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家与学者（2）

专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障，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障碍。一方面，它保护了你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今后你的专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它阻碍和障滞了个人作为人来说他的本性和兴趣的全面恢复。比如说，假如这次你没能去日本，以后你又有多少时间和兴致去沿着川端康成描绘过的小路走向伊豆的温泉呢？也就是说，专家的训练已经使每个人失去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生活的机会。所以，我们对这一点总是觉得惶恐，甚至对它有一种由衷的疑虑。这时我们发现，对于一个向学者来说，有一种不同于专家的追求--学者。学者首先是专家，但又不仅仅是专家。这正是我们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的。

很多人以为，学者只是某种人的职称。这只是一种世俗的用法。事实上，我们用的“学者”相当于西方人用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引入到中文中以后，被许多人执持为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不仅将知识分子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作为人类的良心。他们要求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的精神，对人间的不平作出公正的批评，维护法律、道德之外的社会正义。然而，这种想法在中国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迷惑人的地方在于：（一）来源于中古法语intellectual，本义是古拉丁语的intellectus,inter(间于)+legere（选取，进一步源自希腊语），是具有辨识能力、智慧的意思，intellectuals是被理性告知的人，它在基督教传统中指领受过某种外在真理的人。也就是说，他认知了一个“道”，是闻道者，所以他能以此为标准来评判社会与人生。但是我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做知识分子，而认为自己应该做学者。这秉承于另一种传统，也就是孔子说的：“好学而已”。好学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自己学到什么，而是要求自己不断地去研究、去怀疑、去反省。这是一种内在的趋向和精神的本能。即使面对一个流行的道理或者一项通俗的规则，也要不断地发问，探讨它们背后的意蕴。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我们才称之为学者，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是(色色小说知识分子。（二）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反省中，一直存在一种妄自菲薄的现象，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位在“士大夫”或者说“士”这个阶层。“士”是指读了儒家规定经典，通过了国家考试，从而干预政治、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人。这种人在其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之下隐藏着与之俱来的缺陷，即他们必须仰仗社会制度的变迁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来为统治者谋划。他们或者站在“贮才”预备队里，关注着世事变化，等待统治者的召唤；或者置身于朝廷，殚精竭虑，给皇帝提供自己的智慧与忠心。到了今天，有些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西方民主精神和独立思考的鼓励，观察着现行社会制度的弊病，不间断地提出自己尖锐的批评。他们以为自己是闻道者，是知识分子。我们一方面对于他们的义愤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不禁感到遗憾。他们在内心里还是“士”。左右着他们的还是旧传统留下的那一种习性：不在庙堂之上，就在江湖之野，忧国忧民，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在人间设计、调节、操持而奉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