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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老朱以通信方式写成的学术规范指导《十九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相见恨晚。

在我18年前走入北大校门的时候，没有这样细致入微的治学指导。我稍稍有点嫉妒老朱这19封信的收信者——他的那些幸运的学生。

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怎样做读书卡片，怎样清理学术概念，我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至今也仍然处于笨拙的低效率状态。

当时若有老朱这样系统的指导，该省去多少宝贵的时光。所以我说老朱这本小册子可谓

“功德无量”，它能够使多少莘莘学子摆脱

“刀耕火种”的蒙昧治学方式，迅速站在前人的肩头，顺利走上学术正轨。

老朱在《十九札》里，一本正经地谈方法、谈理性，我却读出了他冷静背后的一腔真情。

他是怀着对学术的爱，对学生的爱，带着他那点书呆子气，用他全部的治学经验和生命体验，来写这十九封长信的。

《十九札》使我想到许多该如何治学、如何为师的问题。北大不乏各领风骚的优秀教师，但能够将自己成功的经验以可传授、可操作的方法这样教给学生的，朱青生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之一。

不才我在北大也算是十多年来小有微名之辈，比起朱老师的

“传道授业解惑”之功，不禁汗颜。这并非仅仅因为朱青生学兼中与西、打通术与艺，更因为他对整个北大、对整个中国学术恫瘝在抱的那份情深意切。

《十九札》的口气虽是对学生的，但我以为对大多数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具有极好的补课意义。

《十九札》中某些细部的具体主张和规范，我以为不一定对各个专业都具有普遍性，学术和教育也不是单凭理性就能够健康发展的。

但《十九札》所显露的这种对学者和教师岗位的敬业精神，却穿越体制和专业，是治学者和为人师者普遍应该具备的。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