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奉天攻略（三）

六月，由“东北抗日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联合组织的军事行动终于开始，为此，我特别向热河驻军司令部报请了两个月的“病假”。虽然救国会运输武器物资的车队比原计划晚到了五天，但义勇军第五十九路军独立旅终究还是于六月三日动身，开始了北进的征途。随同前往的，还有北平“冯庸大学学兵队”的五辆卡车和二百名学生兵。(听说冯庸大学的学生军手里还有一架飞机！不过这次没见到)整支队伍达到一千五百人，卡车五辆、大车四十多辆、骡马三百余匹，外加两辆由推土机改成的“土坦克”，可谓是阵容强大。

经过“后援会”朱庆澜将军亲自到热河与汤玉麟进行“疏通”，义勇军及运输队总算没有遭到热河省军的拦截。队伍在热河董福亭三十八旅防区内一路前进还算比较顺利，经平泉、大庙、杨树岭、三十家子、水泉，于六月五日抵达凌源县（当时属于热河省）大营子村。在这里见到了我的“上级领导”——义勇军辽西军区第一军团总司令彭振国。

辽西军区所辖奉天（沈阳）、新民、锦州、兴城、义县、北镇、黑山、锦西、绥中、朝阳、凌源、凌南等十余县，指挥抗日义勇军近二十余路，可算是“家大业大”。因为在四月间运输军服那会儿曾经有过书信联系，所以彼此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近的。此时彭振国带了十多支部队过来，可人马却不多。例如凌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张佐廷部，虽然号称千人，可实际却只有二百人不到。加上穆化南、刑九鼎、李贞等部，以及三十四路军刘纯启（匪号亮山）、刘春山（匪号德全）、张恩远（匪号战东洋）四五百人的队伍，总共也就是两千三百多人，而且尚有近一千人还“装备”着大刀长矛，连杆步枪都没有。幸亏此时人人都穿着绿军装，总算有着那么一点儿正规抗日武装的意思。

在领取了由王化一带来的武器弹药之后，彭振国可是乐的合不拢嘴，但在“视察”五十九路军独立旅的时候，原本就显得沧桑的脸，渐渐变的有些不自然。而我此时却顾不上那许多，急切的说道：“目前义勇军距离日军占领区越来越近，为了能够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并且避免日军飞机的侦察轰炸，我认为以后的行军还是改在夜间进行。白天宿营，也要派出防空哨和警戒搜索分队……”

“哼、哼、朱旅长过于小心了吧？这里方圆百里，还都是咱东北人的地方！小日本儿和汉奸队伍不敢过来。咱们是去抗日，又不是打家劫舍，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听了这话，我寸步不让的争辩：“车上还装着军火弹药，万一被日军飞机发现，损失太大！再说我们的进攻目标是奉天，要想获得成功就只能是隐蔽行军、出其不意，尽可能在局部战斗中取得绝对优势！”

彭振国还要再说，一旁的王化一连忙劝道：“好啦，好啦！两位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次我们带的军火实在是不少，小心些总没有坏处嘛。等过了朝阳县地界（也就是到了辽宁省），我们再堂堂正正的进军，号召更多的群众起来抗日！”

王化一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办法显然不能让我和彭振国满意，但总算是没有吵起来。接下来的九天行军，可是把我累坏了。例如派出搜索连队布置侦察任务、勘测道路、安排营地，宿营之后要设置岗哨和警戒阵地、指挥队伍进行伪装，事后还要东跑西颠去检查……这些都要亲历亲为。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要抽出一个小时来，集中全旅军官进行战术指挥方面的培训，并且对一天下来各个连队中出现的失误进行总结。在我的影响下，独立旅各连队也开始抽出傍晚吃饭前的一点儿时间进行战术训练。如此一来，不仅五十九路军独立旅的战斗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我和全旅官兵的距离也逐渐拉近了。

很快，五十九路军独立旅旅长会教如何打日本的事情在其他部队中传扬开来（在此之前五十九路军是以手里的“家伙”多出名）。在我给军官们上课的时候，也开始有一些“司令”、“军长”过来旁听。因此我也就在讲课当中加入了一些游击战术和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之类的内容。总司令彭振国每次都来，不过一直是站在人群最后面、听完就走，而不是象其他人那样总是问个没完。至于五十九路军独立旅士兵所进行的班排战术训练，各种评价都有。

听说当有人问起三十四路军张恩远的时候，这个打着“战东洋”旗号的响马不服气的一拍腰里的两支“盒子炮”：“哼！要是咱一个对一个，就凭那些毛儿都没长齐的洋学生？还不跟逮只兔子似的！”

“那要是二十对二十呢？”（五十九路军独立旅基本都是以一排二十人为单位一起行动。）

张恩远呲着牙吸溜了好一会儿，才摇了摇头说道：“够戗！……”

六月十五日，部队向东北方向一路挺进，经朝阳县，过金岭寺、大凌河，在义县县城东北、石家堡以东的巫医闾山一带驻扎。此时由绥中、建昌一带北上的第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率领副司令吴金铎、参谋长李卓英及所属扬振中第二旅、李秉钧第十二旅、洪永贵第十七旅、马玉臣第十九旅、窦海山第二十一旅，共三千人马也赶来会师。（平均六百人一个旅？晕倒！）至此，由救国会军事部部长王化一带出来的武器弹药和军服已经全部被“瓜分”一空，算上沿途吸收的零散抗日武装，整个辽西第一军团达到一万多人。（听说有东西发，群众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各式各样的抗日队伍就好象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两个人、一匹马，外加一杆老洋炮就敢称“抗日游击军”！致使王化一也不得不要求各“军”提高招兵的条件。）

第二天，第二十五路军赵大中部、第二十路军金子明部及第一路军王显厅部共两千多人马也相继赶到。因为没有得到任何“补给物资”，这三路队伍当然意见很大，可要想从其他各军里均出些武器弹药来，简直想都别想！（军团总司令彭振国虽然也是救国会派到辽西来的，可手下并没有亲信部队。而且在这个时候，什么委任状都不好使！）最后还是我把所携带的四百支日式步枪和一万发子弹送给他们，才平息了此事。

以后几天里，更多的抗日武装投靠了过来。什么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不一而足。

而我除了零散招收些身强力壮的年轻士兵外，只破例收编了从大虎山、沟帮子一带过来的潘士贤、孙鸿猷两支抗日民团武装。潘士贤、孙鸿猷都是地方上的开明士绅，能奋起抗日当然是有一些觉悟的喽。尤其是孙鸿猷老人，都已经七十岁了，毅然卖掉所有土地，一把火烧掉房子，率领儿孙、媳妇、以及全族上上下下四百余口毁家抗日！至此，五十九路军独立旅的步兵连总数增加到了十个，总兵力达到两千三百人。独立旅新编成轻步兵第三团（缺重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由潘士贤任团长。并且旅部还成立了两个直属骑兵连，只是不得不再另外成立一个妇女营（对外叫补充营）和一个“托儿所”。

当然，搞了如此大的“动静”出来，不能不引起日本关东军方面的注意。一开始是小规模的汉奸便衣队前来刺探，结果被各支抗日队伍的侦察搜索部队所歼灭。（在我的影响下，其余各路义勇军也纷纷以精锐力量组成了侦察队、特务队和骑兵队，并且开始出去“杀汉奸”，拉队伍。在本乡本土，这些人的“战果”比外来的五十九路军可强多了。六月二十日，两架日军侦察机被防空连和“坦克排”合作击落。我知道，部队必须尽快出击，否则等来的只会是日军的围剿！

可此时辽西军区第一军团内部却对所要进攻的目标争论起来。王化一和总司令彭振国要立即攻占北面的新立屯，以便与辽北、热边第四、五军团连成一片；同时分一部兵力向东与第四路军耿继周，刘海泉等部配合，攻打新民县城，为进攻奉天“铺平道路”。而第四十八路军郑桂林司令则以目前日军第八师团正在围剿绥中、建昌地区的抗日武装为由，提出攻打南边的义县县城，牵制日军兵力北移。我则主张直接向东，夺取黑山、大虎山日军据点，破坏新民致锦州间的铁路交通。

我深深叹息道：“日军主要兵力全部集中在铁路沿线，有了铁路，锦州、新民半日即到，敌人想打到那里就运兵到那里！大虎山为两地之间的铁路枢纽，不把这里打掉，被包围歼灭的只能是我们自己！”还好，我的意见被原本就战斗在这一地区的赵大中、金子明、王显厅等人所支持，他们也对鬼子的快速运兵能力深有感触。最后终于统一了意见——决定三面出击！彭振国带领一部人马进攻新立屯，我带领五十九路军独立旅进攻黑山、大虎山日军车站，之后两部分别向新民县进发，共同攻打新民县城。第四十八路军郑桂林部与第二十五路军赵大中部、第二十路军金子明部及第一路军王显厅部共同组成“南线集团”，攻打大虎山以南五十里处的北镇和沟帮子车站，摧毁铁路以堵截从锦州乘火车北上的日军。之后两部视情况撤离铁路沿线，转而进攻义县县城。

六月二十一日，抗日义勇军三路队伍同时誓师开拔，向各自的目标进军。为此，我特意找来一面大鼓。鼓声、歌声激扬之中，士兵们昂首挺胸，伴着夕阳的余辉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血战！

……

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向那红日光。

胆似铁打，骨如金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我发奋图强，做好汉！

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