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鲜为人知的那些事（3）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兴贩私盐一万多斤”。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如果以“见捉获斤两条贯定断”，则“议罪必轻”，因此要求“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加重处罚。在包拯的坚持下，张可久受到严厉制裁，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有一个叫任弁的官，也撞在包拯的枪口上了。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仁慈宽厚的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利用职权，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还留下了一则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宠于上，平步青云，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而且言辞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终于被削职了。

在官场，敢于坚持原则激浊扬清，是最可贵的品质。这一点，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谓战果累累。

论人处事公道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此时，包拯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虽然他年纪不小了，但在大佬云集的朝廷中尚属于小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