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8章 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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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议,赵子赟特别强调观念、信念和道德对民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那么民众将会没有明确的方向,行为和价值观将会沦丧,当前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民众向往幸福生活,对新中华抱有极高希望,在这个时候建立完善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将会成为一种可延续的传统,为此,他要求科教文部要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文化宣传要有一定的导向。
“新的一年,是中华大地结束内战,没有外地侵略的一年,很关键,我们要利用这一年的时间,考察我们的制度、法规的合理性,和我们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诸位同志要敢于放手去做,不要怕犯错,不要怕出问题,只要做到认真总结,及时改正,我们的人民群众,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新中华的基础和未来,就看我们这一年的工作,我相信,在诸位同志共同的努力下,新中国的明天是美好的!”
掌声如雷,所有参会人员,其实内心都清楚,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赵子赟没说,四七年是中国两大力量联合执政的第一年,内外战争让双方放下分歧,共同凝聚力量,取得了不少成就,新的一年,将考验这种联合执政的可行性和效果,如果这新一年,中国能够稳定发展,那么,今后的道路将变得通坦。
会议前后开了三天,这其中有不少交流和讨论,期间,赵子赟代表临时政府,在国民临时议会上做了述职报告,这可以说是一个形式,也是一种演练,今后走向正轨后,这将是一个法定的程序,如果国民议会对政府的执政不满,是可以提出质疑,甚至是启动弹劾。
现在的国民临时议会还只是摆设,更多工作在于完善立法,以及今后的考核等制度,不过演练之中,也还是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不少议员提出质疑,让赵子赟额头冒汗,各部部长也悉数到场救急,回答议员对本部工作的疑问。
要知道,在这个国外很多国家都质疑的国民临时议会中,延安方面有林老、徐老、董老等人物,国民党方面也有李济深、谭平山、吴国桢、程潜、熊式辉、翁文灏、龙云、张厉生等人,民盟有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要想敷衍他们,可不容易。
在全国经济与建设工作会之后,各省人员并未着急离开,他们要分别参加两党各自的党代会,国民党这边,核心议题的党务重建,选举临时中央,同时设置下属各机构。
****方面,则是以国家和政党关系作为核心议题,作为双重党籍的赵子赟,被****中央安排做一个特别报告。
这个特别报告耗费了赵子赟不少脑力,恶补了很多东西,基本有个概念,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在报告之前,他做了必要铺垫。
“主席、各位委员,同志们,根据中央要求,我在此做关于国家和政党的特别报告,首先,我需要说明的是,我阐述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在座同志很多人比我研究透彻,更有理论,尤其是主席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新的想法,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的报告可能比较肤浅,还请诸位同志见谅,如果听不下去,就当我胡言乱语。”
会场发出笑声,赵子赟的讲话中,总会有一些和正式场合不相符的东西,这几乎成了他的特点,但并没有人说这样不严肃。
“国家和政党到底是什么关系,说实话,我真弄不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国家就是皇权,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政党,更是新产物,我个人感觉,国家和政党都是西方舶来品,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其关系,也不是很好阐述。”
“鉴于我理论基础较弱,因此,我采取对比的方式,来分析国家和政党,从这两者表现出来的关系看,当今世界,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模式,既国家-政党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国家高于政党,政党通过竞选,来获得国家的管理权,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既政党-国家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政党高于国家,政党直接通过控制国家各机构,来管理国家,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这个划分,先总理中山先生提出的也是政党-国家关系,以后的南京政权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两党是有共同点的。”
会场很静,连毛公都没想到,赵子赟说的话,很有深度。
“关系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差异,在英美国家中,政党是松散的,执政党的党组织并不能直接向国家行政部分发号施令,他们是利用竞选获得执政资格之后,在组阁中确保本党的地位和优势,党组织是通过党员,从国家行政部门内部,来影响国家政策走向,从而实现党管理国家的意图,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反观苏联和早期的南京政权,党组织是一个严格和紧密的团体,由于党权高于政权,因此,国家机构只是党组织的执行机构。”
“我不好评述这两种关系的优劣,既然我们把英美等国家称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政党关系下,因为党组织是松散的,党内缺乏约束性,其政府部门内的党员就有很大的空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换句话说,利益集团本身就可以通过参加或支持某个政党的人,从而将自己的意图带入到政府部门之中,这其中,资本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英美的这种国家-政党关系,其实就是资本和富人的游戏。”
“再说说我理解的政党-国家关系,这种关系,党组织有较强的凝聚力,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既政党高于国家,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其中产生的最大弊端我想诸位同志都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可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缘由所在。早年的共产国际能够出现,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会场传来沙沙的笔录声,主席台上,很多人也在本子上飞速写着。
“除了这个核心问题外,我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因素,由于政党高于国家,那么对整个国家政权的监督,其实就是对政党的监督,也就是说,监督变成了党内监督,如果党组织是一个有着很强纪律性的组织,党内监督其实很困难,因为这有可能与政党利益冲突,在监督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将会有比封建王朝皇帝还要大的权利。”
众人闻言,心头巨震,果然,赵子赟点出来了:“我们国民党的总裁蒋先生,和苏维埃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先生,就是利用党权高于国家这一点,通过党管政府,从而达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包括了生杀大权,同志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完全掌控在一个或者几个人手里,这是相当可怕的,整个国家的人,就得像封建时代的人一样,只有期盼着遇到一个明君。”
“如果仅从这些方面看,也许有同志会认为,我倾向于英美的制度,其实不是这样的,英美的制度,同样也看人,美国十多年前的经济危机,就是国家政权受到资本的控制,受到其幕后贪婪资本家的影响而造成的,如果一个政党的党组织,只是为了竞选而存在,那它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主席在前面的报告中,提到了国体和政体的概念,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现在的国家政党关系,应该创造性的提出新的道路,我琢磨着,叫政党-国家-政党关系贴切些,在这个关系中,国家可分为两个层次,既主席提出的国体和政体,第一个政党-国家关系,可以理解为国体是什么,就我们而言,是共产主义国家性质,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按照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个关系中,政党高于国家。”
“第二个国家-政党关系,可理解为政体是什么,当前,我们实行的是多党合作下的联合政府模式,在这个关系中,国家高于政党。由此,我们就可以理顺国家和政党这两者的关系,任何党组织,首先都要明确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和方向,那么有同志可能会说,那就没必要有其他政党了,我却不这么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和方向下,不同阶段,各政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在我所属的国民党中,我们就认为,民主、民生和民权仍然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多党合作下的竞争,更有利于我们看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并且确实把党内监督转变为党外监督。”
“其次,任何政党都要明确,在国家管理和具体事务之中,国家利益是高于政党利益的,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的,这就有助于我们把控好这两个利益之间的矛盾,比如在今后的真正的选举中,我们在选择国家、地方领导人的时候,作为党员,就不能只考虑政党利益,而是要从国家利益角度,投出自己的选票,否则,选举将流于形式。”
“第三,我认为理清楚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把理论实践化,避免高谈阔论,空谈幻想,以上,就是我对国家和政党关系的一点浅见,请主席,各位委员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他说完了,会场仍然一片寂静,良久,毛公起身鼓掌,随即会场爆发出巨大的掌声,且不论赵子赟说的对与错,就他的分析来看,很有深度,值得认真分析和讨论。
在毛公的建议下,党内高层均同意在报纸上全文发表赵子赟的这个特别报告,内部下发学习讨论,刘公认为,这份报告,对整个理论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毛公的一些想法,以及前期的一些研究结合,有可能形成中国独特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一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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