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荀子的礼治及其局限性（6）

和孟子一样，荀子为统治者自身利益设身处地的考虑也削弱了论点的道德力量，并模糊了政府的最终目的。

毕竟，如果他主要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那么统治者的利益就并非如此举足轻重，而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是不可能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全一致的。

当然，荀子认识到这个困难，因为他清楚看到仁义之举未必总是带来对个人有利的结果，不义之举也未必总是遭到惩罚：“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荣辱》。

尽管荀子只是主张君主应该按照常道而非旁门左道进行统治，但是常道的例外之存在本身意味着一个机会主义的统治者很可能铤而走险，偏离仁义的常道。

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似乎已经竭尽所能，只能期望统治者的恶行在因果相报的自然进程中得到惩罚*潢色。

和孟子一样，荀子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框架之局限；这种限制使所有儒家都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道德诉求，要求君主遵行仁义并尊重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

事实上，和孟子相比，荀子可能更难提出这种要求。对于孟子来说，虽然老百姓在道德上是软弱的，但他们的本性仍然是善良的，因而值得统治者同情--如果不是尊重的话。

但是对于荀子来说，普通人生来就是恶的；假如不是受到政府施加的礼制教化和刑法约束，他们将仍然是一群你争我夺的贪婪野兽。

这么看来，即便统治者残暴凶狠，人民似乎也应该忍受，因为假如没有他，他们就将陷入不可自拔的地狱：各自为战和社会失序。

除了对其统治的一点令人存疑的好处之外，统治者似乎更没有理由促进人民的公共利益，更不用说将他们作为人对待。

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荀子从来没有像孟子那样提出过人民反叛暴君统治的权利。

既然假如没有政府积极施行礼治，没有开化的人民就将陷入混乱和纷争，那么似乎顺理成章的推论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得服从统治。

事实上，荀子经常将人民比喻为需要政府保护的婴孩甚至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