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和他的国家（1）

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在对现代美国小说家的诸多抱怨中，最响亮的，即便不是最聪明的，是指责他没有为他的国家说话。几个季节之前，《生活》杂志的一份社论庄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为今天的美国说话？”其结论是，我们的小说家，或者至少我们最有天赋的小说家，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篇社论的主旨是，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繁荣，比起任何其他民族，它距离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更近，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正在写作的小说家，仿佛是生活在垃圾堆旁边的装货箱里，等待获准进入济贫院。与此相反，社论请求小说家给我们提供一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东西，它在结尾非常流畅圆滑地转向一个更高的调门，进一步要求小说家给我们展示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它说，“我们的温室文学最为缺乏的”是“生活本身的乐趣”。

这足以让人恼怒，激起许多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回应，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人是从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家的特定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人，至少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一样，对“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感兴趣。

这样的作家会把他的“国家”当成什么呢？在这方面，文学圈通常用的词语是“世界”。但是，“国家”一词也是胜任的。事实上，这个词更到位，更恰当，因为它能让人想起更多的东西。它暗示着一切，从小说家所描绘的实际的乡村，从他所处地区和民族的独有特色，到他真正的国家，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认为这一切都是永恒和绝对的。这种涵盖范围是可观的，如果一个人在谈论其他类型的写作而不是小说写作，他也许就不得不说“国家们”。但是，小说家的特殊责任在于，他必须使一个国家代表所有的国家，他必须通过他能够信任的生活的具体细节来再现这个国家。

这是一份最为重要的天职，这份天职是一种限制性因素，它甚至能延及作家能够通过想象去领会的那种材料。作家可以选择写什么，但是他无法选择他能够以何为生。就他所关心的而言，一个生动的畸形人物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个僵死的正常人却是不可接受的。基督徒作家尤其相信，无论他最初的天赋是什么，它都是来自于上帝。无论这份天赋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不会情愿把它用在合适的限制之外，并因此使之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