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门道——升级与优化（2）

其实，食品安全及部分产品的质量问题原本在国内就已经风声不小了，我们也知道，中国许多产品的技术质量及安全标准本来就是比较粗和比较低的（以前闹得很热闹的苏丹红问题，实际上是先在其他国家闹起来的，我们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标准，是有了动静之后才补定的标准），问题是这些比较低和比较粗的标准，在国内的执行尚不理想，因此，与国外那些相对比较细密、比较严格的技术质量标准相比，出问题是迟早和多少的事，不出问题反倒奇怪了。与前几年以来的轰轰烈烈的科技创新运动相比，严重的产品安全与产品品质问题所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无论是行业研讨还是政府首脑露脸的相关重要活动皆少得有限。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行政模式在通常应由商业机制发挥作用的发展领域则相当发达，也极易操作，同时也容易有政绩效应；但一遇到这种涉及底线的领域，则政府反应的滞后就十分明显，因为这不是简单的财政预算投入与大会号召就能有所进展的问题，重要的是进展了也不易表述为我们领导习惯的经济业绩。长于发展而弱于保底就慢慢形成了很多地方领导总是更强调发展而较少解决保底问题的习惯，这种现象存在于经济VS环保、存在于创意产业VS文物保护、存在于新技术VS农业产业化等类领域，好抓的往往是发展型的前者，而不是底线型问题的后者。

保底需要一批有保底使命的人员、需要有保底的财政条件保证、需要有保底技能的训练、需要建设保底的流程体系，当然还要有针对保底问题令行禁止的法制权威。从中国的特色来说，保底部门的地位、一把手抓不抓保底、保底成效的业绩考评及对仕途是否有重要影响，这些都决定了保底工作会不会保得到及保得好不好。底保得不好，丢脸丢在家里，在国内丢久了，就难保不丢到家外、国外去。

游说才是政策的生命

美国的游说（lobby）大致分@三类：其一是直接游说，例如美国农场主协会、美国制造商联合会、亚华协会、来复枪协会，它们以会员制形式存在，收取会费，很清晰地显示自己代表会员与会员所在行业或圈子的利益；其二是代理游说，主力是律师事务所、政治性公关公司、政策性策略公司，它们接受特定机构的委托，收取费用，用一套专业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来完成代理任务，而且它们往往有专门的注册游说人员，例如我这次接触到的威廉斯默仑策略机构，以及挺有点名气的卡西迪公关公司，对于这类机构，圈内人一望即知它们就是为人游说的，但圈外人还以为它们是做一般商业广告、律师服务或者咨询业务的呢；其三是倾向性游说，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所谓独立思想库，思想库一般有一定的政策立场的倾向，例如布鲁金斯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立场，而企业研究所就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立场，那些捐助者也往往以此立场分类。思想库通常提供政策设计，具有游说能力，且其领导人物与主事者往往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与话语权，同时也被大家贴上了比较明显的立场标签；但是它们较前两类则更能表现出表面中立性，尽管实际上它们的资金来源与政策选择本身就具有倾向性。这三者在美国都非常发达，而且互相补充，从多个角度渗透和影响着政策决定者，构成了一个绵密的价值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