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华盛顿：暗潮涌动

我站在家中的院子里，用脚趾轻抚着草丛，仰望蔚蓝的天空。

那是2011年早春。3个星期前，我还在美军前线行动基地厚厚的瓦砾堆上踉跄而行，想方设法抵御阿富汗刺骨的寒冬。数月之中，映入眼帘的就只是冰雪和泥。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们便开始接连不断地接到部署命令，在不同的沙漠国家之间辗转，所以我逐渐学会了欣赏简单的东西，一片绿地在我眼中都是美景。

真高兴能回家。

总体来讲，上一次部署任务还算轻松。

冬季部署往往都是如此，因为武装分子都返回了巴基斯坦，等待气温回暖。3个星期的假期眼看就要结束，我们排也将赶往密西西比接受训练。我期盼着休假结束后能够重新扛枪上阵。这次可以算是较为轻松的旅程之一，我们不用赶得太紧。

这也是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无法和史蒂夫结伴而行。他已经不当组长了。从上次任务返回时，他就被调去绿队当教官，连告别词都没有。我们各自回到基地，暂时收起装备。史蒂夫假期结束后，就直接以教官的身份接手新一批学员了。那天一大早我就投入工作：锻炼身体、整理装备。就在这时碰到了史蒂夫。“我得休息一下。”史蒂夫说，“去绿队后还不赖，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规定让我很无奈。”“明白。”我说，“我们还能再看到你回来当组长的。”

中队里的每位成员都是老将，随便挑一个出来，至少都经历过一打的海外部署任务。就算工作节奏很快，而且必须作出远离亲人的牺牲，大家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接受更多任务。

“你也休息不了多久。”我对史蒂夫说，“很快就会回来当排里的头儿了。”

“到时我们一起学习，看怎么才能做出超赞的幻灯片。”史蒂夫说。

在阿富汗的行动举步维艰。似乎每轮部署都会遇到一堆新的要求或限制。每项任务的获批都需要一页接一页的幻灯片。律师和参谋们仔细推敲每一页的每一处细节，争取让阿富汗政府接受我们的计划。

我们发现执行任务时突击队员变少了，不干实事的“闲杂人员”却多了。我们带了常规部队中的士兵当观察员，以驳斥不符实际的指责。

为了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不再允许我们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行事。几年来，我们都是悄悄潜入对方住所，然后趁其不备抓获武装分子的。

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

上一次部署时，上级下达硬性命令禁止这种做法，而是要求我们把武装分子喊出来。我们包围建筑物之后，必须先由翻译用大喇叭高声呼喊，要求武装分子双手举起走出门来。这很像美国警察的做法。这些武装人员都出来后，我们就进屋搜查。一旦发现藏有枪支，便抓他们回去；但过不了几个月，他们又会重获自由。就这样抓了放，放了抓，一次部署中，反复逮捕同一个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一只手拿枪，另一只手握笔，这恐怕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只要抓人回来，就意味着得要奋笔疾书两三个小时。在基地，被抓来的人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受虐待了吗？”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深入的调查、洋洋洒洒的报告就在所难免。

敌人已经熟谙这个套路了。

他们的策略变化和我们的一样快。我在早些时候的部署作战期间，他们还会和你针锋相对。经历得多了，知道手无寸铁就会毫发无伤。在我近期的部署作战中，他们便开始费尽心机地藏好武器。武装分子对游戏规则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也只是配合我们走走过场，过不了几天，他们就能回家了。

这着实让人抓狂。为了事业，我们远离亲人，如果能让我们放手去干，这种折磨我们也就认了。越来越多清规戒律般的束缚，让我们对为什么来这里拼命这一问题备感困惑。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一种退出策略，而不是运筹帷幄、实打实干。

“看运气啦。”史蒂夫说，“谁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情况？”“明年估计得用玩具枪了吧。”我说，“电击枪，还有橡皮子弹？”尽管下一轮去阿富汗时我和史蒂夫将不在一起，但队部很小，我还是能够常常碰到他。

我很快整理好行囊，准备回家。弗吉尼亚比奇的气候已经渐渐变暖。虽说在海里游泳还有点儿凉，可穿短袖已经没有问题了。在离开之前，我匆匆忙忙地赶着完成“任务清单”。

第一件事就是为房子铺上一层新的覆盖物。

我到家时，一辆破旧的F-150福特卡车停在车道上。园务工人摊开一张防水布，上面是一大堆覆盖物。他不停地用干草叉把这些东西叉到手推车上，然后推着满满一车去倒进花圃，回来再装。这都是他一个人在干。

在他往手推车上装东西时，我上前搭讪。我们素不相识，但几个队友都向我推荐说他干活儿不错。其实铺覆盖物的活儿我也能做，就是舍不得自己那点儿在家的时间，还是花钱雇人来做合适。

“你是海豹突击队的吧？”他边铲边问。

“是的。”我答道。

要不是他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单看外表，还真有点儿海豹队员的范儿。他瘦高身材，胳膊上有文身，穿着件皱巴巴的冲浪T恤和一条破旧的卡哈特工装裤。

“看着就像。”园务工人边放手推车边说，“我刚给杰伊干完活儿，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头儿。”我说，“我们下周还要一起上路呢。”

杰伊是我的中队指挥官，但我和他不太熟。上次部署之前他就接管了中队，但并不常常和我们一道外出执行任务，所以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共过事”。他那个级别，一般都是代表我们与联合作战中心（JOC）进行联络，帮我们扫清重重障碍，确保任务获批。

我们常常把长官称为“临时工”，因为待不了几年，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就会多出新的选择。他们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辗转，不像士兵那么倾向于在一个组待上更长的时间，能用大把的时间维系深厚的感情。杰伊是我加入中队以来的第四个指挥官了。

“我看他最近很忙。”园务工人说。

不会吧，我们这3周都在放假啊。每次部署结束后，大家都只想躲得远远的。像杰伊这样的高官做一些任务调整和计划的工作倒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们都放假了，他还这么忙，似乎有点儿不大对劲。

“你怎么知道？”

“那天我去打理他的院子，”园务工人来装推车时说，“好像有什么大事呢。他人已经在华盛顿了。”

“啊？”我迷惑不解，“他两天后要和我们去密西西比的。”

那时“阿拉伯之春”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埃及迎来了新政府，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东。利比亚深陷内战，双方相持不下，反对派向北约求援。叙利亚局势紧张，成为热点地区，更别说非洲之角和阿富汗这些仍需要关注的地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冷不丁冒出个什么突发事件。

每周都会有人向我们简要说明世界上现存或即将出现的威胁。我们的情报部门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有时会重点关注某个局势，比如说利比亚。这些简要汇报的最后一部分大都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最新消息和任务执行情况。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准备就越充分。

我们常常旋风般地开展任务、投入模拟演练，只等华盛顿的决策者一声令下、批准相关计划。有时候，就像救菲利普斯船长那次，我们能够付诸行动。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等到的却是一场空。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埋头专注于眼前的任务，把无谓的猜测留给别人。这样至少还能省点儿气力。

我给园务工人付了钱，暗自庆幸自己只是个组长而非长官。长官被忽悠的次数比我们多出十倍。不管怎样，我已经作好了去密西西比的准备。

这次和我上次在绿队时去密西西比有所不同。不用担心因为排名倒数或不良的室内近战表现而被赶走。我们半天在射击场，半天泡在室内近战训练室，提高作战技能，确保每一个人都不掉队。队伍中有一些新手，我们力争让他们跟得上。

没人注意到杰伊和迈克双双缺席。迈克是中队的士官长，也是入伍时间最长的海豹队队员。但是园务工人的话却在我耳边回荡。首都究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呢？我们周四回了基地。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收到了迈克的短信。“早上8点开会。”迈克和查理一样，大块头、粗胳膊、宽胸膛。他在海豹六队服役的时间和我在海军的时间差不多。他和杰伊一样，外出任务并不多。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队里有几个家伙也收到了那条短信。我回到镇上的那晚，接到了查理的电话。“你收到信息了吗？”他说。“嗯。你都知道些什么？你听说什么了吗？”我说。“没有。但我知道沃尔特也收到了。”查理说道，“我猜一定是有个名单。”

查理快速说了名单中其他人的名字。不是全队人马，只是几个资深队员。“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我说，“有情况。”第二天，我很早就去了队部。换好我的沙漠数字迷彩服和所罗门低帮跑鞋，然后把手机丢进“笼子”。

会议在保密会议室，不能带手机。保密会议室设在“敏感信息分类处理设施”（SensitiveCompartmentedInformationFacility，SCIF）区域，这个地方专门用来处理机密或是绝密信息。我们用专用的标识卡可以通过安全门。铅制屏蔽墙让一切监听装置毫无用武之地。

会议室内，4个纯平液晶显示器是关闭的。墙上没有图片或是地图，没有人知道将发生什么。我从房间中央的圆桌旁拉了把椅子。我看到了沃尔特、查理，还有我以前在绿队的教官汤姆，他点头向我示意。

汤姆是史蒂夫以前的上司。奇怪的是史蒂夫又不在。我已经和他在一起执行任务8年了。即使这次又是白忙一场，只是被戏弄一番，他不出席决策场合也总是有点蹊跷。我也觉得如果这次确实没什么大事，那他一定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房间里有将近30人，有海豹队员、一个爆破手，还有两个后勤支援人员。我们挤在一处，迈克坐在桌旁开始做简报。中队指挥官杰伊却没有出席。迈克吞吞吐吐，也没向我们说太多。

“我们将要进行一次联合演练，去北卡罗来纳州受训。”他边说边发了张装备清单，“我也没什么太多的信息。装好符合标准的突击装备，周一我再详细说。”

我扫了一眼清单：枪、工具、炸药。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向我们透露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要去多久呢？”一个队友问。

“不好说。”迈克说，“周一出发。”

“有睡铺吗？还是我们住帐篷？”查理问道。

“包吃包住。”迈克说。

其他人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但是迈克没有回答。我打算举手问问我们这次如何编组。总体而言，房间里都是从不同的队伍中抽调出来的老手。在很多组里，常常是菜鸟搬梯子、扛锤子。但这间房里都是些资深队员。越看这支被召集在一起的队伍，越觉得像支梦之队。

还没等我举手，汤姆就冲我摇了摇头，我只好把手放下。汤姆一般比较沉稳。我却常常冒怪声，脑袋里装满了问题。对下一步的一无所知弄得我有些愤懑，尤其是有了这种被耍的感觉之后。

“还是操心把东西带齐吧。”我们离开时，汤姆说，“周一大家就没那么多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该带什么。当我下来走向自己的“笼子”时，看到了自己组里的一名队员。“嗨，老兄，”我说，“我想借你的锤子。”

很少有老队员拿锤子的，这让这个队员更纳闷了。“你自己有，”他说，“为什么要用我的呢？”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们就要去演习了。”我说，“今天被召集来开会，就要去北卡罗来纳州了。他们说这是一次联合模拟演习。”我的解释并不比迈克的清楚多少。我的队友疑惑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回到中队的仓库区，我们开始把装备往两个小型集装箱里装。装了大半天时间，快结束时，里面已经装满了工具、枪支和弹药。

我们边整理装备，边七嘴八舌地猜测。有人预计几个星期后我们会在利比亚，也有人自信满满地认为是叙利亚或伊朗。查理似乎琢磨着所有问题和七嘴八舌的答案，提出一个最大胆的猜想。

“我们要去抓UBL。”他说。

因为没有参考标准把阿拉伯名字翻译成英文，我们采用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对奥萨姆·本·拉登名字的拼写方式：UsamabinLaden，简称UBL。

“你怎么知道？”我说。

“你看，刚才问问题的时候，他们说咱们的目的地是有基础设施的基地。”查理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肯定是回伊拉克或者阿富汗，那里有咱们的基地。但我估计我们是要进入巴基斯坦，并将以阿富汗为基地。”

“没戏。”沃尔特说，“就算是，我也已经去过伊斯兰堡了。那儿什么都没有。”沃尔特和我曾经在那里寻找过本·拉登和他的一袭飘逸的白袍，但却扑了个空。

那是2007年，我在执行我的第六次部署任务。当时，我同中央情报局的人在阿富汗霍斯特省的查普曼前线作战基地一起工作。

撞向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的劫机犯的老窝就在霍斯特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常常在那里出没，在邻国巴基斯坦出入自如。

这次部署到中期的时候，分布在全国不同基地的所有中队队员都被召集到贾拉拉巴德。中情局关于奥萨马·本·拉登的可靠线人称，他在托拉博拉附近看到了基地组织首领，那里正是2001年美军几乎抓到他的地方。

托拉博拉战役在2001年12月12日打响，持续了5天。据情报显示，本·拉登藏身白山（WhiteMountains）的洞穴，离开伯尔山口（KhyberPass）不远。这些洞穴历来就是阿富汗武装分子的安全避难所，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出资改善它们的设施，帮助圣战者抗击入侵阿富汗的苏军。

在那场战役中，美国和阿富汗军队攻占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多个营地，但却没能够杀死或抓到本·拉登。这一次，中情局情报称他在托拉博拉。

“他们在托拉博拉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高个子男人。”指挥官说，“他回来很可能是要作最后一搏的。”那时是2007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6年。在这之前，还没有关于他的下落的任何可靠线报。我们都想相信，可还是觉得不太靠谱。

托拉博拉位于阿巴边境，在霍斯特和贾拉拉巴德之间，我们要飞去攻入他的疑似藏身处。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只听取单方面情报就决定发起进攻未免有一些草率。尽管几十架无人侦察机每日每夜都盘旋在托拉博拉上空，也没能证实这一情报。原本计划我们到达几天后就开始执行任务，但却一拖再拖。

每天都有不同的托词。

“我们在等B-1轰炸机。”

“游骑兵还没到位。”

“我们得让特种部队和阿富汗部队先进入该地区。”

在阿富汗的每个将领似乎都想分得此次行动的一杯羹，每个军种都有部队加入。进攻发起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沃尔特被叫去作战中心。“情况紧急，你们两个需要和巴军方合作。”指挥官说，“我们把敌人赶向边界附近时，你们俩需要协助巴军方封锁阵地。”

“我们要带装备吗？”我问道。

“当然。带着你们的行动装备，可能要和巴方合作。”

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接到命令：沃尔特必须留在伊斯兰堡。由于巴方只允许我们中的一个参加，而我资历较深，这个任务自然落在我头上，另派出一名情报官员和一名通信技术人员。

接下来的那周我待在一个小型指挥中心，它位于一个混凝土的U形建筑物中。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观察盘旋在托拉博拉上空的无人侦察机发回的信息并监控无线电波。

我进入巴基斯坦的那天晚上，空军先发起猛烈轰炸，为海豹突击队队员攻入该地区作好准备。我的队友们空降到托拉博拉的山区，开始搜索本·拉登和他的武装人员。

我时不时把巴军方的人叫进指挥中心分析画面。有一次，无人侦察机在边境附近探测到一个疑似营地。我能看出那儿有帐篷和几个持枪的人四处走动。他们不像是穿着军装，但巴军方的官员说那是一个边境检查站。

当时很矛盾，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们的话。每个人各执一词，我得绞尽脑汁地理出个头绪。那名情报官员没起什么作用，倒是我得像个政治家，想方设法地既不能得罪我的新老板，又能让我的真正老板满意。

我小心翼翼地维系了几天双方的平衡，行动却宣告无果而终，于是巴军方停止了我的工作。敌人没有现身，第二天我们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伊斯兰堡后，我见到了沃尔特，他准备返回阿富汗。

所有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耗费在轰炸一座空山上了，而我的队友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野营拉练。根本没发现什么白袍飘飘的男人的踪影。一周后我们返回到阿富汗时，“白袍飘飘”成了我们的笑柄，它是行动失败的代名词。

这次北卡罗来纳州的演练听上去像是又得白忙活一场。

但是好是坏，周一才能见分晓。不幸的是，我还得在弗吉尼亚比奇多待一天，不能和大部队一起走。要真是什么大事，我可不希望由于迟到把自己漏掉。我跟迈克强调说，我可以取消计划和大家一起出发。

“没事儿。”迈克说，“周二早晨来就行。”周一下午，我给沃尔特和查理发信息，想打探点消息。他们的回信基本一样：“赶紧来。”要是想瞎编一气，他们可能还会说点儿什么。说得少证明不是假话。周一晚上我彻夜未眠。周二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大雨如注，驱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只能强行降低车速。我知道有好事等着我，可我也不想把卡车撞到树上去。虽然那天的车程只有两小时，我却感觉像开了8个钟头。7点左右，经过一路的心急火燎，我终于到了训练基地门口见到了可爱的卫兵。从外面看这里没什么特别，只是栅栏四周都用一些东西挡着，没法往里看。

他在名单上查到我的姓名后，给了我一个塑封的标识卡，然后我向自己队所在的楼驶去。和卫兵说完话之后，我一直没有摇起车窗。由于基地隐蔽在松林深处，清晨的大雨带来了阵阵扑鼻的植物清香。

我提前了3小时赶到，但我不在乎。但已经迟到一天了，这早到的3小时又算什么。无法身处现场比不知情还让我痛苦煎熬。我迫不及待地要尽早出发赶上大家。

一条单行水泥路的尽头有扇门。路边围起了10英尺高的木头护栏，仅外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形。穿过这扇门，我向两栋两层楼前的停车场驶去。这两栋楼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混结构的建筑物。

正停车时，我看到两名队友正往其中一栋楼里走。我快速按了声喇叭，把车停在附近的空地上。他们站住等我，由于还下着小雨，我匆忙赶过去。

“你还真早啊。”他们说，“我们才吃完早饭。你什么时候上路的？”

“很早。”我说，然后直截了当地追问，“究竟什么事啊？”

真想体会一把霎时间乐开花的滋味。

“准备好了？”一个队员笑着说，“UBL。”

“不会吧！？”

查理竟然说中了，可我一直无法相信。

现在园务工人所说的话得到了验证。杰伊在首都协助策划此次行动。“没错——UBL。”有个家伙说道，“他们找到他了。”

“在哪儿？”我问。

“巴基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