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
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
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
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
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
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
二〇〇六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
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
“为什么？”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
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人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
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日后他得到“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我看马丁·路德·金传记才知道，领导民权运动时，他才二十六岁。
为什么是一个年轻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并且得到了响应？是什么让四万多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毎一天步行外出，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X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一九二九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
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而二十六岁的马丁·路德·金，就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规则的人。
《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二十岁的我，读的是财会专业。
我也有政治课，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为了应付考试，我都背了，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年轻的时候，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到做了记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我采访陈丹青时，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一根线条可以轻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欢她画里“水汪汪的劲儿”。这姑娘叫吴雯，想考陈的研究生，考了两年，第一年政治、英语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语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我们越洋采访她，她说：“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他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
“怎么叫‘认了’？”我问他。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
编完这期节目，老郝去游泳，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她一扭身出来，找到前台。人家是老国企了：“我们这儿，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
“找你们馆长来。”
“这两天机器坏了，正在修……”
“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
“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机拨通了114：“喂，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写到“找你们馆长来”，还问读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
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
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
“不。”他说，“我信仰法律。”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
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
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
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