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001自序

上篇古代中国

003第一章王朝的盛衰周期

015第二章秦汉帝国的扩张与崩溃

025第三章征服王朝与胡汉双轨制

041第四章无效率的宋代

047第五章辽金元：没有管理体系的征服王朝

053第六章明清：最专制的中枢神经

中篇近代中国

067第七章革命前的中国

077第八章边缘人的辛亥革命

087第九章从革命到北伐：中国向何处去

101第十章黄金十年，流泪十年

115第十一章八年抗战，为国格而战

下篇帝国兴衰

129第十二章罗马帝国为什么崩溃

143第十三章帝国的精神理念

157第十四章帝国的制度系统

167第十五章罗马帝国与西班牙、英国之比较

179第十六章今日美国与中国该往何处去

187附：许倬云先生启事

自序

这本小书是我在匹城对中国朋友们的谈话记录，主题是中国朝代的兴废，也兼及世界历史上大国的盛衰。因为不是正式的讨论，不免口语化，行文啰唆一点。为了存真，因此也没有作太多的修整，这一点，盼望读者们的原谅。

无论是国家还是朝代，都是政治的共同体，也可以看做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将其与生物学的复杂系统相比，其实也还有相当的类似性。生物学上的复杂体，比如说，人类自己的身体，其基本的构造成分，就是许多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器官，可以有不同的细胞。整体而论，凡此都是人体之内的细胞。政治共同体的复杂系统内，神经中枢是文化与政治的领导层，应当可以当做人体之内的脑细胞。呼吸系统是人体内吸收营养的维生系统之一，消化系统也是维生系统之一；血管、淋巴管等，则都是运输管道；而神经系统主要是信息传播的管道；免疫系统就等于国防军和警察。

人体之内，不同器官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任何器官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器官的功能不平衡，人就会有疾病，甚至于因为器官丧失功能而造成衰退和死亡。同时，细胞本身有新陈代谢，各个部分的细胞，其新陈代谢的速度也因为器官功能的不同，而有迅速和缓慢之分。各种不同器官的新陈代谢，就等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内的人员更换。

因此，在本书讨论的大国存亡、朝代兴衰，我们都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复杂系统，它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调和失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是一些年龄壮盛的人员组成的共同体。经过年代的更换，有些领导分子换成年轻的一代。两代之间衔接是不是很顺畅，就是一个需要面临的挑战。老一代如果活得太长，把持权力太久，就会使得中枢系统的功能衰退。因为老一代的体能已经衰弱，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应对挑战。同样地，如果“细胞”更换，换上来的是同一个模型的翻版，形态固定，也就未必有应变的能力。在政治体或社会体内，当权得势的阶层，长期封闭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思考习惯中，不容易理解这一共同体的其他部分或是基层“细胞”成长的需求，则共同体就可能逐渐趋于僵化，最后趋于澌灭。这些都是一个朝代或者大国，因有机性失调的缘故而造成的由盛转衰。

人体之内的细胞，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大体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同步，由幼儿、少年，到青年、老年，缓慢地进行。社会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其中的成员也就相当于各种人体细胞。然而，由于个人体力和禀赋的差异，不容易真正有同步的新陈代谢；共同体也常常无法避免各部分步调不一致，而造成失调。这个自然现象，是共同体内部无法避免的缺憾。

人类政治和社会共同体，也是更大有机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地球的生态，就是更大的系统。人类在大的生态系统内，必须与自然环境及其他生物寻求适当的共存。自从人类有了复杂的组织，也发展了生产食物的能力，人类加速地扩张自己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到今天，人类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和程度，都已经远超过这个大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地步。人类逾越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侵占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人类毁伤了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自然大环境也转过来反扑，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遂因此反扑而有萎缩的可能性。大系统的萎缩，最终会使世界人类共同体本身，在寄托的母体毁坏后，自己也无法延续。历史上，因为毁损环境而造成大国和朝代的衰微甚至覆亡，也有不少例证。而今天，由于人类自己发挥的影响力比过去更为强大，将来人类的复杂系统难以面对迅速萎缩的大系统，可能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濒临衰败的主要原因。

佛教有“生、老、病、死”或者“成、住、坏、空”的说法，“生、老、病、死”指的是生物体，“成、住、坏、空”指的是一切个体。大国和朝代也始终不能躲开“成、住、坏、空”的规律。学历史的人，摊开史料，眼看着人类走过的途径，其间有多少次的衰亡？多少次的覆灭？但是人类从来无法从前面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海滩的浪潮，有涨潮和退潮。涨潮时卷上来的是有用的养料，退潮时卷走的也是有用的养料。潮来潮去，终于在海滩上留下了沙粒—只是沙粒，不是土壤。浪淘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眼看着大自然浪涛汹涌，如果我们不从过去吸取经验，发展一些知所约束、知所节制的智慧；如果我们也没有领悟一些不要强求、不要执著的智慧，也许人类在世界上就难以存留更长的时间。将来的历史，将不再是大国的兴衰，也不是朝代的存亡，而是人类全体的毁灭和消失。

杜甫的《阆山歌》有一句话，“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在松树底下仰望天空的白云，一朵一朵飘过去，看上去是连续的，又似乎是不连续的。历史上的大国和朝代，正如一朵一朵的白云，连续起来就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前面已经飘过去很多的白云，后面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云气，会形成一朵一朵的白云？在长江岸边上，眼看着江水冲击，危岸崩石，有些岩石正在将崩未崩之际，有些岩石终于崩落江中，随波而去。整个江岸，数千年间，有多少的巨岩已经崩到江中化作泥沙？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共同体在时间的长流之间，也在不断地崩落？

许倬云

2011年9月29日序于匹兹堡

上篇古代中国

第一章王朝的盛衰周期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一种周期。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种周期，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

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不一样。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富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它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

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族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作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中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小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的百姓解决问题。

政权的核心应该开放

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以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吃亏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个政府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地面对新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节。百姓聚合而成的社会力，也可以不断地和公权力对话，将百姓的需要回馈到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为大多数百姓求安定、谋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说的兴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长，甚至于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能够不断地更新政府，也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业界，大企业的共同力量，足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实际上，美国最近多少年来，由于大企业图利之心太切，对于社会公益已经不太关心。于是，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力和政治力的结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对僵化的状况，即使换了政党，也很难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因此，盛衰兴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会发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长一点。就比如说美国，从开国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现，我们只盼望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里，可以出现新的社会力，以制衡金钱和政府权力的结合。

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胁迫中央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自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改革维新的政权。这两个例子，正是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