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政体第二（凡十四章）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

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

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犹失之，而况於

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

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

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

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

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

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

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

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

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於前古，何也？”

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適其

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

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

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

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

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

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

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飱而食，虽

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

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於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

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於理。朝臣

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

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於事稳便，方可奏行。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

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

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

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

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

天下安危，系之於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辈，既义均

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脩尽肝膈，实为

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

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诌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於灭亡。

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

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

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

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

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

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黾错，未尝不废书

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

断决，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

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

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

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

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

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

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

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

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

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

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於当时

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馀战，其乱甚矣，

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

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

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

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

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

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

“玉虽有美质，在於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

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

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

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

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

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

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於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

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

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於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

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

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

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

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

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於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

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

帝意犹不足，徵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

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穀丰稔，百姓安

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乱於下，君治

於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

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於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

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

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理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

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

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

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

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

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於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於时康道

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穀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

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

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

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

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

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后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

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

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

至於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於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

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