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遗失的美好”（12）

《絜茜》月刊始终在提倡一种“平民文艺”，但是这又与左翼文学提出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政治经济产物的“普罗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底层文学”多半以“普罗文学”为实现形式，强调文学叙事内容与功能的阶级属性。但在两期《絜茜》月刊中所刊发的小说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平民文艺”特别是“新农民文学”恰有着自己的特点，准确说，是“第三党”政治主张的文学实践。譬如在第一期《絜茜》月刊上，所连载的张资平的小说《十字架上》就是一个典型，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雷宾星是一个乡村破落官僚子弟，他的家族由农而仕，雷宾星从小顽劣但却有着自己的个性，这使得他在生存中不断地追寻、质问甚至试图打破他所处的这个环境。

作者对于“平民意识”尤其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宾星的增族兄弟忘记了他的父亲是逐什一之利的商人，而极力提倡孔孟之学，以重利的商人为贱丈夫，以耕田作地的农民为下流阶级，不许他们的子孙业商，或务农。他们以为所谓商，所谓工，所谓农，是专为供奉他们一类的高贵绅士而生存的。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的生活是全操在农民的手中。

这种为农村劳苦大众鼓与呼的文字在《絜茜》月刊中并不鲜见，譬如在李则纲的小说《牧场》中，主人公放牛娃面对东家的剥削与责罚，曾有着这样的呼号：

我们为什么要看牛？为什么要替人家看牛？是不是牛要人看才得生活？人要看牛才有饭吃？但是别人的儿子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看牛？是不是像我们一样风吹雨打？假使我们都不看牛，世上要怎样？假使人们都看起牛，世上又要怎样？

这样的排比性的呼号，大有“恨世界未大同”的气魄，但是这两位作家都没有颠覆世界的意图，张资平认为“布尔乔亚”是改变世道的法则，而李则纲则用“呵！牛是要看的，我们是要看牛的！”这个“想了很久的一个简单的结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