来地滚这一身水呢。
在他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书记梅启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约出来吃了一顿饭。他和梅启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间可以用闲话闲说的方式，从他今后的发展战略谈起，慢慢把话题绕到长天集团关系挂靠的问题上来。梅启良是吉海市的老人，吴长天从环卫局辞职下海的时候，他是市工交党委的宣传部长，和吴长天的年龄、级别，都差不多。对吴长天下海办厂以及后来长天企业在开发区财政局挂靠的大致过程，都还清楚。这些年，长天集团在吉海是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吴长天又与梅启良个人的私交不错，所以梅启良对长天集团在吉海的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那天在餐桌上谈到长天集团的归属，梅启良倒是持非常开明的态度。
“首先要听你的意见，”他对吴长天说，“长天集团是你一手搞起来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它，你最有发言权。”
梅启良的诚恳和通达，对吴长天的内心起到了一点撩拨的作用。又仗着喝了几杯热酒，一向谨慎的吴长天不知怎么竟把一句还不到火候的话冲口而出：“梅书记你最清楚，长天集团是我一点一滴弄出来的，挂在财政局是当时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怎么假戏真做就成了国有资产了呢，公司的账上可是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啊。”
话一出口，他马上后悔，因为梅启良面色暧昧，沉思着未开口，这使他的酒劲立刻退了下去。他试图着往回收：
“当然，这么多年我把公司的老营扎在吉海，始终没动，也是因为市委、市政府给我这么大的支持，我得为吉海做点贡献。梅书记你是知道的，市里要我出钱出人，让我办什么事，我们长天公司什么时候没有遵命？企业的资产无论属于什么性质，我吴长天对市委、对市政府，这个组织原则我还是坚定不移的。”
梅启良这才点头：“你是吉海的利税大户嘛，市委、市政府当然要支持你。长天的总部不离开吉海是正确的，吉海给你的条件和政策，去别的地方你不一定拿得到。至于说，长天的企业性质，历史过程，大家都知道，但是看法恐怕不会那么一致。你们不靠政府投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这个精神，这个历史，大家都承认。但当时毕竟算是市环卫局下属单位，后来又挂在开发区财政局下面，算局属企业。政府虽然没有资金投入，但当时给你们的政策，对你们的扶持，可是完全按国有企业对待的。当然，从资金投入的角度，搞清楚长天集团有哪些资产应该算你有份，这当然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十五大以后，中央也提倡明确企业产权关系，提倡企业走股份制道路。你吴长天如果能占长天集团的部分股份，这对调动你的积极性，对长天集团今后的发展，也有一定好处。但是，认定股份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有法律的依据。总归这个事我个人意见不是不能讨论，啊，不是不能讨论。”
对梅启良的这番若明若暗，左右逢源，既不失原则，又变通灵活的表态，吴长天翻来覆去，揣摩良久。一会儿觉得山重水复，一会儿觉得柳暗花明；猛然一想似觉暗含机锋，细一分析又不得要领。唯一给他留下一线光明的，是结尾那句连续说了两遍的“不是不能讨论”的话。只有此言，为他的希望留下了一个相对实在的活口，虽然梅启良并没有明说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和梅启良吃过这顿饭以后，吴长天匆匆回到北京，人们以为他是为筹划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而来，其实不然。董事会的事他几乎全部交由郑百祥暗箱操作，他只在幕后对个别关键环节进行遥控。这些天来除了刚刚和那位有点来头的深圳建筑商见了短短的一面之外，他一直闭门谢客。今晚的董事会也称病不出。他一天到晚只和集团的财务总监、法律部的主任和有时由他们带来的几位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干部，关在他的书房里开小会。既然梅启良表态长天集团的股权认定要有法律依据，他就不能不有所准备。法律的、政策的、财务的、理论的、历史过程的依据，都要准备。这件事在全集团除了几个参加研究的财务和法律干部之外，只有副总裁郑百祥和行政部经理李大功知情。对郑百祥，吴长天私下里许给了他百分之十的股份。李大功和其他几位长天的老人，尽管没有得到具体的许诺，但心里都清楚他吴长天的人品。他与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会亏了他们。
这件头等大事，存亡所系的大事，就在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个隆冬，在吴长天的小小的书房里，悄悄地启动了。也许吴长天这种急迫的心态也是世纪末情绪的一种，他心里总是觉得一个时代的期限将近，很想在新世纪开篇之前把这等生前身后的大事一揽子了结。知情的人中，只有李大功一个人不需要参加具体的研究和操作，他负责搞好这些人的生活食宿和车辆的安排，以及一切行政后勤的事务，包括今天用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吴长天的儿子吴晓。
吴晓是晚上快九点钟了才出现在他演出的那家酒吧的，李大功把他带回京西别墅时，几乎快要夜深人静。吴长天从内心的最深处，是非常非常疼爱这个儿子的，其情之切甚至难以形诸言语。他时常会在日理万机之时，不期然地想起他来。儿子似乎成了他对家庭、对亡妻的爱心和怀念的唯一实实在在的对象，尽管父子间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距离也有点疏远。
儿子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床和屋子都很干净。虽然吴长天从不让保姆替儿子收拾房间，但儿子的这间卧室和他自己的穿扮一样，总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种生活上的讲究倒是和那些流行乐手的流行习惯相去甚远。见父亲进来，他坐起了身子，还是那副永远长不大的表情。吴长天想把儿子叫到客厅里去谈，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他把儿子放在沙发上的乐器盒子往旁边挪了挪，就地坐了下来。
“这几天还在搞你们那个乐队吗？”他问。
“啊。”儿子拿起床头柜上的一瓶矿泉水，仰着头喝。
“拍MTV的事，找到资助了？”
“正找呢。”
吴长天沉默下去，不知后面的话该如何开口。倒是儿子问：“爸，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和儿子说话，吴长天的口气照例是威严的，只是习惯而已，其实他面对儿子时的内心是充满慈爱的。他问：“最近你见到梅珊了吗？你去找过她吗？”
儿子反问：“我去找她干吗？”
吴长天说：“上次你和她，还有她妈妈，一起去香港旅游，你们不是处得挺好嘛。怎么，现在不来往啦？”
儿子的目光有些疑惑，不是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问这个问题时脸上那异乎寻常的温和。儿子说：“来往过，不过很少。”
吴长天点了点头，说：“我这次离开吉海前，请梅珊的爸爸妈妈吃了一顿饭。她妈妈跟我说梅珊很喜欢你，不知道你对她印象怎么样。梅珊现在也到北京要和一家模特公司签约了，我看你们可以多接触接触嘛。她妈妈很希望你在北京能够帮她照顾一下梅珊。”
他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但儿子不知是因为天真的本性还是故意装傻，无动于衷地答道：“没问题，你跟他们说，梅珊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一定会帮忙的。”
吴长天想了半天，不知该怎么再把话说得更明白，他今天必须拿到儿子的一个明确的态度，他不得不露骨地追问了一句：“梅珊……你对她印象到底怎么样啊，啊？”
儿子未即答言，他又说：“在香港我就看出梅珊对你挺有好感。她妈妈说，她这次一个人孤身到北京来考模特，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你。这种事本来应该你妈妈来管，可现在，我是既要当爹又要当妈。不能不为你操这个心。”
尽管后面这句话暗含了些伤感，但儿子听了依然是那种平静如水的目光，语言却是他嘴里从未有过的尖刻：
“爸爸，是不是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印子钱，得拿喜儿去顶债啊？”
叁
在“阿伊鲍鱼”与刘文庆较完劲儿之后，林星仅仅在心里别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神清气定，自我解脱了。她马上就到二十一岁了，对一般女孩子来说，正好是个青黄不接的年龄。她那些同学都是这样的：想装扮成熟又放弃不了幻想；渴望独立自主又实际上依赖他人；尝到了现实的平庸又期待着突逢奇遇……这时候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加摇摆不定。但二十一岁的林星似乎早就定格了，她早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既充满朝气又老练自持的成年人。
她的朝气表现在对任何想做的事都敢去做，对任何去做的事都满怀信心，她的老练表现在对未来从不热衷细节的规划和具体的憧憬。未来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天才晓得呢。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的生活态度，并做好眼前的每件事情。她的生活态度是坚强如铁和相信自己，而且还必须保留那么一点基本的道义；她拥有的优势是：习惯孤独。
因为她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一个日常有来有往的亲戚。尽管许多同龄人还在拼命挣脱家长的管束，讨厌父母的关怀呢，但有和没有还是不同的，因为父母和家庭永远都会是你精神上一个潜在的支柱。
在大学里，同学和老师对林星都不错，她有数不清的朋友。可朋友是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罢了，最后你依然要自己面对一切，这时候，孤独就成了你的财富。
经历和环境养成了她的这种理性心态，也让她在大学的全部课程里，对心理学一直情有独钟。心理学不像宗教那样让人的灵魂盲目地净化或麻痹，而是使人的内心充满了科学思辨的光辉。心理学对孤独的评价也是令人振奋的，比如它认为孤独的人往往专注于事业，这博得了林星极大的认同。在这个时代里，像她一样埋头读书和踏实上班的漂亮女孩儿真是越来越少了。和刘文庆一吵架，她更觉得只有工作着才是美丽的。所以在“阿伊鲍鱼”吃完那顿饭的第二天，她就向社里主动请缨，买了去吉海的火车票。虽然只买到了“硬座”，但她还是兴致勃勃整装待发。按照计划，她将在吉海完成整个儿采访的材料框架，因为那里是长天集团的总部和它的发祥地。
从退守孤独转化为对事业的专注，既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又是典型的坏事变好事。所以当第二天中午刘文庆又开始呼她的时候，她几乎分不清这对她来说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她没有回，呼了她一整天，她都忍着不回。但忍着忍着就有些不忍了，到了傍晚刘文庆终于跑来敲响了她家的房门，她才意识到孤独也是很容易被瓦解的。
林星拉开门，她几乎不敢与他对视，她不知他的一个眼神是否就足以令她弃守。刘文庆走进来，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先是自己给自己倒水喝，继而拉开冰箱在里边找着什么。林星板着脸回身到桌前整理着台面，心里已经有点软，但她还是想等刘文庆先开口。
刘文庆关上冰箱门，砰的一声打开一罐可乐，说：“你知道我今天干吗了吗？我今天到证券市场过了一回大户瘾，我下了二百万的单！”
尽管这是林星目前最厌烦的话题，但刘文庆的口气还是把她惊住了。
“二百万？”
“一百五十万是客户的，五十万是我自己的。”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没把我也卖了吧？”
“瞧你说的，卖谁也不能卖你呀。钱是我借的。我妈给了我五万，我哥拿了八万，我嫂子他们家出了十万，再加上从几个朋友那儿凑了点儿。我一个朋友正好要买车，我让他晚几天再买，再加上我自己的钱。这是一个好机会，一般人都以为长天实业的股价已经这么高了，都不敢再收，我是摸准了消息下单子。做股就是靠消息。那帮小股民老是盯着哪个公司的业绩好，哪个股票的价位低。那些大炒家光是琢磨哪个庄家有实力，就知道闭着眼睛跟庄跑。我呢，我是一不买公司，二不买庄家，我买的是趋势！”
刘文庆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林星冷笑：“看来你昨天那顿饭没白吃。”
说到吃饭刘文庆的得意更进了一步：“长天实业开发公司的那位金总，我今天早上跟他通了电话，我本来想谢谢他，结果他还真跟我聊了会儿，还要请我吃饭呢。”
刘文庆的神态简直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把林星与之交谈的兴趣搞得荡然无存。她甚至有点后悔开门让他进来。她满怀恶意地说：“是吗，看来我还是离开你好，我一离开你，你就时来运转了。”
对林星的态度，刘文庆以一种不与之计较的豁达笑了笑：“你现在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啊，老这么阴阳怪气干什么。哎，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七点，在亚洲大酒店老船坞餐厅，金总说他去订一条船，让我带你一起去，就单请咱们俩。”
这下林星明白那位金姓老总为何要请刘文庆吃饭了，按这个进展速度说不定三天后就该单请她了。她不知道刘文庆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她与他冷眼相对，狠狠地说：
“对不起，我明天要到吉海出差，恕不奉陪了。”
“出差？真的假的，你帮帮忙别闹了好不好。”
“你要看看我的火车票吗？”
刘文庆急了：“我可以帮你把车票退了，你晚一天再走怕什么。人家金总特别忙，平常很难抽出时间来。而且我都答应人家了，和这种老总打交道，信用是很重要的……”
林星忍无可忍：“你告诉那姓金的，那个什么狗屁金总，你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见刘文庆刚要开口，她又厉声打断他，“不是你！”
说到男朋友，刘文庆的愤怒终于倾泻出来：“对了，我还没问你呢，昨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啊！那小白脸是干什么的？啊！不会是你在街上现找的‘鸭’吧！”
话说得这么难听，争吵于是不可避免地升级。“刘文庆，你怎么说这么不要脸的话！”
“我要脸，你给我脸吗？你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给我留了一点脸面吗？你带那么个小白脸去，大庭广众之下你们亲亲热热那德行，你要脸吗！”
林星全身发抖，竭力压制住自己，她只是拉开门。刘文庆也克制住了，不再叫嚷。他面色凶狠地走出去，走出去之前没有忘了说：“我给你时间，你好好想想你都他妈干了些什么！”
林星在他身后用劲儿摔上门。
客厅里安静下来，艾丽和阿欣探头探脑，分别从自己的房间钻出来，做惊恐状地问道：“怎么啦你们俩，他怎么对你那么厉害呀？”
林星当然无法和她们解释，她重重地吐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说：“没事。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出去？今天没有约会吗？”
艾丽说：“正要去呢，你们在客厅吵架，我们都不敢出来了。”
林星苦笑着挥了一下手，像是个抱歉的表示，又像是一种解嘲。艾丽和阿欣一边行色匆匆地描眉画眼穿衣打扮，一边说着刘文庆的坏话，以示对这位房东的声援。
这时房门又响了，林星一听就知道又是刘文庆。她咚咚咚地走回自己的卧房，砰的一声反锁了房门。她甚至懒得去留意客厅里的动静，懒得去听艾丽阿欣怎样和刘文庆周旋。好一会儿，有人在敲她卧室的房门，随后是艾丽的声音。
“嘿，出来吧，林妹妹，这是另一个宝哥哥。”
林星打开门，没想到，客厅里站着的，是那个衣着笔挺，干干净净的吹萨克斯管的男孩，吴晓。
“你怎么来了？”
男孩不知该如何说似的：“啊？”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跟周围邻居打听来着。”
“噢，你有事吗？”
“有点事。”
林星把阿欣摊在沙发上的衣服卷起来扔给她，对吴晓示意，“坐吧。”然后又去厨房给他倒水。艾丽神秘兮兮地跟进来，小声调笑：“嘿，你要真是对钱无所谓的话，这个可比刘文庆强多了，长得多精神啊，很配你的。”
林星瞪眼：“我跟刘文庆又不是图他有钱，再说他有什么钱呀！”可艾丽的话又使她多了一个心——艾丽和阿欣马上就要出去玩了，如果这栋房间里只剩下她和吴晓两个人的话，在艾丽的狗脑子里，肯定会把他俩干柴烈火地胡想一气。于是她索性不再为吴晓沏茶倒水，而是走到客厅，当着艾丽和阿欣的面，对沙发上那位不速之客说道：“我得出去吃晚饭，然后还要去见个朋友，你要有事的话咱们可以边走边谈。”她这么做至少可以避免艾丽的臭嘴，将来在刘文庆的面前搬弄是非。
于是她和吴晓先于艾丽和阿欣下了楼。吴晓也没吃饭，他们就在街对面的一间小小的咖啡店里坐下来吃意大利面和汉堡包。吴晓说昨天就是在这儿盯着她的楼门口等她的。林星说是吗，为五十块钱不值得。吴晓说五十块钱也没白送，还吃了一顿鲍鱼呢。林星说那有什么，那是你帮我的忙。你今天找我不是有事吗，怎么不说呀？吴晓突然脸涨红，说：我想请你也帮我个忙。林星说：什么忙？吴晓说：我想请你也装一回我的女朋友。
林星吓了一跳！
可随即她又笑了，没想到居然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还有这样一种礼尚往来，既荒唐又好玩儿。
“你也想气气你女朋友？”她问。
“不是，是我爸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不太喜欢她，可我爸非让我和她接触接触不可。”
“你爸是干吗的？什么时代了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代替呀。你不愿意谁还能强迫你。”
吴晓不言。半天才说：“我妈不在了，我爸的话我也不能老不听，我工作的事就和我爸闹翻过。有半年他都没和我说话。现在我也大了，也不想总和他吵架，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而且感情还特别好……”
“噢，我懂了。”林星打断他，冲他点点头。看在昨天吴晓帮忙的面子上，她显然不能拒绝这个任务。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着。”
“我爸不信，所以过两天我想带你去见见他。”
“没问题，我的表演水平不会比你差。明天我要去吉海市出差，等我回来吧，你呼我就行。”
吴晓有些意外地说：“你要去吉海吗，我爸今天也去了吉海，那我们可以去吉海见他。你是坐哪班飞机？”
林星也觉得巧，似乎事情的进程已有点接近于一个故事的结构了。她说：“我坐火车。”她说了她的车次，突然意识到旅途不免枯燥，找个人结伴同行不失为一件快事。但她没想到吴晓竟是一副如此大方的口气：
“我最讨厌坐火车了，时间太长，我们还是坐飞机吧，我去搞飞机票。”
为这事花这么多钱坐飞机，林星觉得似乎有点过于挥霍了，见一面做场戏至于如此破费吗？但是吴晓的态度看上去颇为认真，而且断断没有一点舍不得或者不划算的意思。林星想，既然这小子肯冒傻气替她出这张机票，而且自己也不算是无功受禄，何乐而不为呢。
林星过去是坐过两次飞机的，一次是小时候，一位在空军工作的叔叔带她坐过一次运输机。那飞机又老又旧，飞起来沉浮不定，别人吐了她没吐。飞机上的解放军叔叔都夸她，从此培养了她坐飞机的自信。第二次是她大前年大学放假时，到宁夏银川父母那里过春节，因为买不到回北京的火车票，怕耽误开学所以父母给她买了飞机票。这是她第一次坐民用的客机，虽然是那种小飞机，但感觉还是挺过瘾。那张机票她一直珍藏着，因为三个月后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一同遇难，这张机票就成了他们生前送给她的最后一个礼物。
在与吴晓达成结伴而行的协议之后，与上次林星请吴晓帮忙时一样，两人又开始设立攻守同盟。吴晓说你一定要跟我爸说咱们俩认识很久了，而且你还得是特别爱我，一旦失恋准得自杀那种。林星笑道：我可不爱你，你以为长得漂亮的男孩对女孩就一定有吸引力吗，那你错了。吴晓说：这不是让你帮忙嘛，帮忙帮到底。林星说：那你就得把你们家的情况告诉我，免得我说漏了馅。吴晓的表情像一个特务头子交待任务似的，严肃得有点滑稽：你就知道我妈已经病故了，我是靠我爸养大的。我们老家就在吉海。别的你一概不清楚。停了一下，又补充道：过去是我爸养我，现在我自己养自己。林星问：你生在北京还是生在吉海？吴晓答：生在吉海。我后来到北京工业大学上学，后来退学了。林星没想到这小子还上过大学，万分惊讶：为什么退学了？吴晓平平常常地答道：因为我有别的爱好。我爱好音乐。林星点着头，两手做了个吹喇叭的动作，说：噢，对了，我知道你是吹“响器”的。谁家办丧事，你去吹“送葬曲”。这回吴晓脸上挂出几分惊讶：你怎么知道的？马上又释然：噢，肯定是你同屋那女的告诉你的，她以前看过我演出。林星故意贬低说：什么演出，别说得那么正经好不好，小心吓着我。不就是在街上的酒吧吹吹嘛。喝酒的人听着你们的音乐聊天，也就是当个背景图个热闹罢了。吴晓也不恼，还是用平平常常的神态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音乐家都在酒吧间演出过。再说迷恋音乐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知音。林星没再争论，她只是觉得打击打击他挺好玩儿的。她也知道他的萨克斯管吹得相当不错，那首《天堂之约》几乎赚到了她从不轻弹的眼泪。
吃完饭吴晓不像以前那么赖了，抢着付账，林星不让，坚持AA制。当晚他们在那间咖啡厅分手，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林星就爬起来去退火车票，然后又赶回家收拾行李，又匆匆忙忙地给自己下了点面。她和吴晓约好了中午十二点半他来接她。
十二点半吴晓准时来了，从这一刻开始，林星便发现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首先是吴晓坐了一部宽大豪华崭新锃亮的奔驰轿车来到她的楼下，随车而来的除司机外还有一位四十来岁西服革履看上去有头有脸的人物。那汽车和静源里简陋破旧的居民楼相比，显得庞大得不可一世。要不是吴晓打开车窗高声叫她，她绝不会想到这又黑又亮的车子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她满腹狐疑坐进车子，问吴晓这是谁的车，你真有办法。吴晓说这是我爸他们单位的。林星对前座上的那位中年男子笑笑，沾光似的连连道谢。那人报以礼貌的微笑，说不用谢不用谢。到了机场，林星看见那中年人跑在前面殷勤地替他们办了登机牌，然后交给吴晓，和颜悦色地交待几句与他告辞，不禁大惑不解，她拽拽吴晓问：他不一起走吗？吴晓反问：谁？林星指指那人背影，吴晓说：啊，他不走，他是来送咱们的。
林星再次吓了一跳，有这样体面的车和这样体面的人专程送行，就像他们是相当于哪一级干部似的。而且，上了飞机林星才知道，他们坐的是头等舱。他们为何能有如此的派头？头等舱的服务小姐极尽周到客气之能事，使林星恍若到了另一个世界。她问吴晓，坐头等舱去吉海要花多少钱？吴晓说，管他呢，我爸爸他们公司和航空公司有机票合同，用不完的话过期作废，所以不坐白不坐。
吴晓的解释使林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依然疑窦未消。直到他们到达吉海，一走下飞机就被一辆等候在停机坪边上的加长型卡迪拉克轿车直接接出机场，气宇轩昂地开往市区的时候，林星才不得不深信，这位曾经偷吃她的盒饭并向她讨借过区区五十元车钱的萨克斯少年，无疑是一个超级巨富的纨子弟。
卡迪拉克穿过吉海繁华的市区，继续向夕阳黄昏的郊外开去，不久开进了一处茂密优美的森林。林星看到大片成材的柏树环抱着一湾碧水幽潭，也环抱着几幢淡黄色的小楼。楼前的空地上，停了不少豪华轿车，一群司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卡迪拉克在楼前戛然而止便不约而同地引颈张望。随车的工作人员为他们引路，走进小楼，走过了数不清几道门槛几条走廊几个拐弯，终于将他们领进一间如同五星饭店总统套房一样宽大奢华的套间，让他们稍事休息。他们刚刚坐下就有服务小姐送上茶水和滚烫的毛巾。吴晓显然对此处已极谙熟，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去洗脸梳头。从那时林星就开始注意到吴晓的这个习惯，以前她仅仅知道他多数时间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却不知他竟如此注意打扮，不仅每次见他都是衣冠楚楚，而且一旦遇有镜子，必是左顾右盼。因为报纸上说这些年从幼儿园到中小学教育的弊端之一就是使男孩都有点女性化，所以林星也不把吴晓的臭美视为怪事。
吴晓在卫生间里磨蹭个没完，林星坐得无聊便信步从客厅走到门前的回廊，四面张望。回廊外是满眼整齐鲜嫩的绿地，虽然时令未出四九，但仍绿得赏心悦目。林星有心踏青一游，又不知此地有无“不得入内”的规定，只能叹为观止。绿地周围，几幢形状相似的黄色小楼错落有致接踵连肩，天上洒下的一层薄薄的暮霭，统一了小楼与草地的色调，并且将一种水彩画似的精致与朦胧，表现得恰到好处。天地间与夕阳下悬浮着的清新空气，也是污染的北京所没有的，引得林星贪婪地大口呼吸。正在心旷神怡之际，忽闻身后回廊上响起一片杂沓的脚步，几个服务人员神态慌张地匆匆跑过。在片刻的寂静之后，人声又起，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簇拥着一个面目威严的领导从回廊的一端逶迤而来。那人不断大声地批评着某人某事。究竟何人何事林星不甚了了，但听得出大约是指责这里和那里都是一团糟糕。“郑总陪外宾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到现在也没有布置完。外事无小事，我以前不知强调过多少遍了，结果还这么一大堆事没弄好……”周围的人唯唯诺诺：“对对，李总是强调过很多遍了，我们下午查得不细，查得不细……”一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草地边上的林星，前呼后拥地围着那位头头儿，消失在回廊的另一个出口。
她退回到客厅，吴晓也终于梳洗完毕，容光焕发地从卫生间出来了。林星笑道：大姑娘上轿呀？吴晓辩解：坐飞机可脏呢，你不洗洗？那位去机场接他们的人走进来，招呼他们去吃晚饭，他们就跟着他往餐厅走。一路上林星从一些敞开的房门里，看到一间间气派非凡的会议厅、会客厅和宴会厅。时值晚餐时分，几间宴会厅都已灯火辉煌，服务人员正一一布置着场面。路过一个宽大的过厅时，林星看见这里所有的人皆忙碌着把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迎到里边去。和那几位老外一路谈笑风生的，是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国人，所有人见了都躬身让路并加问候，毕恭毕敬地称他为“郑总”。
林星和吴晓被领进一间小宴会厅，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吃了晚饭。饭后他们被告知吴晓的父亲因公务缠身，今晚不能赶过来，见面只能明天再说。
林星马上对吴晓说：“明天要是再见不到我可恕不奉陪了。我还有采访任务呢。”
吴晓一脸对不起的样子，说明天肯定能见着。
林星话虽如此说，心里却是打算了帮忙帮到底的。这天晚上工作人员就安排他们在这楼里分别休息。第二天早饭之后，有人备了车子，将他们从这里接走，沿着郊区公路走了二十多分钟。在穿过几幢漂亮的乡间别墅之后，林星看到大片绿色的丘陵和林木，看到点缀其间的镜子一样的袖珍湖泊。依据以前在画报上得到的印象，她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一座高尔夫球场。
汽车在草坪边上停下，有人引领着他们踏着青嫩的草地向球场腹地走去。林星看见昨天在小楼里见到的那几位老外，正围在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国人身后，看他操杆击球。那一杆老鹰球看来打得不错，很高、很远。老外们都语气夸张地报以喝彩。一位工作人员走来在那老板耳边低语几句，那老板将球杆交给球僮，和老外们说了句什么便向林星他们走来。吴晓叫了一声爸，林星正欲进入角色做羞涩状，忽然咣的一下愣了神，她惊讶地看到走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原来就是长天集团的总裁吴长天！
吴长天也是一怔，但只是瞬息之间，面目马上恢复了平和，问吴晓：这是你的朋友吗？吴晓说是啊。吴长天伸出手与林星握了一下，表情说不清是冷淡还是严肃，他问：“你不是因为吴晓才去采访我的吧？”
林星几乎不知该如何说明自己，如何描述整个事情的始末。她甚至不知道此刻该怎么称呼吴长天，是叫叔叔还是叫吴总。她慌慌张张地说：“对不起……吴总，我不知道是您。”
吴长天向近处一辆电瓶车走去，从上面取了矿泉水喝，然后看一眼身后的林星和吴晓，又问：“他没告诉你吗？”
林星努力克服着突如其来的尴尬，答道：“没有，他只说他爸爸在一家公司工作，我确实不知道是您，我可以发誓！”
吴长天淡淡地说：“噢，那倒是真巧。”
最吃惊的倒是吴晓，他疑惑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林星，几乎不敢相信地问：“你们认识吗？”
“认识！”吴长天很干脆地回答儿子。
这个场面对林星而言，似乎很难进退了。吴长天是她采访的对象，也是她新近崇拜的人物，她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充当一个“骗子”的角色。但这场戏又必须继续演下去，因为她不可能中途退场，背叛自己同龄的朋友，背弃自己原来的承诺。所以，当吴长天问她你和吴晓认识多久了的时候，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按原定的计划编造：
“两年了。”
“那时候你还在上大学吧？”
她点头称是。
“你对吴晓看法怎么样？”
吴晓马上抗议：“爸，你问这个干什么，她对我的看法还能不好吗？”
吴长天理也不理自己的儿子，眼睛只看着林星：“你实事求是答。”
林星已经镇定下来，她镇定如常时的口才是充满自信的，“你说吴晓吗，他不爱说话，人挺不错，萨克斯管吹得很好，挺有艺术天分的……”
“你和他交朋友就是因为他有艺术天分吗？”
“不是，我是觉得他挺像流川枫的。”
“什么？”
吴晓和他父亲几乎是同声疑问，他们都不知道流川枫是谁。林星这么说多少有点调侃的性质，她不想把这种游戏玩儿得太过正经。
“那是日本动画片里的人，一个打篮球的高中生，长得和吴晓一样，女孩子现在都迷上他了。”
吴长天也许听不出林星口气中的游戏心理，但至少把她的回答当做了女孩儿的一种风趣。他笑了一下，问：
“你了解吴晓都有什么缺点吗？”
“呃——了解，有时有点幼稚吧。呃，还有……他太爱打扮了，我觉得男孩子不应该太注重打扮自己。”
对林星的回答，看不出吴长天脸上一丝认同与否的反应，他又问：“你们两个，是你追他，还是他追你？”
林星本想说，没有谁追谁，都是互相的。但一念之间，却转而说道：“是他追我，从来都是男的追女的，女的可很少追男的。”她觉得这本来就是吴晓求她帮忙的事，她不能再扮演低人一等的角色，尤其是在吴长天这种大人物面前，犯不着自找卑微。
吴长天的问话至此告一段落。而林星用这句话作为这场“相亲”的收尾，使她隐隐觉得占了上风，脸上也就有了几分轻松。吴长天说：“你们玩儿吧。”便离开他们向他的客人们走去，他也许没想到林星会大胆地在身后叫住他。
“请等一等，吴总！”
吴长天站住，回身看她。林星说：“吴总，我这次到吉海来，其实主要是为了继续采访长天集团的企业的。您能给我一些支持吗？”
吴长天问：“你需要我做什么？”
林星说：“如果您能对下面发个话，也许我会顺利些。”
吴长天想都没想便答复道：“我会派人派车陪你到下面企业去的。你会顺利的。”
这是林星此行的真正目的，能有如此安排，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她高兴得几乎忘记了身边的吴晓和自己此时的角色，兴高采烈地向吴长天连声致谢。她的兴奋让吴长天再次停下脚步，侧身看她，意味深长地问道：
“你真的想谢我吗？”
林星笑道：“当然，我真心实意。”
吴长天点了一下头：“会有机会的。”
吴长天回到客人身边，既亲热又不失派头地用英文和那些洋人们大声说笑，然后一起坐上电瓶车，向球的落点开去。林星和吴晓望着远去的车子，都呆呆的，站着没动。不知过了多久，还是林星先松了口气，摊开两手对吴晓笑道：“行了吧，我完成任务了。”
吴晓冲她感激地笑笑，情绪却一点都不快乐，他闷闷地说：“行，谢谢你了。”
从这一天下午开始，林星就忙碌在她计划中的一系列采访工作里，不再理会吴晓了。在整个长天集团，吴长天的每一道指令，都是神圣的，都会得到一丝不苟的贯彻执行。当林星从高尔夫球场一回到小黄楼，马上就有一位集团总部的工作人员找到她，说是奉了总裁办公室的指令，负责陪同和协助她这几天在吉海的采访，并且果然安排了一辆专车给她使用。原本估计会困难重重的采访一下子变得极其顺利和轻易，几乎让林星觉得这实在是一种运气。
负责陪同她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名叫夏卫华，年纪大约二十七八岁。他每天早上随车来小黄楼接上林星，然后按照她的要求，带她去想去的企业，帮她找想找的人。在林星采访时他总是陪在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们交谈，偶尔也插一两句话对某件事加以说明和补充。后来和林星熟了，她谈话时他便偷闲躲在不远的地方背外语，准备着马上就要参加的什么考试。中午，他会安排好林星的午饭，一般是采访到哪家企业就在哪家的食堂吃。他比较健谈，吃饭时喜欢和林星聊天，谈企业的情况也谈社会新闻也谈自己。他说他来长天集团已有六年，先在总务部后到人力资源部最近又调到创建精神文明办公室。林星很奇怪在如此著名的大企业里工作的这位文质彬彬的年轻白领，竟然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是到了长天集团之后才攻读了业大，现在又在补习英语。而夏卫华对此毫无愧色，他说我们吴总裁说过：日本的商界天皇，西武集团的老板堤义明就用了很多学历不高的人，因为很多太有学问的人常常不愿意为了区区一点企业的利润而默默操劳一辈子。干企业是很辛苦的。夏卫华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吴总裁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们也一样。我们这儿不执行劳动法，四十小时工作制在我们这儿行不通。”夏卫华的自豪也感染了林星，几天来她在这些企业中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对长天集团和这集团的领袖充满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