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42章 人民币的诞生(5)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1953年，在政府完成统一财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陈云提出了发行新人民币的建议。1954年底，中共中央指示“现行的人民币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在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中央批准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考虑到年初两个月正值节假日，因此改为3月1日起发行新币。

新人民币的出台，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与黄金挂钩；第二，新旧货币如何兑换。

在世界普遍实行货币规定含金量的时代，陈云力主人民币不与黄金挂钩，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为什么陈云在设立人民币含金量时顾虑重重呢？这还要扯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丢官的事。

1951年4月30日，斯大林亲自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4月5日由苏联国家银行制定的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警告处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被降级为英国大使，原因就是葛罗米柯在汇率问题上让斯大林勃然大怒。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苏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卢布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苏方没有、也不想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指数，来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压低人民币的办法。苏方首先和中国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通过美元来计算。在毛泽东谈好条约的大框架，离开苏联后，他们马上宣布提高卢布对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外币的汇率，一举把卢布的购买力提高了30%，这样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急于得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确定卢布与人民币比价为1卢布兑换9500元人民币。

此后，中方一直想方设法改变这一汇率，采取了和苏联相同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1951年2月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底开始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以美元计算，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下降到兑换人民币5720元。报告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官价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对苏联更加不利。

“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敢擅自做主，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17]

葛罗米柯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深刻用意，一朝不慎，铸成了大错。

斯大林把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时，就想好了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策略。既然东欧国家都坚持要自己独立发行货币，那么就在汇率上做文章。苏联盛产黄金，当时约占世界产量的2/5。因此，苏联故意把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在评估汇率时以对自己有利的黄金为标准，占尽汇率的便宜。东欧国家私下叫苦不迭，但谁也不敢和强硬的斯大林当面顶撞。

在中苏的谈判中，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中国，这才有了毛泽东离开苏联以后，卢布对美元的突然升值。斯大林算好了当时中国有求于苏联，不会在汇率上太强硬。

斯大林布好的局，让只有外交头脑没有经济头脑的葛罗米柯搅了，怎么会不恼羞成怒！陈云明白中国在汇率上占了便宜，如果把人民币的含金量公布出来，那就成了苏联要求重新界定汇率的靶子。

如果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那么币值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陈云认为用抗战前的法币购买力为参照系，从社会实践的观察中去评估货币价值。由于1936年法币开始推广后，全国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市场反应良好，币值适中，因此，新人民币应该大致为1元人民币与当年1法币购买力相当。以此为基础，倒推出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收兑比价应为1：10000。

至于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方式，中国采取了无差异兑换原则，对于所有的人民币持有人，无论存款还是现金，一律采取统一兑换方式。其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在所有货币单位上消减4个零，物价也是如此，相当于货币替换，而非货币改革，社会财富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新人民币的发行十分顺利。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内，收回的旧币即达市场货币流通总量的80%。到6月10日全国已收回旧币流通总量98.06%。1955年6月10日，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工作基本结束，市场反应良好，物价基本稳定，老百姓积极支持。中国仅用了短短100天的时间，就风平浪静地实现了新币对旧币的替代，彻底消除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残迹。从此，人民币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巩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只有拥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才谈得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陈云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外国资本势力、洋买办阶层、官僚地主垄断阶级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盘根错节、利益互锁的关系网，无论哪个军阀执政，无论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赖和借重这张关系网。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庇护，共同盘剥人民大众。只有在1949年，中国才将这个巨大的毒瘤网络连根铲除，甚至掘地三尺，以确保永无后患。

人民币拒绝与任何外币挂钩，就是为了从金融的根子上切断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金融战略！

建国初期，中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只能求助于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18亿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18]

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金融控制，就必须早日还清苏联的借款，在当时国力并不强盛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建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到1965年，中国终于完全还清了苏联的借款。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人民币的历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创造奇迹的历史！

参考文献

[1]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解放日报，1943年

[3]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页

[4]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5]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高强

[6]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及其贡献，宋林飞

[7]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张宇燕

[8]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9]出处同上，第166页

[10]出处同上，第169页

[11]出处同上，第177页

[12]出处同上，第181页

[13]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14]不唯洋的“老海归”，杨斌，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年3月17日

[15]章乃器文集上卷，章立凡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621页

[16]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何立波

[17]论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沈志华

[18]明清500年兴亡：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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