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兆俊（2）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的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二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1957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一词)。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的。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噩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纽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