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布卢姆的运气

第四章查理·布卢姆的运气

纽约市第五大道二十八大街路易酒吧。1906年IO月。

我告诉你们，伙计们，有时候在世界上节奏最快、最喧闹的城市里做一名记者

是最棒的职业。是的，我们都知道有时会有几小时或几天像在泥泞中费力行走，没

有新闻可写；线索毫无作用，采访被拒绝，没有新闻，是这样吧？巴尼，能给我们

再上一杯啤酒吗？

是的，的确有这样的时候，市政厅里没有丑闻（当然不是很多），没有名人离

婚，没有清晨在中央公园发现尸体，生活失去了闪光点。那时你在想：我在这儿干

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也许我真的应该继承我爸在鲍夫基普开设的装饰用

品商店。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感受。

但是这就是关键。这比在鲍夫基普卖男裤要好。突然有事发生，如果你聪明的

话，你会发现一个精彩故事。昨天我就遇到了一个。我来告诉你。谢谢你，巴尼。

是在那家咖啡店。你知道费里尼的店吧？在百老汇的二十六街。糟糕的一天，

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中央公园谋杀案的新线索，一无所获。市长办公室的人在调查

局里大喊大叫，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他们在发脾气，所说的话不值得上报纸，所以

我想我要到咖啡馆里要一杯费里尼老爸的牛奶软糖冰淇淋。有很多的枫汁。你知道

那种的，使你精力充沛。

那里人很多。我坐了最后一张桌子。10分钟后一个家伙进来了，看上去好像犯

了罪一样非常难过。他四下环顾了一下，看见我一个人坐了一张桌子，于是走了过

来，很有礼貌。他鞠了躬，我点点头。他用洋话说了些什么。我指了指那张空椅子，

他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只是他不说“咖啡”而说“咖费”。侍者是意大利人，他

听上去还习惯。只有我看出这个家伙是法国人。为什么？他看上去就像法国人。所

以出于礼貌，我用法语跟他打了招呼。

我会说法语？难道犹太教士都是犹太人？是的，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用蹩脚的

法语对他说，“你好，先生。”我只是竭力想表现得像一个好的纽约人。

哦，这个法国伦可不得了。他用法语说了一大通，我根本听不懂。而他很焦急，

几乎要哭出来。他从q袋里拿出一封信，看上去很重要，信封口盖上有蜡封口。他

在我眼前晃动着信。

到现在我还一直试图友好地对待这位焦急的外来者。我本想吃完冰淇淋，付钱

后就走人。我虽然这么想，咳，帮这个家伙一把，因为他似乎这一天过得比我更糟，

这样做可能有点意义。于是我把费里尼老爸叫过来问他懂不懂法语。不行，他只会

意大利语和英语，尽管他的英语带有西西里口音。我想有谁在这儿说法语呢？

要是换了你们，你们会耸耸肩就走了，对吧？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些东西。但我

是查理·布卢姆，有着第六感觉的人。离二十六街和第五大街仅一街区之远是什么

地方？阿尔莫尼科公司。那么是谁经营阿尔莫尼科公司？是查理·阿尔莫尼科。阿

尔莫尼科家族来自哪里？对了，瑞士，但在那儿他们说各种语言，而且尽管查理出

生在美国，但我想他可能有一点法国血统。

我开车带那个法国伦到那儿，10分钟后我们就在全美国最著名的饭店门外了。

你们去过那儿吗？没有去过？哦，这是题外话。抛光的桃木，梅红色的天鹅绒，结

实的黄铜桌灯，庄重而优雅。而且价格昂贵，我可付不起。查理·D先生亲自走了

过来。不过，这就是一个高素质的饭店老板的标志，对吧？十分良好的态度，即使

对街上的流浪汉也是如此。他鞠了躬，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解释说我碰到这个从巴

黎来的法国人。他有点重要的事情，是关于一封信的事，但我听不懂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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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先生用法语礼貌地询问了那个法国人，那个家伙又说了起来，像一支加特林

机枪一样滔滔不绝，并拿出了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所以我四周看看。五张桌子

以外的地方赌王盖茨正在菜单上依次点菜。在他后面是钻石大王吉姆·布拉蒂，他

正在与穿着担胸露背装的莉莲·拉塞尔吃晚餐。你知道吉姆怎么吃饭的吗？我听说

过但我从不相信；昨晚我可亲眼见了。他稳坐在椅子里，他的肚子离桌子恰好5英

寸。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吃起来，直到他的肚子鼓起来碰到了桌子。

这时查理·D先生听完了，他向我解释说那个法国佬是阿曼德·迪富尔先生，

一位来自巴黎的律师，他来纽约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将一个女人临死前托

付给他的信交给一个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他可能在纽约，也可能不在纽约。他

去了每条大街，但都一无所获。在这一点上，我也去了每条大街，我也是像这样找

不到新闻。我说从未听说过那个名字。

但查理持着胡须好像在使劲地思索着，他对我说：“布卢姆先生，”——完全

是一本正经的调子——“你听说过E.M.公司吗？”

现在我问你，教皇是天主教徒吗？我当然听说过，非常富有，有权有势，十分

隐秘。他在证券交易所握有多种股票，除了J·P·摩根，他拥有最多的股票和最

大的份额。为了不要做过头，我说：“当然，公司地址位于公园大街的E.M.塔。”

“是的，”D先生说，“有可能这个控制E.M.公司的极端隐秘的人物可能就是

米尔海姆先生。”如果像查理·阿尔莫尼科这样的人说“可能”，他的意思是他听

说过这事。两分钟后，我们又回到街上，我叫了一辆车到公园街。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当记者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职业了吧？我开始是帮助一个

有困难的法国佬，而我现在有机会见到纽约最难以捉摸的隐士，这个看不见的人。

我能见到吗？再来一品脱上等啤酒的话，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到了公园街并朝E.M.塔过去。伙计，它高吗？它非常高大，房顶几乎伸到

云层里。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因为现在外面天黑了，但大厅里仍亮着灯，有一张

桌子和一个勤杂工。于是我们按响了门铃。他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解释了一下，

他让我们进了大厅，并用非公用电话打给某个人。这肯定是内线，因为他没有叫接

线员。然后他对某个人说话并倾听了一会。之后他说我们应该把信留给他，他会把

信送到的。

当然，我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请告诉楼上的绅士，我说，迪富尔先生从巴黎远

道而来，他负责要亲自将信送到，勤杂工在电话里又说了类似的话，然后把话筒给

我。一个声音说：请问你是谁？我说，查尔斯·布卢姆，对方又问：你来这有什么

事？

我不会告诉对方我来自赫斯特报业集团，我感觉如果我这么说，我会被请出门

外。所以我说我是法国巴黎公证员迪富尔在纽约市的同事。“那么你们来这里干什

么呢？布卢姆先生？”对方问道，听上去它直接来自纽芬兰银行。所以我又说了一

遍我们要把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亲自送到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手中。“这里没有人

叫这个名字。”对方说，“但如果你把信留给勤杂工，我保证它会投送到。”

我可不吃这一套，这是个谎言。我甚至可以和“看不见”先生说话。所以我决

定吓唬他一下。“请告诉米尔海姆先生”，我说，“这封信是来自于……”“吉里

夫人，”律师说。“吉里夫人。”我在电话重复了一遍。“请稍等”。对方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回到电话机前。“乘电梯到39层。”

于是我们坐上了电梯。你们有没有上过39层楼？没有？哦，那可是一次不错的

经历。关在一个笼子里，周围的机器当当响，你慢慢升上天空，它还在摇晃。最后

笼子停了下来，我把栅栏推向一边，我们走出来。那儿站着一个人，就是刚才电话

里的声音。“我是达吕斯先生，”他说，“跟我。”

他带我们到一间长长的、分隔开的房间，董事会议桌上镶着银条。很明显，在

这里，交易成交，对手被击败，弱者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百万美元。这里很优

雅，属于传统的风格，墙上挂着油画，我注意到远端有一幅画，比其它的画挂得要

高。一个戴着宽檐帽的人，留着胡须，花边领子，微笑着，“我能看看信吗？”‘

达吕斯说，他盯着我，就像一只眼镜蛇盯着作为午餐的鼠。是的，我从没有见过眼

镜蛇和鼠，但我想象得到。我向迪富尔点点头。他把信放在他和达吕斯之间的光亮

的桌子上。这个人有些奇怪的地方，使我感到有些恐惧。他穿着黑衣服，黑风衣，

白衬衣，黑领带。他的脸和衬衣一样白，瘦瘦尖尖的，黑头发，黑色的眼睛闪烁着，

一眨也不眨。我说像眼镜蛇吧？眼镜蛇就是像这样。

现在你们听仔细了，因为这非常重要，我想抽支烟，于是我点起了火，这是个

错误，糟糕的举动。火柴划着时，达吕斯向我走来，就像刀子出鞘。“这里不允许

有明火，”他厉声说道，“请熄灭香烟。”

现在我站在桌子的一边，靠近边门。在我身后有一张半月形的桌子靠着墙，桌

上有一只银碗。我走过去掐灭了烟头。在银碗的后面有一个硕大的银盘，一边在桌

子上，一边靠在墙上，形成一个角度。当我掐灭烟头时，我瞧了一眼那只像镜子一

样光亮的银盘。在房间的另一端，高高地挂在墙上的油画中，那个微笑的人的面庞

变了。仍是戴着宽檐帽，但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即使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士见到，

也会被吓得从马上掉下来。

在那帽子下面是一张面具，盖住了面部四分之三的部位，仅仅露出半张歪斜的

嘴。在面具后，两只眼睛像钻子一样咄咄逼人。我发出一声惊叫，转过身来指着墙

上的画，“那个家伙到底是谁？”我惊叫着说。

“弗朗斯·哈尔斯画的《欢笑的骑士》，”达吕斯说，“恐怕不是原画，原画

在伦敦，但这是一张很好的复制品。”

当然那个微笑的家伙还在画中，胡子、花边和所有的一切。但我没有发疯，我

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无论如何，达吕斯拿到了信。“你们可以相信我，”他说，

“在1小时时之内，米尔海姆先生将拿到他的信。”他又用法语把同样的话说给迪

富尔。律师点点头。如果他感到满意，我就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向门走去。到门

口时，达吕斯说，“顺便问一句，布卢姆先生，你是哪家报社的？”声音像刀刃一

样锋利。我喃喃地说，“纽约美国人。”之后我们就走了。下电梯到街上，钻进一

辆马车，回到百老汇，让法国伦在想去的地方下了车，我就回了报社。这可是一条

新闻，对吧？

错了，晚报的编辑抬头看看我，说：“查理，你喝醉了。”“我怎么啦？我一

滴酒也没沾。”我说。我把晚上的经历从头到尾又对他讲了一遍。多好的新闻，你

瞧。但他怎么也不信。“好啦，”他说，“你碰到了一位有信要送的法国律师，你

帮他送到了，这很好。但没有幽灵。我刚刚收到了E.M.公司总裁的电话，一个叫达

吕斯先生的人。他说你今天下午去找了他，亲自把一封信给他。但你晕了头，对着

墙上出现的幽灵大呼小叫，他对你送的信表示感谢。但如果你损害他公司的名誉，

他会起诉你。顺便告诉你，侦探找出了中央公园的谋杀犯。当场抓住了他。去那儿

看看有什么可报道的。”

所以一个字也没见报。但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发疯，我也没醉。我的确看到了

墙上的那张脸。喂，你们正和全纽约惟一见到曼哈顿幽灵的人在一起喝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