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内篇一
○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
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
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
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
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
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
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
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
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
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
非如后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
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
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於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
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
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
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
观书於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
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
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於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
《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於伏羲，《连
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於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
《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
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
覆於处忧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
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
因见《周易》之於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
《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
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
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
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
通於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於历学者，皆可推寻，岂
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
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
讬《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
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
《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
於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
蹈於僣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易教中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
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
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
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
“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
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於
《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
《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
数也。易之初见於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
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
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
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
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
《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
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
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
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
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
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於成周；
历始黄帝，而递变於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
说，虽创於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
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於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
观於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
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
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
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
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
《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
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
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於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
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
微；历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师传；故儒者敢於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
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
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
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
知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
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
之於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
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
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
通於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
雎鸠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诗》也。五行之
徵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於《书》也。古官之纪云鸟，
《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礼》也。歌协阴
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将帅，象之通於《乐》也。笔削不废灾异，
《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
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
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
然而心虚用灵，人累於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
为之也。情之变易，感於人世之接构，而乘於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
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於战
国人文，所谓长於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详《诗教》篇。）然战国
之文，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
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
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
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
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
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
说尔。非於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於佛氏之学，来自西域，
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於中国，言语不通，没於中国，文字未达也。然
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
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於
圣人之言。其异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於丈六金身，庄严色
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
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
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
妇之愚，偶见形於形凭於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
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
之所指拟，但切入於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
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
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
於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
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於《春秋》。盖圣人於天人之际，以谓
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於文
辞，圣人有戒心焉。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
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
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
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
史之方圆求备，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
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
《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
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
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
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
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
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观於六卿
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
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
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
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於后世欤？汉至元
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
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
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
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
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
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不知《周官》之法废
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
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
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
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
《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
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
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
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
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
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
《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
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
《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
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
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
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
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
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
《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
《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
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
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
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
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
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
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似逸篇，初与典、谟、
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
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
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
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
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
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
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
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
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
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
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
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
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
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
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於典要，马、
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
之遗，宜其於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
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则繁复
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馀卷，
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於《秦纪》之后，存录秦史
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
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
於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
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
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
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
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
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
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识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
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
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
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於《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
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
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
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於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
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
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
（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
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
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徵事，但知
方圆求备而已也。
○书教下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
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
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
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
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
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
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
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
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
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
圆而神，班则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
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
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
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
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
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也。《伯夷列传》，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
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
《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
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
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
（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
《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
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
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
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
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
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转为末世
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
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
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
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
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
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
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
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
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
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
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
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
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
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
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
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
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
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
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
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
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
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
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
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
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
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
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
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
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
《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
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
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
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
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
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
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
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
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
·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
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
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
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
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
《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
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
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
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
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讬乎古人；其
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
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
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
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
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讬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
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
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讬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
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
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
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
《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讬於声音，
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
也。后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
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
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
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
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
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
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
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
《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
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
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
教於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
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
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於
《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
至於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於《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艺之教
也，其故亦备於战国。是故明於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
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濬流；两流、六朝、唐、宋、
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
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
《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於《诗》也，而韵言不
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
《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
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於《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
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於《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
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
义近於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
《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
“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亦於是
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
尝谐韵，而入於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
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邱故都，而大启疆字於
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
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
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
世诗赋之流，拘於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
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
《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於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於列传，自
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
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
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於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
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
诸子之馀风，此其所以异於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於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
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
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陈、应、
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於齐、梁之际；
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
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
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
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
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
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
徵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
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吕氏春
秋》自序，以为良人问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
《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
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
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於诗，骚别於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
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
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
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
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尔。今於史论之外，别出一
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
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问之外，
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
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后为后人辑定，不
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者，则《过秦》
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
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
《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
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於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
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
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
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
《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
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
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
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
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
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经解上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
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
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
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
“云电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
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
《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
法积道备，至於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於沦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
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
於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
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艺者，
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
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於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
尽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
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
《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
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
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
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
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於经，所谓离经之
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
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
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僣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
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
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於纲纪，於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
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於《礼》，
《左氏》、《公》、《穀》之别於《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
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
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
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於
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
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
可以意僣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
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
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
“若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
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
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
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於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
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
《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
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经其所经，
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
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
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
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
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於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
著述同科，其於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於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
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
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
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
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
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
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讬古人以鸣高，
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
《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
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
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
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
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
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
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
天，岂以是为病哉！
○经解下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僣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
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
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
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
言，尊之过於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
扬雄、刘歆，儒之通经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
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
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僣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
雄盖蹈於僣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详《易教》篇。）卫氏之《元包》，司马
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
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
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
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王氏六经，服劳於孔氏者，又何
在乎？
束晳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
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
《书》之阙邪？
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马
融诚有志於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徵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
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
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讬也。
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
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
典，而先自讬於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
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鞾始收声，有《月令》矣。
（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乃王
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
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
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
《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
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
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
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
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不知迁、固
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
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
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
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於《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
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
未尝不可法也。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
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
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