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第45章 金融高边疆与人民币国际化(3)

2010年10月13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知识论坛”中，两位世界级的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尼尔·弗格森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抛售”的激烈辩论。

在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看来，美联储即将开始的第二轮印钞计划的核心是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而最大的隐忧是美国国债投资人将丧失对国债的信心，从而引发美国国债被抛售。

克鲁格曼则认为第二轮印钞计划的关键就是迫使储蓄者花钱消费，以刺激经济复苏，否则他们就必须承受财富被侵蚀的后果。至于中国等美国债权人并不值得担心，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问题，他认为债权国不可能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

对于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忧虑，而克鲁格曼觉得无所谓，克鲁格曼的乐观真的站得住脚吗？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未暴露出明确的危险信号时，突如其来地宣布“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显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严重冲击全球外汇市场的选择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信用扩张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高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官方失业率接近10%，真实失业率达到18%。在财富损失和实际收入及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迫之下，消费者被迫开始提高储蓄率，削减消费和偿还债务。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了1.8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部庞大的水车，那么信用扩张就是推动经济齿轮转动的水流。当信用扩张停滞甚至收缩，经济齿轮的转动就会停止或反转。经济齿轮正转则创造财富，如果反转则如同吞噬财富的绞肉机。

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开始坍塌，引发了伯南克的恐慌，因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家，曾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坐视通货紧缩的“恐怖经历”再现。他长期以来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苗头，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借钞票、印钞票、花钞票”，甚至从直升机上撒钞票来促使人们花钱，以“恐怖的通胀”来对抗“恐怖的通缩”，以至于荣获了“直升机上的伯南克”的雅号。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09年，当美国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时，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激增，其扩张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坍塌，这样才使美国经济维持了增长。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信用扩张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尽，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已呈强弩之末，政府债务的猛烈扩张没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重新启动。

这就是第二轮印钞行动的原因。美联储通过将债务货币化，再次向经济体注射信用扩张兴奋剂。

所以，克鲁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联储决心印刷6000亿美元来全力购买国债，那么中国如果抛售一部分国债应该不会对国债市场造成什么重大冲击。但弗格森的思虑更加长远，美国国债约一半规模的融资要仰赖国外投资人，而中国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汇储备，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之一，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心理势能，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在突发的事件中，中国的行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链式反应，从而引发国债市场的灾难。

截至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国债目前已达到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将有极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9.6万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5年中，如果美国要新增6.6万亿美元的国债，其中3.3万亿美元的融资要仰赖外国投资人，而手握世界外汇储备总量近1/3的中国的分量可想而知。

根本不必去想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情形，人们只需要去推测假如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只能借助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印钞行动了，而且规模会一次比一次大。如果这次第二轮印钞行动就已经严重冲击世界外汇市场，以致各国货币战争烽烟四起，人们还能设想下一次的景象吗？那时，还会有人愿意或敢于持有美元资产吗？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被颠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在世界史上，人们很少看到过如此扭曲和畸形的关系。最大的债务人向最大的债权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还动辄以惩罚来威胁。

债权人的被动不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是使用实力的决心不够，至少没有让债务人相信这一点。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除了货币自身的因素和心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我们一直设想如果你想瘫痪美国经济，你会首先瘫痪它的支付系统，银行将退回到低效的手工汇划货币作业流程，商业将退回到物物交换和借条的原始状态，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将像自由落体的石头直线下滑……美联储的电子支付系统每天在银行间和世界各地划转高达4万亿美元的货币和证券……我怀疑‘9·11’的劫机者是否想到了实质性地破坏金融（清算与支付）系统（的威力）。”[1]

——格林斯潘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路由器乃是信息在网络中自由、有序、准确、高效流动的核心部分。在千百万个计算机相互同时发送和接受信息的流通路径上，如果没有路由器的路径指导，信息流动将呈现完全的混乱。

金钱在金融的网络节点中流动同样需要金融网络的“路由器”，这就是清算和支付系统。

从清朝宁波钱庄首创的“过账制度”，到上海钱业公会所执行的“大汇划庄”体系，从中央银行的清算系统，到美国的联邦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欧洲的“泛欧自动实时总额结算直接转账系统”（TARGET）的支付结算系统，从威士卡（VISA）信用卡到中国银联的银行卡清算中心，金钱的流动片刻也离不开清算与支付系统的运作。

清算系统的要害在于每一笔资金的往来都会在此留下痕迹，如果顺藤摸瓜，通过现在的数据挖掘技术，将能够发现资金往来账户的规律，账户所有人的信息，甚至消费习惯，而这些信息具有重大的价值。

罗斯柴尔德曾在1939年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战略物资采购的分析报告，他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分析来研究军事问题，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采集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信息，其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系统来进行交易，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体系的监控范围之内。罗斯柴尔德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采购规模等关键信息，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报告使得罗斯柴尔德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2]

罗家正是利用银行交易记录和在银行网络中的清算数据，以及交易账户所有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估算出了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战争规模。

那是70年以前就已经被实际验证的金融“数据挖掘”的威力，如果结合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和大型复杂的数据挖掘软件技术，清算中心留下的金融活动痕迹将暴露出资金背后更多的秘密。

这也就是威士卡和中国银联卡争夺清算权的要害之处！这绝不仅仅是商业利润问题，这是国家金融核心机密的问题！

在中国境内，外国的信用卡被中国法律禁止建设自己的支付和清算系统，所以无法掌握中国境内客户的核心金融数据机密。这种法律规定当然使威士卡公司气得跳脚。但是，如果任由他们深入中国发行数以亿计的信用卡并建成了自己的清算体系，钱被赚走还是小事，关键是中国数亿人的每一笔刷卡交易的数据都将被掌握，这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想象一下，你的每一次刷卡行为，都将泄露你的银行账户、购买商品的商店、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信息，你的所有交易行为都被别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再通过其他渠道收集你的银行开户信息、房地产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当这些信息被强大的数据挖掘工具拼接和分析之后，数亿人的金融财产秘密都将被掌握，甚至连你最爱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开什么型号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服装，最爱去什么地方旅游，喜欢哪家航空公司等信息都将泄露。一句话，你的生活细节都有可能被人细细地查看与分析，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国家机密，或者企业的商业活动是经不起这样的“挖掘”和“分析”的。这些数据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可能要比战略核武器的机密还要珍贵！

目前，威士卡和银联卡斗争的焦点在于，使用双卡的客户在海外交易中到底走谁的清算中心。如果走威士卡的清算通道，那么所有持卡消费的客户的交易细节，都会被威士卡的数据清算网络所捕捉到，并被存入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听候发落”。

如果说中国军队在战争的情况下，不敢依赖美国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来为自己的导弹导航和定位，那么谁能保证在战争或金融博弈中，中国客户的金融交易数据不会被欧美的清算中心用于其他用途呢？

金融高边疆的建设，必须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全球金融清算和支付系统，就像中国独立研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一样。没有自己的金融“路由器”，中国的金钱在国境之外流动时，就没有可靠的信息安全保证，更谈不上资金在商战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了。事实上，国内很多金融机构在国外金融市场对赌和搏杀中遭到惨败，应该从资金在境外流动过程中是否可能泄密的角度去思考。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将人民币放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货币的“体外循环”更需要强化资金监管。美国对国际资金往来的监控能力就非常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用谁的账户，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与美国的敌对国家的银行账户有任何资金往来，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几乎都逃不出美国的“法眼”！美国正是通过对全球清算体系的控制，来睁开这一“法眼”的。设想一下，如果这只“法眼”不仅仅盯住恐怖主义国家的银行账户，而是感兴趣地监查某些国家或公司的银行账户，什么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不能被侦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哈蒂尔就曾抱怨，谁也不知道对冲基金的资金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发动打击亚洲货币的进攻的。那是马来西亚看不见，美国的“法眼”岂能看不见？！

如果不掌握世界清算体系，在发生货币战争之时，就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另一方在清算体系的支持下，就好像通过间谍卫星，将清楚地看到这一方排兵布阵的全部安排，这个仗还怎么打？

人民币走出国门，如果没有掌握清算中心，那就变成“放出去，看不见，也管不着”，问题就麻烦了。同样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的泰铢与香港的港币同为自由兑换货币，差别在于泰铢大量散落于东南亚各国，港币则只集中在香港。当索罗斯开始在东南亚悄悄收集泰铢时，泰国中央银行竟毫无察觉，最后索罗斯发起了突然而强大的攻势，泰铢很快就败下阵来。

在香港，索罗斯准备故技重施。他大量收集港币时，很快被香港金管局发觉，结果偷袭变成了强攻。金管局采用了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的招数，极大地增加了索罗斯袭击港币的成本，最后逼退了金融大鳄，保住了港币。泰铢与港币命运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泰国无法监控流通在国外的泰铢去向，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港币则集中在香港，完全在当局的管理权力范围之内，金融大鳄很难偷袭得手。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货币从被中央银行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开始，到进入全球金融网络，流转于世界清算中心，现身于国际交易市场，转手在各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之间，最终回流中央银行，在这一货币大循环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处在严密的保护和监控之下。货币的管理机构必须清楚地知道，货币在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是货币的最终需求者，他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货币，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在使用，这些交易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范畴，他的交易对手是谁等重要信息。

人民币要走向世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独立、强大、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同时应该大力支持银联卡在全球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