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为了维持民众的信心，美联储将利率大幅提高——远高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而享有“过度特权”时美国所能提高的利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在必须限制通货膨胀率和维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同时，高利率已经威胁到了增长并伤害到了金融部门的生存能力。而美国眼下也陷入了这一两难境地之中。美国的债务状况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欣慰，因为其利率已经大幅超过了其增长率。巨额的经济和社会支出隐约可见。总之，美国现在酷似任何新兴市场国家。

廉价融资是当下之需——特别是因为信心的丧失与财政的可持续性紧密相连，而许多发达经济体（如2010~2011年间的冰岛、希腊和爱尔兰，以及2012年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很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关系。产油国拒绝增加对美国的紧急融资数额，因为昔日那些友好的独裁者们已被各种说辞说服，被“非自由民主者”（引用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话来说）所取代。这些说辞或中庸或极端，*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耿耿于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成了美国寻求帮助的唯一选择。

总统的车队已经抵达金碧辉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但是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并不是独自前往。因为2020年的大选产生了一个分治的政府，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了打消金融市场对其贷款与限制条款一揽子计划可信性的疑虑，坚持美国国会的两党领袖都到场，以此表明两党都将在立法上通过这一计划。（然而，美国却依然能够顶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出席的压力，而首席法官代表的则是美国政府依然存在的权力分支。）

中国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份额拥有者，并且支持该组织在2018年进行投票机制改革。同时，中国在该组织中拥有否决权，因此，如果美国想要获得融资来稳定其债务状况，以满足债券市场的话，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美国要撤除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这个条件带有惩罚色彩，因为大多数成员都受惠于中国的贸易和金融上的慷慨解囊，而中国能够很容易地联合它们使美国的融资项目流产。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条款清晰、具有法律责任，并在增税和减支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此都不怎么欢迎。美国政府必须出台国家增值税，重新将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至40%，制定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检验方式，并且大幅减少国防开支。总统面无表情地接受了这一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冷静的注视和两院领袖的围攻下，总统在详细写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条款和条件的意向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