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锣鼓（1）

电影的锣鼓

1957年，我二十一岁，在遥远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单位，感觉不到有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然我也看报，但那欢欣鼓舞的“大鸣大放”，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声讨”，于我都像是，电影的锣鼓。

《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于发表在北京的所谓中央报刊

上，又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后来成了省文联主席)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

甘肃省委召开座谈会，发给了我一个请柬。我没在意，没去，也没答复。肖英找我谈话，说那个会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给我看了一份会上传达的文件，是的讲话。打印的，不让带走，要我当场看了就还给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请大家出来鸣放，帮助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

洪毅然先生来访。他刚参加了省上那个为期三天的会，特兴奋特高兴。问我为什

么没去，说张仲良托他向我问好。说会开得好极了，大家都讲出了心里话，很畅快。谁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一个比一个尖锐。张仲良说，都说得很好，能开诚布公，证明大家相信。党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胆相照，才能共同进步。我问，难道你们没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吗？《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都在讲要反击。北京那些人，鸣放了一阵，已经在挨整了。洪回答说，张仲良说了，那是针对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亲自发表讲话，保证言者无罪，你还不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