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汤达（10）

然而，根据司汤达极为形象的阐述，关于幸福的巨大矛盾之处就在于：对幸福的追求加速了不幸的来临。拉马丁这样评价巴尔扎克：“他似乎不可能不做好人。”吉洛杜宣称：

“我与我的星座同在。”可是，就算必须成为好人，就算不可能不与某物同在，就算需要感受各种激情，还是不得不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所动容：“我随处可见痛苦的幽灵/一滴泪光足可让我身心俱焚。”司汤达为幸福而写作，同样也是描绘生存悲剧的大师。不过幸福对他而言分量更重，他之所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因为他将幸福置于所有价值的顶端。一日，一个左派批评家写道：“奇怪的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一百年前就已经过时。”为何过时？我们与罗杰-瓦扬一起给他作出了如此回答：“1789年大革命以及其后一系列革命都是以幸福之名而存在的。”圣茹斯特说：“在欧洲，幸福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政治被看做是社会人获取幸福的工具。另外，新的道德观并不是在司汤达去世第二天才诞生的。革命道德观的产生先于革命。无论是圣茹斯特、马拉，还是罗伯斯庇尔，没有一位是司汤达的后世之人。

事实上，关于幸福一事对司汤达的控诉与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控诉不谋而合；后者正是有关文学本身的控诉。因为幸福与文学有共通之处，即二者看起来都“百无一用”。

公元前213年，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小说秦始皇下令查禁了所有无直接实用价值的书籍，第二年，他又杀害了几百位写过无实用价值书籍的文人。另一位中国皇帝为了惩罚一把古筝而将琴弦全部斩断，原因是它发出的音乐令他太过痴迷。公元前5世纪末，1姜子牙向文王一一列举堕落的曲调，说什么“这种乐曲会激起肉欲而有损美德”。就像萨伏那洛拉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一样，文王丝毫未能诚服。他认为子牙推崇的音乐乏味无趣，子牙批评的音乐倒是美妙动人。

中国的故事其实并不遥远。在几年前发现的普鲁斯特一份未出版的手稿中，他设计了一个场景，讲述了一位叫德-凯尔西先生，此人歌颂生活而诋毁文学：“文学的价值……只在于激发普遍的激情和爱国热情，好比德鲁莱得的诗歌，这原本就是古诗的作用，包括柏拉图流传在其理想国中的诗歌。”其实李斯、秦始皇、萨伏那洛拉、德-凯尔西先生是同一个人，一个在思想上没有继承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