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第44章 罗马盛衰，淤血的贪婪之路(5)

对于大地产主而言，最省心的赚钱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修建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于土地就像投资于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帝国农业产出的下降已成为必然。

粮食供应逐渐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粮食由南俄罗斯供应，而那里的产量日见低落；意大利的谷物原本依赖埃及、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结果葡萄园和橄榄园占用了谷田，而谷田的生产率和产出量又在下降，意大利面临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尽管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但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都面临缺粮的困境，就是那些最肥沃地区的城市也不例外。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骚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于是，“筹粮官”成了罗马帝国官场道路上最为凶险的职位，他们不仅要保证搞到粮食，而且还必须负责粮价低廉。

当西班牙开始大规模种植橄榄树之后，很快就成为质量最好的橄榄油输出地，畅销高卢、不列颠和其他地区，意大利的橄榄油被抢去了高端市场，甚至连本地市场也被蚕食。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在质量上不如西班牙产品，但在价格上却很有优势，因而被广泛地用于灯油和化妆品，行销整个帝国，意大利的橄榄油因此又丧失了低端市场，就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橄榄油也来瓜分意大利的市场。

高卢、希腊、小亚细亚都在大力种植葡萄，葡萄酒市场的竞争空前惨烈，供应出现严重过剩，以至于皇帝图密善（81—96年）下令限制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无论意大利还是外省，都不得再开辟任何新的葡萄园，而且，现有的葡萄园有半数必须摧毁。

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错配，农业危机体现在土地兼并导致的谷物生产萎缩，经济作物严重过剩，基于农业的手工业消费品滞销，商业活力下降，国家税收陷入困境。

在共和时代，意大利最重要的拳头产品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许多工业制成品在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高卢（法国）的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已经凌驾于意大利之上，它的南、西、北三面临海均有良港，内陆河道纵横八达，交通极为便利。高卢的天然资源也异常丰富，在接受了意大利的工业技术扩散之后，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和商业中心，其产品覆盖了高卢、阿非利加、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尼亚的广阔市场，意大利的工业品被挤出了西欧市场。

与此同时，帝国的东方也同样摆脱罗马的产品和商人。在高端产品中，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行省的染色亚麻布、高级羊毛织物、上等皮革制品、精致餐具、高档化妆品、香水、调味品和颜料打遍帝国无敌手，而意大利的产品则很难打入东方的市场。意大利的商人们不仅不再出现于东方，同时也消失于西方。

至此，意大利在农业、制造业、商业领域的优势业已丧失殆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意大利经济的空心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丧失土地之后，失业农民大举进城。帝国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失去产业的流民，他们仇恨政府，更痛恨夺走他们产业的富人集团，他们对生活不满，对未来绝望，只有凶狠的报复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

在共和时代，参加罗马军队的都是纯良有产的庄稼汉；在帝国时期，入伍的尽是仇恨权贵的无产流民。

军队的变质，引发了更为凶险的政权危机。

军事独裁的经济本质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曾精辟地概括了罗马军队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在他看来，100名武装人员可能无法对付1万个暴乱的农夫，但1万人组成的训练精良的罗马军团，却能够使首都的百万人口闻风丧胆，而45万帝国的常备军可以牢牢地统治5000万以上的帝国人口。

罗马的皇帝们被军队所废立的人数之多，发生之频繁，恐怕在世界史上都罕有其匹。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皇帝在领导军队，而是军队在控制皇帝，帝国中后期的情况尤其如此。

中国有句俗话叫“官逼民反”，当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之时，往往是农民起义推翻整个统治集团，然后改朝换代。罗马帝国的“农民起义”却发生在体制之内，军队频繁更替皇帝和爆发内战是其主要特色。

共和时代的军队是以有地公民为基础，他们奋勇作战保护的是自身的利益，但帝国时代的军队主要来源于意大利城市的无产流民，他们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流民集团，他们所代表的是绝大多数帝国的底层民众。在帝国的经济繁荣时期，他们并未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反而被权贵和富人集团剥夺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作为整体阶级，他们是臣服的寒门阶层，而权贵与富人集团是统治者，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用劳役赋税来支撑城市高级和复杂的文明生活。他们不论如何勤劳和努力，最终仍难逃土地被兼并和流离失所的下场，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在帝国的军队中不断地滋生和蔓延。

当罗马的皇帝们与元老院所代表的权贵和富人集团产生权力之争时，军队就成为皇帝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69—70年的内战，使军队突然意识到自身是改变罗马的强大力量，他们对权贵和富人集团的长期不满和愤怒，在内战中以极其残暴和凶狠的方式发泄了出来。内战双方的军队，无论谁胜谁负，全部都在意大利和罗马城大肆屠杀权贵和富人，许多共和时代的元勋贵戚家族被疯狂的士兵们杀光灭绝，整个帝国为之战栗！

这仅仅是军队向权贵和富人宣战的序幕。

苇斯巴芗皇帝（69—79年在位）从军队起家，更加了解罗马军队的状况，他对军队的政治倾向和野心深感忧虑。在结束内战之后，他开始清洗军队，不再从意大利本土的无产流民中招募士兵，而希望建立一支以行省有产阶级为中坚力量的新的罗马军队。这一策略曾维持了罗马帝国近百年的内部稳定。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曾经发生在意大利的土地兼并狂潮，开始在所有行省蔓延，而且程度更为严重，从前充斥意大利的无产流民现象，现在则遍布于整个帝国。罗马军队再次沦落为一个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

罗马皇帝的统治权力来自于两个基础，权贵和富人集团的经济力量和军队的武装力量。但是，当这两种力量陷入无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时，皇帝只能倾向于依赖后者。

另一个军人出身的皇帝塞维鲁（193—211年在位）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他以武力平定内乱夺取帝位之后，他已经看到第二次内战远比尼禄死后的内战更为血腥和持久，而内战的本质乃是权贵和富人集团与军队所代表的底层民众，为争夺社会财富分配权而进行的激烈较量。他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依靠的不是元老院，他的权力基础是士兵的支持，元老院是在军队的压力之下，才被迫承认了他登上皇位的既成事实。

他留给儿子们的遗嘱说得明白：“你们要保持团结，只要让军队满意，其他的人不用放在眼里。”他大幅增加了军队的军饷，赐给退役士兵各种特权，用勒索富人集团的财富来收买军心。这当然激起了元老院和富人们的激烈对抗，而塞维鲁则以更残酷的军事镇压来对付权贵集团。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211—217年在位）即位后，走得比他父亲更远，他甚至公开宣布，他的皇权基础不在帝国的上层阶级，而是建立在下层阶级及其代表——军队之上。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贵族阶级的蔑视和敌意，对富人集团的财富采取了系统性地榨取，而对下层阶级的赋税则保持不变。

为了从精神上打击贵族阶级，卡拉卡拉皇帝在212年，宣布了一项著名的敕令，将罗马公民的资格赐予所有帝国居民，这不仅从事实上剥夺了权贵阶层的政治特权，而且受到了军队和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所谓阶级矛盾，其本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矛盾。卡拉卡拉利用甚至挑动这种矛盾来巩固皇权，说明罗马帝国已经不再进行有价值的财富创造，而陷入了有害无益的阶级对抗的内耗之中。

在贵族书写的罗马历史上，卡拉卡拉比杀人如麻的暴君更可恨，堪称是罗马史上最坏的皇帝。

自卡拉卡拉被谋害之后，军队更加放荡不羁。随后短短40年的时间里，居然走马灯般换了至少57个皇帝，除了极个别的皇帝属于正常死亡之外，其他皇帝一律死于非命。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耐性，他们对贵族统治秩序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战战兢兢的皇帝们稍有招致军队不满的政策，立即就有杀身之祸。

靠土地兼并发家致富的富人集团，终于引火烧身，遭到了残酷的清洗。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权贵和富人集团企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引发的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军事独裁体制的罗马，不仅使皇权严重依赖军队，而且使整个帝国的生存也必须依赖军队。

内乱不止，则外患必至。帝国周围的蛮族，原先被罗马的强大所震慑，有近百年不敢轻举妄动。但眼看罗马经济凋敝，内战不断，民心瓦解，于是从四面八方开始不断骚扰帝国边陲，进而发展到大举入侵。

皇帝为巩固皇权必须强化军队，帝国为击退入侵也同样需要增加军费。奥古斯都的帝国初期，罗马常备军不过20多万，军饷每人每年225第纳尔，这就已经吃掉了大半的财政收入；一百多年后的卡拉卡拉时期，帝国不得不维持45万的常备军，军饷则飙升到每人750第纳尔，财政负担高出6倍有余，而经济却在严重萎缩。到戴克里先（284—305年）执政时期，经过近50年内乱，帝国经济几近崩溃，而军队却扩张到60多万，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货币贬值已是家常便饭，恶性通胀正在蓄势待发。

货币贬值与超级通胀

历史学家都说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五贤帝”政治清明，物价高度稳定，军队服从国家，蛮族不敢挑衅。其实，帝国3世纪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全部源于这一所谓的“盛世”时期。

帝国的军事扩张停止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本不足以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文明，帝国强行推进的都市化运动，不得不依靠对农业的过度压榨。“谷贱伤农”的结果，势必导致帝国农业经济的逐步破产；“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纵容了富人集团对农民的掠夺，迫使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增加了政府“维稳”的成本，进一步压低了粮价，并加剧了土地兼并；遍及整个帝国的无产流民应征入伍，改变了罗马军队的成分，怨恨和不满的武装暴民集团，最终必然危及政权的稳定。

“五贤帝”所戮力推行的行省都市化运动，并非基于经济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是着眼于帝国统治的政治需求，并为富人集团所乐见，庞大的帝国公路网的建设，非但没有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其建设和维护的巨大成本，反而成为拖累行省经济的沉重负担。当这种负现金流的货币循环难以维持之时，苛捐杂税与日俱增，经济活力逐步萎缩。

“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98—117年），成功地吞并了多瑙河流域的缓冲之国色雷斯，却陷入了北方日耳曼人和东方伊朗人两面夹击的战略困境，北部边境的形势骤然复杂起来。他在东方兼并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冒险，并未带来和平的红利，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敌对。虽然图拉真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遭遇了财政上的惨败，罗马帝国几乎倾家荡产。

农业凋敝，商业萧条，贫富分化，税源枯竭，帝国日常开支的缺口越来越大。

117年，图拉真不得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奥古斯都时代的95%，降到了85%，货币贬值幅度高达10.5%，这相当于对整个帝国持有现金的人口征收了10.5%的隐性货币税，以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

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是另一位举世公认的“五贤帝”，他不得不收拾图拉真留下的烂摊子。北部边境的蛮族再次大举犯境，不列颠爆发了新的战争，毛里塔尼亚战火不止，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了流血暴乱，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最终，哈德良被迫放弃了美索不达米亚，不是他的勇气和胆略不够，而是帝国的财力已不足以支撑征服战争。

到了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即位时，帝国的情况继续恶化。他是罗马史上最受尊敬的“五贤帝”之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写下的名著《沉思录》，至今仍广为流传。他东征安息人的战争规模不亚于图拉真，在罗马精锐部队尽数东调之时，多瑙河流域的蛮族再次犯境，迫使皇帝回头西征。几场大战下来，罗马帝国的财政再度濒临破产。

皇帝曾立誓不再新增税种，他声称宁愿变卖自己的财产来维持帝国运转。财政危机将皇帝逼得走投无路，他还真的开始拍卖家产，而且持续了两个多月之久。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帝国当然不可能靠皇帝卖家当来维持。最后，皇帝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增税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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