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出场的重要人物--佛图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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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六节遗忘在公司忘记带回家了。只好明天早晨更新了，奉上人物介绍一篇以致歉。

后赵大和尚佛图澄

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一说天竺人，本姓湿。自幼出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进入内地之前，两度到过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流行地区罽宾(今克什米尔)，据说又曾于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河岸一带，其旧地包括东北直到印度河上游一带之山区)就罗汉入道，因此，他早年接受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学说。后来曾在敦煌长期停留，又受到大乘佛教般若空宗的影响。擅长医术、天文、历数和幻术，又具有度脱众生的献身精神。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想在此处立寺传教，适值匈奴族酋长刘曜等率部进逼洛阳，经过连年攻战，晋军屡败，洛阳陷落，怀帝被俘，中原一片混乱。佛图澄立寺之志落空，不得已暂避于民间，静观局势的发展。

在中原的混战中，刘曜的部将石勒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石勒字世龙，出身匈奴别部羯族，世居上党郡武乡县(治今山西榆社北)，父祖皆任部落小帅，本人年青时当过小贩，也曾为人力耕，后被晋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刺史司马腾捕捉，卖至山东为奴。被放免后，联结王阳、郭黑略等18人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号称18骑。匈奴首领刘渊起兵后，石勒率众投奔刘渊，在征战中升官晋爵，壮大了力量。永嘉五年，石勒攻掠豫州(东晋时辖境当今大别山南北)诸郡，临长江而还，屯兵于葛陂(今河南新蔡北)，滥杀树威，受害者中包括大量的僧徒。佛图澄看到这种情形，决心站出来，用佛教的慈悲戒杀教义劝阻石勒滥杀无辜，保护民众，稳定社会秩序。于是他杖策到军门，投住于石勒大将郭黑略家。

郭黑略素奉佛教，佛图澄到后又从受五戒，对佛图澄执弟子礼，极为恭敬。此后，郭黑略跟随石勒征战，往往能预言胜负。石勒感到奇怪，问他说：“我一向没看出你有出众的智谋，现在却每知行军吉凶，是何缘故？”黑略回答说：“将军天挺神武，所以幽灵暗中相助。有一位和尚，术智非常，说将军一定会拥有华夏大地，他应成为将军的老师。我前后所作预言，都是他教我的。”石勒听了非常高兴，认为是上天所赐，即召佛图澄问道：“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深知，石勒一介武夫，听不进佛教的深奥理论，只能用一些神奇变幻的道术，取得他的信任，便回答道：“佛教的大道理非常幽远，但也可以用看得见的事实证明它的神通和灵验。”随即取钵盛水，烧香**咒，顷刻间钵中长出莲花，光彩夺目。石勒看到这种奇妙的表演，立即表示信服。佛图澄趁机进谏道：“当一个治国临民的帝王，如果把德化推行到全国，便会有种种祥瑞出现；如果暴虐无道、政治**，则会有彗星现于空中。不同的天象，预示着不同的人事，或福或殃，这都是古今的常徵，天人的明诫。”石勒高兴地接受了佛图澄的规劝，很多人本来会惨遭石勒的杀害，由于佛图澄的缘故，十有**得救被释。佛图澄的神通和慈悲，很快传遍了北方广大地区，大批汉人和少数族人民，由此皈依了佛教。

佛图澄的神通，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过是巧妙的幻术。《僧传》记载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还说他腹旁有一孔，塞着絮物，夜晚读书时，拔出絮物，孔中出光，照亮一室；有时还把五脏六腑从孔中取出拿到水中去清洗，洗净复纳孔中；又曾敕龙致水、降雨，喷酒兴云灭火，烧香祝愿遥救人难，如此等等，神通十分广大。这些神奇事迹，除了一部分属于传闻不实，或夸大其词之外，也不过是佛图澄玩弄的魔术。古代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为了传教的需要，大都能掌握五种学艺，称为“五明”，即：声明(语言文学)、因明(逻辑)、内明(教义)、医方明(医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历数等)。佛图澄就精通此五明，还学习过气功，“常服气自养，能积月不食”。他为了取信于石勒等当权人物，不得不常常利用其娴熟的工巧明，故弄玄虚，并编造一些佛教故事，自我神化。这些魔幻手段和神异故事，经过他的弟子和信徒的夸张宣传，便把他塑造成一位能预知过去未来、吉凶体咎，能兴云致雨、变化无穷，无所不晓、无所不通的“神僧”，备受石勒统治集团的崇敬。

取得石勒的崇信之后，佛图澄积极地开展政治和宗教活动。在政治上，他努力帮助石勒打胜仗，建立和巩固政权，进而引导石氏政权减少杀戮，爱护民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例如，永嘉六年，辽西鲜卑段末波奉晋将王浚之令进攻石勒，其众甚盛，勒有惧意。佛图澄假借预言以增强石勒的信心。他说，我昨天听到寺院铃鸣，说明天早饭时就可擒获段末波。石勒听后心才安下来，果然出奇兵捕获了段末波。这时，众将皆劝石勒杀死他，佛图澄却劝石勒把段末波放归本国，借以结好鲜卑段氏。石勒听从了佛图澄的意见。此后段氏部归附石勒，王浚势力日衰，终被石勒兼并，石勒由此扫除了称王建国的最后一道障碍。

石勒建国后，前赵刘曜于光初十一年(328年)亲率大军进攻洛阳。石勒打算自己统兵援救洛阳，内外僚佐皆进谏以为不可。石勒征求佛图澄的意见，佛图澄再次假借铃音激发石勒的信心。他说：“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一句羯族土话，秀支指军队，替戾冈，是“出”的意思；仆谷，是刘曜的官位，劬秃当，是“捉”的意思。整句的意思是“军出捉得刘曜”。石勒听后很受鼓舞，乃留长子石宏共澄镇守都城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西南)，自率步兵和骑兵主力直趋洛阳，击溃前赵大军，生擒刘曜。

此役之后，石勒进位为赵天王，行皇帝事，对佛图澄更加崇敬信赖。又因佛图澄救活了他的爱子石斌，石勒遂把年幼的儿子都放在佛图澄寺中养育，每至四月初八日佛诞节，石勒亲自到寺院参加灌佛仪式，为诸子发愿祈福。后来还发展为在佛诞日举行盛大的行像活动。尚方令解飞奉命制作了一辆载有佛像的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木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这样精巧的檀车载佛行像，吸引了一城僧俗、士庶，成为最生动形象的佛化宣传。

石勒死后，石弘、石虎相继成为后赵国主。石虎尊事佛图澄，过于石勒，尊之为大和尚，下诏说：“和尚(指佛图澄)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非顾，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司仪)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令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以此表示对佛图澄的敬意。佛图澄对石虎，也是利用预言等宗教形式，帮助他处理好政事，防止和避免一些灾祸，并时时谏阻他的过分残暴的行为。

石虎对于佛教的崇奉，曾因东晋桓温进兵临淮，对后赵构成威胁；接着后赵侵犯前凉又遭惨败，而有所动摇。他发怒道：“我卖力地奉佛供僧，却招来外寇，佛教的神验何在！”第二天，以此责问佛图澄，澄回答说：“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60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更化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乎？”这显然是佛图澄编造的一个神话，石虎听后却深信不疑，跪而致谢。从此，石虎对于入主中华有了理论依据，信心更足了，他对于佛教的崇奉也更坚定了。石虎曾问佛图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岂获福耶？”澄答道：“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在这里，佛图澄针对石虎的地位和性格，对于戒杀生的教条作了灵活的解释，劝他“不为暴虐，不害无辜”，“省欲兴慈”。石虎对于这一劝告，虽然不能完全遵从，在恣意刑杀方面毕竟有所收敛，老百姓因而得益不少。

在宗教上，佛图澄充分利用得到统治者信任和支持的有利条件，积极向社会传教。他在传教活动中也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显示神异，编造神奇故事，促使人们信佛，同时通过为人民治病，扩大佛教的影响。当时疾疫流行，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其中一些痼疾，一般医、巫束手无策，更是人民莫大的祸患。佛图澄广泛为人治病，虽是痼疾，澄为医疗，应时瘳损。受惠获益者不可胜计。这些人都因崇拜佛图澄而信佛，以致“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这种状况，引起了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不满，石虎下诏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否？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中书令王波也持相同的意见。但是，一来王度奏疏中认为佛是外国之神，主张华夏人及其国君不应当信奉，正好触到石虎的忌讳，石虎出自羯族，最恨人家谈论华戎之别；二来，由于佛图澄的缘故，石虎对于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根本不可能全面禁止信仰佛教，所以下诏说：“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姓，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这样，通过佛图澄的努力，石虎正式下令把佛教纳入国家保护之下，明令汉人可以出家。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是第一次。佛教在国家力量的帮助下，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在后赵短短数10年间，在朝廷和各州郡的资助下，佛图澄与其弟子建立佛寺凡893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字。为了传教的需要，佛图澄进入中国内地后还广泛阅读了佛典以外的书籍，达到了“妙解深经，傍通世论”的高度修养，使他在给弟子们讲解佛教教义时，能够“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他又严守戒律，非戒不履，无欲无求，给信徒们树立了好榜样。因此，追随他的徒众很多，身边弟子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合计将及万人。其中如竺佛调、须菩提等几十名僧人，来自遥远的天竺、康居，因为仰慕佛图澄的高德，冒险犯难，不远万里前来投师援业。中原、关中的名僧如释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竺僧朗等，也都跨越关河，前来听澄讲说，在佛图澄的培养、陶冶下，日后都对佛教的发扬光大作出了杰出贡献。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即后赵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佛图澄在邺都(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迤东一带)邺宫寺逝世，据称享年117岁。倾城士庶为之悲痛哀号，奔赴悼**这位一代高僧。对于佛图澄对佛教和对社会的贡献，梁释慧皎在《高僧传》中评论说：“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又说：“郡国分崩，民遭涂炭。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骋悬记于襄邺……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生，国无以校也。”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