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5）..

谁是战争的犯罪者？今日举世的目光都射在，举世的手指都指向纳粹主义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身上。日本还可以说，它原是战前五强之一。德国是战败国，怎么会有作战能力。如果在慕尼黑会议时，德备已超越别国使张伯伦不得不让步，那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怎么不注意到？纳粹军进战莱茵时，怎么不注意到？是谁容忍德国有逃避国际眼光的秘密军火库？是谁直接、间接扶掖了纳粹政权在德国的抬头？是谁默许了一个有神经质、有犯罪倾向的独身汉向德国人民号令一切？欧洲政治家这么多年管的什么事？

如此义正词严的斥责加反诘，很难让人想到是那个内敛温和、谨慎小心的英美文学专家周煦良。当然，周煦良还有一篇名为《内战中我们应有的认识和行动》文章，在这里不妨对比一看：

自从先生自重庆飞返延安之后，我们就一直怀着鬼胎，觉得他莫要一去不返。现在这鬼胎不幸而证实：国共两党经过两个月长时期的会谈，除掉成立一些表面的妥协外，对国是并没有达到具体结果，终于各自行动，而以兵刃相见了。这表示人民的愿望已无足重轻，我们这些人等于遗弃掉；还有什么话说！

两相对比一看，意图不言自明。周煦良的两种声音，在本质上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者的声音，他们渴望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进入到“建国大业”的洪流当中，甚至以一种普世价值、人道主义的胸怀参与国际事务。连年的战争，禁锢的政治，使得他们压抑的太久，知识分子骨子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态，结合欧美民主、人权的理念，使得他们对于和平的等待变成了对于实现自我机遇的期盼——在日寇投降、国共合作的1945年10月，这种期盼是很容易催化为激情的，但是一旦内战爆发，他们就很容易继续陷入低沉，书桌又成为了他们的最后阵地——这也是《新语》停刊的直接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傅雷、周煦良的留欧背景，导致了该刊所呈现出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也是该刊不得不停刊的根本原因。作为二战之后席卷中国甚至世界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当时的期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战结束前后国内虽没有太多的期刊、杂志创刊，但就在这少数期刊中，多半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刊物如上海的《观察》、《时与文》，南京的《世纪评论》以及北京的《新自由》等等，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思想界遂开始争论“中国在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这一主要问题。《新语》也积极地介入到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宣传当中——譬如要求废止书报检查制度、对“国民的意义”的呼吁等等，使其成为了具备自由主义倾向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