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1）

尾声

时光如水，它在静静地流，慢慢地流。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当年的青春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漫长的艰苦岁月，有如锋利的刀笔，在我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我的听觉已越来越差，接电话时听不清对方的声音；视力越来越模糊，晚上看新闻联播，眼睛离电视屏幕只有三十公分；双脚已不能下地行走，用轮椅代步，垂垂老矣。妹妹也年逾古稀，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妹夫一道随儿女移居美国。

抗战结束不久，我和祖母、母亲、妹妹劫后余生，幸运地回到了家乡，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因家庭生活仍然困难，我再次放弃了去省立一中复读的机会，彻底中断了我的大学之梦。1946年9月，我考入省立女师，毕业之后，回家乡教书，教小学、教中学，直至退休，一辈@子未曾离开过我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也是在1946年9月，我的好友陈兰考入省立五师。1948年冬天，他们班毕业时，学校组织去外地参观，刚到那里，悲剧发生了，她患上烈性传染病，抢救无效，去世时年仅23岁，噩秏传来，我悲痛欲绝。人们常说：“天涯处处有芳草，何愁前路无知己。”而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再没有遇到象陈兰这样品德高尚、胸怀坦荡、热爱学习，有远大抱负，对朋友诚心诚意的好人。挚友的早逝，怎能不让我扼腕叹息，终生怀念？

父亲则一直杳无音信，多年后才知道他在1951年暴病客死异乡，当地民政部门因无法与我们做家属的及时联系，只得草草就地收埋。十年之后，即1961年春季，祖母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弥留之际，瘦得皮包骨头，用极其微弱的声音频频喊饿，还不断地呼叫着她的独生儿子——我父亲的名字，那场面，使我和母亲倍感悲伤。

新中国建立第二年的五四青年节，承蒙同事和朋友的关心，我与相爱的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老伴当初是县立简师的语文教师，后成为家乡师范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并长期担任该校校长。他退居二线后应聘岭南某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直至1995年因肺癌去世，享年67岁。老伴过早离去，也许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有关。

婚后，我有了三个儿子，我和老伴、我的母亲（孩子们的外婆）共同将他们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六十年代中期，老大、老二经受了“文革”的折磨和摧残；老三则生于“文革”前夕，他们生不逢时，长于逆境。那是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文革”伊始，我和老伴双双走下了讲台，无休无止地遭到造反派的残酷批斗；造反派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多次上门抄家，张大千的字画被随意撕毁。三兄弟一夜之间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坠入了社会的底层，被赶出校门、受尽歧视和侮辱、甚至挨红卫兵的打骂，成为家常便饭，生不如死！当年，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如果没有外婆的精心呵护，三兄弟不可能有今天！我母亲由于几十年积劳成疾，不幸于1976年因胃癌病逝，享年72岁。老三曾满怀深情地说过，外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