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这时，从三名公安人员背后闪出了红卫兵肖冬云。肖冬云还穿着自己那身草绿衣裤，头上仍戴着军帽，臂上红卫兵袖标犹在。总之红卫兵肖冬云看去依然是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
为首的那名公安人员指着肖冬梅再问肖冬云：“也许我们的线索错了，她不可能是你妹妹吧?”
肖冬云近了一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望着自己的妹妹，失望地摇头。
肖冬梅却一眼认出了姐姐，兴奋地叫起来：“姐!”
肖冬云眼一亮，细看肖冬梅，认出了是自己妹妹。然而她张着嘴，一时愕得说不出话——肖冬梅匆忙之间，穿在身上的是“姐”的紫色睡裙。她穿着太长，胸部也就暴露得甚多……
公安人员们面面相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摇头，另一个不管不顾地叫“姐”……
肖冬云却已几步跨到了肖冬梅跟前，挥起手臂，狠狠地扇了妹妹一耳光……
胡雪玫抗议道：“你凭什么打人?!”
肖冬云倏转身，又狠狠扇了胡雪玫一耳光，振振有辞地怒斥：“我妹妹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肯定是你把她给腐蚀了!”当过模特的胡雪玫个子高，肖冬云扇她那一耳光时，双脚跳起了一下。
胡雪玫自出生以来，从未被谁当众扇过耳光，她捂着脸一时发蒙。
肖冬梅也气极了，双手一推，姐姐被推得倒退而出。
她指着姐姐大声说：“不错，你是我姐姐，但她也是我姐姐，你凭什么连她也打?!”
“好啊，好啊，腐蚀你的人居然也成了你姐姐!你照照镜子，你还能认出你自己吗?!”
“我把头发剪得这么短是我愿意的!我穿这件睡裙是因为我喜欢!实话告诉你姐，我还喷香水了呢，我还涂眼影了呢，我还抹口红了呢，昨天晚上我还刷夜刷了个通宵呢!怎么?不配是你妹妹了?你要是觉得不配是你妹妹了那咱们就干脆脱离姐妹关系!”
肖冬梅气得泪眼汪汪了……
肖冬云也气得泪眼汪汪了……
姐妹俩谁都没想到，她们分开了三十小时左右再见到时，竟会剑拔弩张。
胡雪玫此刻也不干了，她冲公安人员们嚷嚷：“你们敲开我的家门，究竟有何贵干?她挥手就打人，你们眼看着都不管，你们不是怂恿是什么意思?今天你们非得给我个说法不可，否则我闹到你们公安局去!”
为首的公安人员息事宁人地说：“安静，女士们请安静!胡女士，我们首先得请您多多原谅。我们闹开您的家门，实在是因为公务在身啊!她动手打人当然是不对的，可她……这么着吧，我们替她请罪了，就算打在我们脸上了行不行?”
“明明我挨了一耳光，就算打在你们脸上了?不行!”——胡雪玫双手叉腰，柳眉倒竖。
“胡女士，事情比较的……我也是老公安在执行新任务，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我想，我们必须单独谈一谈……”
他说着，将胡雪玫从室内扯到了室外。尽管她不停地抗议着，还是被扯下了楼梯，扯出楼门，推进了停在楼外的公安局的车里……
“胡女士，事情是这样的……”——他吸了几口烟，以从头讲一个传奇故事那种神秘表情开始就他了解的情况细说端详……
当胡雪玫重新回到她的家里，肖冬梅姐妹俩已经在另两名公安人员的劝解下和好了。
姐姐肖冬云重见胡雪玫，不免难为情，满面愧色地说：“你好心收留了我妹妹，我本该谢你的，反而……我是因为太难以接受我妹妹刚才的样子了……”
胡雪玫心不在焉地说：“没什么。既然已经有人替你解释清楚了，我不计较。”
尽管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仍糊涂一片的。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又活过来了——她比肖冬云难以接受自己妹妹刚才的样子更难以接受这种事儿。但一位公安局的处长亲口讲给她听的，而且是当成重要任务执行着的事儿，又是不容她怀疑的啊。而肖冬梅则在一旁嘟哝：“我刚才的样子怎么了?难道我刚才的样子吓人啊?……”
她已经在姐姐的命令下，换上了红卫兵时的衣服。
她对镜旋转着身子，继续嘟哝：“女孩子穿这身衣服究竟有什么好的呢?我可不愿意与众不同。如果中国真的已经没有红卫兵了，那我也不当红卫兵了……”
肖冬云板起脸喝道：“住口!说话前要掂掂轻重!”
胡雪玫走到肖冬梅面前，想说什么，张了几张嘴，竟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她转身茫然地望着公安人员们……
“那我们就别再继续打扰胡女士了吧!”——为首的那位处长率先朝房门外转过了身……
肖冬云拉起肖冬梅的手小声说：“快谢谢人家。”
肖冬梅看看胡雪玫，看看姐姐和公安人员们，犹犹豫豫地说：“要是还把我关回到那个大院儿去整天学语录、斗私批修、早请示晚汇报的，那我可不干!那我还不如留在这儿!……”
一名公安人员笑道：“那哪儿能呢!当时对你们那样，完全是为了你们好嘛!保证不会再那样就是了!”
肖冬梅沉吟半晌，又说：“如果骗了我，那我就再逃跑!”——她望着胡雪玫问：“姐我如果再跑回到你这里，你还会收留我吗?”
胡雪玫备感欣慰地说：“当然会的呀!”
肖冬梅仍有点儿对胡雪玫这位“姐”和胡雪玫的家依依不舍，她要求坐胡雪玫的车，由胡雪玫开着车亲自将她送回到跑出来的那个地方。她的模样看起来竟有几分招人可怜了，仿佛被接回家过了些日子的精神病人不情愿再回到精神病院去。我们都知道的，精神病人全那样。
胡雪玫怎么能不答应她的要求呢?她对肖冬梅也有点儿依依不舍的呀！
公安局的那位老处长也想坐进胡雪玫的车里，肖冬梅说：“对不起，我还有些不愿被别人听到的话打算在车上对我这位姐说。”
老处长笑了：“理解，理解……”
于是胡雪玫的车在后，公安局的车在前，一路保持着相隔不远的车距由市内向郊区开去……
路上，胡雪玫说：“小妹，我舍不得你走。”
肖冬梅说：“姐我知道。”
“我已经没有亲人了，父母去世了。哥哥也不在了。不但没有亲人了，而且，连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也没发现。总算一不留神捡了你这么个小妹，总算渐渐的喜欢你了，却没法儿留住你……”
“姐，只要我仍在这座城市里，我一定经常回你家看望你……”
“回咱们的家。”
“对。回咱们的家。咱们的家多好啊!如果我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那么无论我到了哪里，都会经常给你写信的……”
“但愿。”
“姐我到了别处，我会想你的……”
“我信……小妹，千万别因为你把我蹬下床那件事儿瞧不起我……”
“姐，咱们都忘了那件事儿吧!”
两人说着话的过程，车内一直回荡着一首流行歌曲：
见到你真的不容易
仿佛隔着几个世纪
我们之间还能拥有的
只是越来越远的距离
也许分手才是最好的结局
这样的话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有些事我早已不在意
有些事你也该慢慢忘记……
车内回荡着婉约缠绵的歌唱，如诉如泣，使人联想到最后一场洗刷秋叶的霏雨，虽细细地下着，虽滴滴满含着雨对叶子一向的柔情，而那一树树的秋叶，却再也没心思附于斯了，纷纷的无声无息地飘落，宁肯铺向湿漉漉的石径或无路的土地……
音响开关是经肖冬梅的手轻按的。她对“姐”那辆车本身的兴趣远不及她对车内音响装置的兴趣。至于音响里传出什么内容的歌唱，她倒是不太留意听的。三十几年前的这一名初中女红卫兵，对于三十几年后演绎少男少女初恋情怀的歌唱，是不怎么发生共鸣的。设若她也成了一名发烧友或追星族，那是很需要经过一番时代的改造的。她甚至不愿认真听一听歌唱者究竟是男是女。她的头随着那婉约缠绵的歌唱扭来扭去，只不过在辨听声音到底是从哪个部位发出的。就情歌而言，她更喜欢听三十几年前的《敖包相会》或《在那遥远的地方》一类……
所以，当她终于发现“姐”脸上流淌着泪水时，她是多么的惊讶啊!
“姐你又怎么了?”
她问得疑惑也问得不安，并用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姐”把握方向盘的手。依她想来，“姐”应该开心才是。毕竟的，她又和亲姐姐在一起了。眼前这一位“姐”，不但了却了自己强加给她的一份义务，而且也从此摆脱了自己一筹莫展的依赖啊!
“姐”任泪水在脸上流淌着，低声说：“我舍不得让你离开我。”
她这才明白“姐”脸上的泪水证明着什么。本以为“姐”刚才那番依依不舍的话，是相互有了点儿感情的人们即将分别时照例都要说的，想不到却是“姐”如此真心实意的话!
她一时沉默，反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好了。再听那歌唱，似乎是专为她和“姐”的即将分别而如诉如泣着了。
及至车开到她所熟悉的那所院子的大门外停住，望着写满院墙的红色标语，以及院中那一尊挥招大手的毛主席塑像，红卫兵肖冬梅自己脸上，也不知不觉淌下了泪。亲姐姐肖冬云坐的那辆公安局的车在“姐”的车前停住，亲姐姐肖冬云和三名公安人员已下了车，在等着她俩也下车。
“你就是从这儿逃出来的?”
“嗯。”
“这地方还挺好的。把墙上的标语粉刷了，把毛主席像移走，再把周边环境好好改造一番，我看值得投资办一所疗养院，或者开发成一处度假村。再不建成封闭式管理的私立中学也不愁生源……”
“不好……”
红卫兵肖冬梅想到的却是在那院子里度过的数天数夜，半军事化的生活，闻号作息的严格时间制度，要求自己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实违各自性情的自觉，以及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政治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好?我以为只有这种地方才更适合你待……”
“姐”奇怪地转脸看她。
“可……可现在我觉得这种地方一点儿也不好了。”
红卫兵肖冬梅快哭了。离开那所院子还不到两整天，她已经非常的不愿回到那所院子里了。
从院子里走出了穿白大褂的“老院长”及两名“军宣队员”，他们和公安人员们说些什么，公安局的人指了指“姐”的车——于是“老院长”朝“姐”的车走来……
“姐”的双手这才离开方向盘。“姐”刚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泪痕，“老院长”们已走到了车旁。
“姐”用爱莫能助的目光看着她，低声说：“下车吧。”
她不得不打开了车门。那一刻，泪水盈满了她眼眶。
她刚一下车，“老院长”就将她拥抱住了，亲切和蔼地说：“孩子，肯定受了不少委屈吧?”
红卫兵肖冬梅哭了……
“别哭，别哭，你这不回来了吗?这不又和你的红卫兵战友们在一起了吗?”
她真的觉得委屈了，哭得更厉害了……
她推开“老院长”，转身投入“姐”的怀抱，求助似的小声说：“姐，我可怎么办啊?”
“姐”什么都不说，又将她推向了“老院长”那边。之后，“姐”一转身坐入车里去了——她觉出“姐”已将什么东西塞入她手心……
公安局的那位处长对“老院长”说：“人我们找回来了，移交给你们了。没我们的事儿我们该回去了。”
“老院长”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他们先后上了自己的车。那位处长上公安局的车前，犹豫了一下，走到“姐”的车旁，弯下腰打开车门对“姐”说：“怎么，还不走呀?我看她对你倒比对她亲姐姐还亲了。透露透露，怎么和一名红卫兵的关系搞得如此难舍难分?我对她们可一点儿好感都没有。三十几年前我父亲是公安局的处长时，没少被她们折腾……”
“姐”将脸一扭，未理他……
肖冬梅随着姐姐肖冬云及“老院长”们进了那所院子，铁栅门自动关上了。她落后一步，展开“姐”塞在她手里的纸条偷看，见纸条上写的几行字是——要是不愿待在那地方了就给我打电话，我赴汤蹈火也会赶来把你营救出去的——并清清楚楚地写着“姐”的手机号码……
她转身隔着铁栅门朝外望，“姐”的车仍停在那儿。车窗摇下了，“姐”正向她招手……
四名红卫兵战友重新相聚在一起，似乎彼此间都变得很陌生了。话不投机的情况经常发生，每每辩论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
顶数肖冬梅最具有“造反”精神。她坚决地声明自己永不再早请示晚汇报，永不再“三敬三祝”，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也得看别人究竟错了没有自己究竟错了没有。她毫不讳言自己已不能整天不想别的，只一味儿像从前似的在“灵魂深处斗私批修”了。她甚至坦率又大胆地承认自己的灵魂已堕落了……
对她最有批判权的当然非她的亲姐姐肖冬云莫属。
肖冬云问她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她就大谈跟“姐”在一起的种种开心。末了说：“反正我不想再待在这种鬼地方了!”
亲姐姐肖冬云恨不得又扇她耳光。
和妹妹正相反，肖冬云一再表明自己丝毫不曾堕落。她诚实之极地汇报自己与红卫兵战友们分散后的经历。当她讲到那个伪装好人的男人怎样企图侵犯她，以及那个半好半坏的司机怎样对她心生歹念趁人之危时，红卫兵战友赵卫东和李建国一再打断她，板着脸口吻严肃地询问得很细。似乎不询问得细，不听她讲得一清二楚，便有可能被她含糊交代蒙混过关。而那些经历，一则是她不愿重新回忆的，一则是她一个女孩儿家极不好意思明明白白地讲的。她既不往明白了讲，赵卫东和李建国自然就觉得她讲的有破绽，也自然就对她的丝毫不曾堕落存有几分正当的怀疑。
肖冬梅从旁听着他俩对姐姐一句推进一句的，细密不露的，简直就等于是审问的讯问；看着他俩一忽儿严肃得可谓冷峻，一忽儿侧目而视，眼神乜斜，分明是在揣度的表情，以及姐姐一心想要交代得清清白白，却又难免的有所遮掩，不便掰开了揉碎了细说端详的窘态，早已按捺不住沉默的定力，一迭声地高叫：“抗议!抗议!我替我姐姐抗议!”
不料姐姐反瞪着她大加训斥：“你不悄没声儿地反省，叫什么叫?抗的什么议？我该不该抗议我自己还不知道吗?用不着你替我抗议!滚回宿舍老老实实反省去!”
赵卫东却说：“别叫她滚回宿舍去。叫她亲眼目睹我们之间这一场灵魂和灵魂的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对她有特别的教育意义。兴许有助于我们将她已堕落不堪的灵魂拯救过来。”他对肖冬云这么说完，倏地一转脸，猝不及防地问肖冬梅：“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谈谈你抗的什么议吧!”
肖冬梅就理直气壮地说：“你俩，有何权力监察别人的灵魂?我们四个民主选举你俩是什么非常工作组了吗?我们四个离散后，两天里各自当然都会有一番经历的，谁爱讲便讲，不爱讲的也算不上是隐瞒罪过。干吗一句句盘问加逼问的?干吗非将一件好玩儿的事儿搞得大家都神经兮兮的?心理都有毛病了呀?”
肖冬梅说此番话时，肖冬云竟没打断她。甚至是在静静地、全神贯注地听她说。但一次次的，不由自主地将双眼瞪得更大，将两条帅气青年那种英眉高高扬起。以表明她愕异的和并不被影响的立场。直至妹妹说罢，一分多钟的集体的沉默中，她还是没开口。她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她真的觉得两天之内妹妹的变化判若两人。她当然认为妹妹的话是完全错误的。究竟错在什么地方，究竟该从哪一个角度予以批判，又是她的认识能力和理论水平所达不到的了。对于自己所受的盘问加逼问，她不仅觉得委屈，其实也是反感的。只不过她要求自己认为，委屈是不对的，反感是不对的。要求自己认为，赵卫东和李建国两名男性红卫兵战友，当然是有盘问自己加逼问自己的权力的。至于他俩为什么有那样的权力，她心里又感到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一片了……
像赵卫东暗恋着肖冬云一样，李建国也是暗恋着肖冬梅的。赵卫东暗恋肖冬云是不彻底的保尔?柯察金式的。而那不彻底的部分，是维特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所复合成的初恋心理，使他对肖冬云既不可能如保尔?柯察金抗拒冬妮娅迷人的蓝眼睛那么“原则”，亦不可能如维特那般一心幻想着怎么取悦于夏绿蒂的芳心。前一种不可能乃因他只不过是保尔?柯察金的中国模仿者。模仿者相对于事物的原状必然是不彻底的。后一种不可能则是时代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在三十几年前的中国，所谓“维特式的烦恼”，是根本不允许公开言说的一个话题。是整整一代人中的“维特”们的集体的隐私。仿佛是一种不存在的事实。尽管这名高中红卫兵的性格，其实很接近着维特的内向和忧郁……
李建国之暗恋肖冬梅，就没赵卫东爱肖冬云那么矛盾了。他爱得相当简单，以不至引起反感的取悦为方式。也爱得不失原则。那原则便是——会使肖冬梅不高兴的话不说；会使肖冬梅不高兴的事不做；会使自己直接站在肖冬梅对立面去的态度，那是一定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的。哪怕肖冬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他很想反对的。在这一点上，他往往显得特别的好脾气。两天前他对她的大声斥责，以及他砸了临街橱窗的冲动行为，是由于他受到的刺激超过了他的自制力。那是一次“反常”。他正因而失悔。
所以，听了肖冬梅那一番抗议的理由，李建国表现得相当平静。他随口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背完，就郑重地表过了态似的，不再出声了。在那样一种时刻，背那样一段毛主席语录，莫说使赵卫东和肖冬云感到莫名其妙，连肖冬梅也不由连连眨眼，不解其意。
赵卫东的目光像钟表的秒针，将三名红卫兵战友的脸当成刻有时间的并列的钟表盘似的，匀速移动了半分钟。这使他们都明白，自己们的“思想核心”又要开始长篇大论的教诲了。果然，赵卫东以从容不迫真理在胸的语调说：“刚才，亲密的红卫兵战友肖冬梅同志，向我们谈到了所谓灵魂问题。并且以强烈的抗议的态度，对我们是否有权关注和过问自己亲密战友的灵魂状况表示了她的异议。我首先声明三点：一、我认为她的问题提得好。这个问题，本是应该由珍惜自己灵魂之革命纯洁性的人提出的，既然我们还没来得及提，被亲密的战友肖冬梅同志首先提出了，所以好。因为正确的思想以答辩的而非宣战的方式体现，更有益于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二、我们视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仍称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乃因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曾经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对我们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进一步说，当革命处在低潮时期，每一粒革命的种子都是宝贵的。三、亲爱的战友肖冬梅同志这一粒革命的种子，现在而论，显然的，不如她从前那么饱满了。好比一粒麦种或树种浸水了，受湿了，将会有不茁壮的株苗在不适当的节气生长出来了。这不应当成为一件引起我们憎恨的事情。同志们，同志们啊，这首先是一件值得我们痛心的事情啊!心痛而情真。这个情，是红色的情，是革命的情，是治病救人的情，而绝不是其他任何庸俗的情。以上三点，我认为，应是我们对亲密的战友肖冬梅同志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基本的，继续所持的友爱原则。当然，如果她讳医忌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只要她不公开成为我们思想的敌人，我们还是要只痛心，不憎恨，争取将她重新团结到我们中间来……”
在赵卫东娓娓而谈的时候，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都保持着习惯了的静默。并且，都注视着他。他们都曾是特别尊敬他的。而肖冬梅对他的尊敬，更是比肖冬云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她相当崇拜他这位红卫兵兄长。只要他一开口，她就仿佛被催眠着了。他刚刚度过男性的变声阶段，嗓音初定，青春期的沙哑已完全被年龄的筛子滤去。唱起歌来像圆润的嘹亮的小号，说起话来像萨克斯管，像箫。而她听他唱歌就像欣赏演奏，听他说话就像听他唱歌。爱听得要命。听不够。用当今的讲法是，他的声音很性感。起码对她如此。
但此时此刻，她恨不得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他的嘴；恨不得扼住他脖子；恨不得揪住他的舌头，将他的舌头从口中拽出来，一截截扯断。并且扔在地上踏扁蹍碎。对于她，他说话的声音已不再悦耳动听。恰恰相反，如铁皮一阵阵蹭在玻璃板上，刺激得她脑仁隐隐地颤疼。以前她认为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一种无比正确的思想，都在真理的不可怀疑的范围以内。现在，她则根本听不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了。尽管他的话一如既往地说得明明白白。却越是明明白白越使她不知所云。她很想大发脾气，因为他将她比作“一粒”种子。“粒”字使她感到他将自己比得轻乎又轻，小而又小。哪怕比作“一颗”种子，她也爱听点儿。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来由发脾气。因为他同时还认为她是“宝贵”的。还视她为“亲密的战友”。还对她怀有“红色的”，“革命的”那个“情”。一方面她从他的话听出来，他显然的已将她归于“另册”，也就是不珍惜自己灵魂之革命纯洁性的人一类；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在用他的话语表明，他对她仍怀着深深的，听来令人感动的，无比高尚的友爱……
是的，他的话仿佛是咒语，使她处在一种特别生气而又特别不能生气的境地。她知道，显然的，她一旦发作，她就使自己变得不可理喻了似的。她比听李建国滚瓜烂熟地背那一段毛主席语录时还尴尬，嘴上像被贴了封条，只有呆瞪着“思想核心”张口结舌不停地眨巴眼睛的份儿……
姐姐肖冬云和李建国都以十分同情近乎可怜的目光瞧着她。仿佛她是一个极端浅薄而又极端不自量的、在老方丈面前斗法，才三言两语就懵里懵懂地彻底被斗败了的小和尚……
赵卫东继续以温和之至的、诲人不倦的口吻说：“下面，请允许我再粗陋地谈一谈我对灵魂问题的一贯看法。同志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不承认宗教迷信所宣扬的那一种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可以重新转世投生的所谓灵魂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儿，灵魂即精神。一个人的灵魂状态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精神境界，是由每一个具体的革命者的精神境界组合成的。红卫兵者，何许人也?革命者队伍的后备军耳。所以，一名红卫兵的灵魂状态的革命纯洁性怎样，绝不仅仅属于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成败与否的大事情。这个事情大得非同小可。所以我们每一名红卫兵，都有着神圣的权力和责任监察另一名以及一切红卫兵战友的灵魂状态。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必须受到任何红卫兵战友的密切关注和监察。这乃是互为的权力、互为的责任。神圣而又天经地义，责无旁贷。靠着互为的权力和责任，我们足以使我们灵魂的革命性像蒸馏水一样纯洁，像水晶一样透明，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杂念，有一点点享乐主义的细菌，有一点点非革命性的七情六欲的存在，都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和彻底的消毒。试问，不如此，一个崭新的理想的世界，又怎么能由我们去创建?我们红卫兵为了革命二字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袒露我们的灵魂吗?我们应该是没有隐私的人。是的，我们当然有灵魂，但我们需要隐私干什么?对革命我们何隐之有?对主义我们何私以怀?我们要响亮地回答，无隐，无私。因而，我们无隐无私的灵魂，实际上应该是共有的，公有的，你的即我的，我的即你的。我关注你的灵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的灵魂；我监察你的灵魂，也是在监察我自己的灵魂。我这一种特权不是我强加于你的，而应被理解为你赋予我的。故它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尤其神圣。你的灵魂绝不应因为被我关注被我监察而惴惴不安。恰恰相反，倘我不对你的灵魂时时刻刻事事处处履行神圣又高尚的权力和责任，你才应该有惶惶不可终日的表现，仿佛你的灵魂已变成了不值得别人一瞥的东西。因为那意味着我对你已不负丝毫的责任了。就像农夫不再对一粒种子负任何责任一样。那你就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了，就要自己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了。而且，那时，只有那时你的抗议才是积极的抗议。因为你那时只有经过强烈的抗议，才可能重新争取到自己的灵魂共有和公有的资格，才可能重新获得别人关注和监察你自己灵魂的真诚责任。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灵魂这个东西，倘不属于革命的性质，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会属于反革命的性质，迟早有一天会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所共有和公有，除了这根本对立的二者它别无选择。而这一点是早就被革命的主义、革命的哲学、革命的辩证法所一次次地证明了的……”
赵卫东的语调温柔极了。他的温柔乃是由真情实感产生的。不是伪装的。因为对于他，肖冬梅不但是一名红卫兵战友，还是他所爱的姑娘的亲妹妹。当着他所爱的姑娘的面，他一再提醒自己对肖冬梅的批判帮助应该是循循善诱的，和风细雨的。他很自信，一向特别满意自己分析问题的红色理论的水平和循循善诱的能力……
他语调温柔地喋喋不休着的时候，肖冬梅渐渐地眯起了双眼，渐渐地由眯而闭着了。她的脑仁儿也就是中医所指的“百会”那儿，以及两边的太阳穴是更加疼了。那是一种针扎也似的疼。赵卫东的话语宛如一柄长长的带倒钩的针，蝎尾也似的，一次次扎穿她的耳膜，扎向她脑神经无形的敏感处。她为了减轻那一种无法形容的疼痛感，就暗自做深呼吸。不知什么原因，呼气反比吸气少。而这就使她的头脑开始缺氧。结果她坐得不正了，身子不由自主地轻微地摇晃起来……
姐姐肖冬云望着赵卫东那双明澈的大眼睛里却异彩呈现。那是由于崇拜的缘故。她觉得他对于灵魂问题的阐述何等的精辟何等的好啊!什么问题一旦由他来言说，一下子就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头脑中的思想，怎么就总能一贯地正确着，总能与革命的思想红色的真理那么的吻合呢?她又一次暗生自卑了，也又一次暗觉幸福着了。而且又一次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被这一位红卫兵兄长所爱是多么的幸运，暗暗地也爱着他又是多么地值得的事!他将来如若不是一位红色的革命理论家才怪了呢!
见妹妹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她严厉地问：“你注意听了没有?!”
肖冬梅以极小极小的声音回答：“姐，我注意听了……”
“听进心里去没有?!”
“听进心里去了……”
“那你复述几句来证明。”
“假如他不对你的灵魂状态密切关注和监察，那么你就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就要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了……”
“还有!关于灵魂性质那几句重要的阐述，你一句也没听是不是?!”
“听了……”
“说！”
“灵魂这个东西，灵魂这个东西……”
李建国见肖冬梅分明的说不上来，赶紧从旁提示：“灵魂这个东西，倘不属于革命的性质，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
“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
肖冬梅虽经提示也还是复述不上来。
赵卫东微笑了一下，以更加温柔的语调又说：“我的话不是‘最高指示’，只不过是我学用革命哲学的一点点心得体会。无保留地畅谈出来，他人能听进心里去一两句，对我便是荣幸了。快别逼冬梅复述了。但是我还想强调一点，我所言之‘你’，不是专指谁的。即不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咱们四名红卫兵战友中的任何一人，也是针对一切对灵魂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糊涂观念的人……”
于是肖冬云主动要求重新交代自己两天里的经历。
她说：“听了卫东关于灵魂问题的阐述，我深受教育。我承认我刚才有些地方交代得不明不白，是由于害羞心理在作怪。现在，让我的害羞心理见鬼去吧!”
于是赵卫东为她的态度鼓掌。
于是李建国也鼓掌。
肖冬梅仍闭着双眼，相随鼓了几下掌。其实，赵卫东和姐姐又说了些什么话，她一句都没听入耳。
她的头脑昏晕得只想躺倒身子便睡……
肖冬云既让自己的害羞心理见鬼去了，那重新交代的过程也就不再受到赵卫东、李建国的盘问加逼问了。一个人一旦丝毫也没有了羞耻感，再要将一件原本很害羞讲的事讲清楚，便容易多了。由于她讲得过细，直听得赵卫东、李建国两个一阵阵脸红。他们一阵阵脸红却又都不能低头，也都不能转脸望别处。那样肯定会被认为听得不认真。更可能被认为自己们思想意识不良。否则低头干吗?否则脸红个什么劲儿?所以他俩互相谁也不看谁，四只眼睛全目不转睛地望在肖冬云脸上。好在一旁的肖冬梅闭着眼睛强撑精神坐在那儿，不知他俩一阵阵地脸红。肖冬云自己则望着远处，边交代边告诫自己什么细节都别绕过去，也没太注意他俩脸红不脸红的。在肖冬云方面，逻辑是这样的——只有交代得甚细才证明袒露灵魂的虔诚；只有态度极其虔诚才不致再被怀疑什么；只有不被怀疑什么了，才足以最终证明自己灵魂的丝毫也不曾堕落。两个二十四小时的离散啊，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如此一座处处存在着对人的灵魂的诱惑，简直可以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来形容的城市里，灵魂这东西是完全可能接连地堕落多次的呀!不甚细地交代，自己的灵魂又怎么能真正过得了红卫兵战友的监察关呢?
她说，当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里的坏男人打她的坏念头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女儿家的处女贞操。她说，首先想到的竟是这一点是多么惭愧的事呀!相对于自己一名红卫兵的灵魂的纯洁性，她女儿家的处女贞操又算什么呢?身体不过是一己的，正如赵卫东所阐述的，灵魂却是具有共有性和公有性的。即使自己被强奸了，那也不过是自己的身子受到了糟蹋。而身子不过是受灵魂附寄的嘛!她说她首先应当勇敢捍卫的，断不该是什么女儿家的处女贞操，而该是自己那共有且公有的红色的灵魂……
李建国听糊涂了，忍不住要求她将她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些。于是她举例说，好比谁家失火了，自己的孩子被火困在屋里，自己要冒死冲进火海抢救的。但，在那一刻，倘闪念于头脑的，竟是孩子的生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养老送终问题，思想境界就未免太低俗了；而如果闪念于头脑的，乃是中国之革命、世界之革命或多或少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才见境界之高。看起来都是大人救自己的孩子，但支配行为的动机有高低之区别。此例相对于自己而言，虽然自己面对坏男人勇敢无畏了，但将自己的处女贞操放在第一位去捍卫，而对自己灵魂的是否完好却连想也没想，也是一种境界的高低之分呀。如果首先想到要捍卫的是灵魂，那么即使肉体被强奸了，灵魂也等于被捍卫住了。反之，虽然坏男人们的坏念头并未得逞，但自己将自己的灵魂摆在了肉体之后，甚至根本忽略了灵魂的结果是否完好，也意味着自己降低了自己灵魂的红色等级……
李建国还是听不大明白，较起真儿来，还要问什么。
赵卫东却似乎早已完全理解了肖冬云的意思，举手示意李建国别再问，赞赏地点头道：“冬云能这么严格地解剖自己，很难能可贵的。革命的哲学有时体现为一种普及的大众化的哲学，有时则体现为一种特别高级的理论，只有随之进入特别高级的革命逻辑中去，才能有所领悟。”
李建国便有几分不悦地嘟哝：“好好，算我理论水平低……”
肖冬云被他的样子逗笑了，思考片刻，又解释道：“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太看重自己的处女贞操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太看重自己的女儿身了。如果有一天革命需要我牺牲它，我会不会怕死舍不得呢?我们不是常讲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要自己和自己刺刀见红吗?我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呀!……”
赵卫东终于转脸看了一眼李建国，以评论的口吻说：“冬云讲得还不够明白吗?”
李建国嘟哝：“她早那么讲，我早就明白了!”
肖冬云是被那个自称是画家的男人护送回来的。
赵卫东就这一点又评论道，此点证明着这所院子以外，仍有对红卫兵心怀好感，可以去进行发动的革命群众存在。肖冬云说，“老院长”暗中告诉她，那个自称是画家的男人其实是精神病患者。而且患的是有暴力倾向那一类精神病。她居然没遭到严重伤害，实在是一大幸事也是一种奇迹……
赵卫东问：“他何以知道那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高二的红卫兵，这四人“长征小分队”的“思想核心”，言谈语述之中，每用文言古话。“何以”啦、“试想”啦、“休矣”啦、“然”啦、“否”啦、“哉”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与三十几年前普遍流行的红色话语体系相结合，形成一种堪称独特的红卫兵语言风格。谁对此种语言风格驾轻就熟，似乎证明着谁的革命理论之修养的层次便不一般。赵卫东自然是“相结合”得挺有水平的。所以在他们的“长征”过程中，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才唯其马首是瞻。那能使一名无论男性或女性红卫兵平添魅力的语言风格，并不包含有什么真正算得上修养的文化成分，不过是几分妄自尊大加几分意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攻击性再加几分武断和玄谈式的逻辑色彩罢了……
肖冬云听赵卫东那么问，据实相告——这所“囚禁”他们的院子，最先是结核病防治院，后来一个时期内曾是精神病疗养院，将她送回到这里的那个男人，曾在此地住过院。所以他一讲这里的周边情形，他就明白该往哪儿送她了……
赵卫东追问：“难道你的那位‘老院长’，曾和那个男人是精神病病友吗?”
两天以前，他对“老院长”是心怀敬意的。因为那时对方告诉他们这座城市是北京；他们是以毛主席的远方客人的身份住在北京郊区；住地是无比关怀他们的“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指定的；而对方自己，是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之命，专门为他们服务的……而两天中的经历，虽然并未使他明了许多，却起码清楚了一点，那就是——对方骗了他们。故他开始认为，以所谓“老院长”为首的对方们，既不但是根本不值得他们信赖和心怀敬意的人，而且都是目的阴险的人了……
肖冬云被问得一愣。
李建国及时点拨：“卫东他还是在问你，自称是‘老院长’的老头儿，怎么知道送你回来那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
和赵卫东一样，他对“老院长”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肖冬云对这所院子对“老院长”们的看法却是与赵卫东和李建国不同的。她两天中的经历虽有惊无险，但仍心有余悸。她觉得，毕竟的，她是回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是回到了一些不至于危害她的人中间。“出逃”的经历，甚至使她一回想就后悔后怕，甚至使她感到这所院子及“老院长”们特别亲切了。
她又据实相告——“老院长”乃一位精神病医学专家。在此地精神病疗养院的几年中，确曾任过它的院长。
“送我回来那个男人，是过去他的重点病人。”
“你何以对他了解得如此之多呢?”
“他亲口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
“我第一个回到这里的时候。”
“你信他的话?”
“我……为什么偏不呢?”
“信到什么程度?”
“这……反正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觉得?……根据什么?”
“……”
“动辄觉得觉得，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反对者们，往往将我们革命者和同情我们的人诬为疯子。这是反革命们的惯伎。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李建国附和道：“对，对。”
于是气氛顿时又变得凝重了。
“战友肖冬云同志，让我们握一下手。”赵卫东伸出了他的手，一脸严肃。
肖冬云如坠雾中地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
赵卫东没容她立刻将她的手缩回去。他的一只手一经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便不放松。他向她俯近了身子，与她眼睛注视着眼睛，另一只手拍着她那只手的手背，和颜悦色地说：“亲爱的战友哇，刚才我又连续追问了你几句，但那绝不意味着我又对你不信任了。事实上我非常地信任你。无论怎样的反革命伎俩都休想将我们的战友关系离间开。我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对吗?”
肖冬云默默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