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摇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

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

八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表还感到条件反射式的恶心。

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

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间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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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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