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第49章 北宋兴亡，铅华洗尽的沧桑(3)

金融大佬们与朝廷的盐茶之争，一直斗到蔡京上台。金融大佬们纷纷投靠蔡京集团，蔡京再度大改盐茶之法，金融大佬们则跟着大发横财。蔡京所倚重的魏伯刍之流，都是与京城金融大佬们沆瀣一气之辈。在魏伯刍主持下，商人们必须与银行家打交道，并缴纳40%的“手续费”，才能以旧钞换新钞。而新旧交换时，还得“夹新带旧”，否则就拿不到盐茶。蔡京频繁地推行新旧钞更替，商人们就不得不向银行家反复缴纳惊人的“手续费”。

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们的“手续费”，自然要转嫁给盐农和茶农，还有市场中的消费者，最终体现为国家税收的损失。

经过反复较量，金权与政权逐渐结为利益共同体，金融大佬们与官僚阶层打成一片，与大茶商、大盐商们浑然一体。在货币经济的大潮中，金融资本将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整合为一体，逐渐固化为财雄势大的豪强大户阶层，演变成一种鲸吞社会财富的制度性贪婪。

在席卷了国家税利之后，他们开始将巨额的财富向土地进行转移，成为大规模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当上了北宋王朝的大地主。

6%～7%的富人兼并了60%～70%的土地

北宋的土地兼并与罗马时期惊人地相似，两大帝国都经历了两次兼并高潮，而且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第一次土地兼并将重创国家的财政税收，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税负不公，如果不改革，政权将逐渐陷入危机。第二次土地兼并将比第一次更疯狂，极端的财富分裂将摧毁穷人对政府的一切希望，导致恶性的仇富和仇贵心态。如果改革的最后努力陷于失败，将很快导致流血暴力、持续内战，或外敌入侵，最终是帝国崩溃和王朝倾覆。

罗马的土地兼并始于包税商阶层的崛起，他们豪夺了全民税收，这是罗马土地兼并的“第一桶金”；北宋则是银行家们通过盐茶票据交易，巧取了政府的盐茶厚利，这同样是全民税收，也是他们进行土地兼并的启动资金。

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兼并大潮，就发生在宋真宗与宋仁宗的统治期间。

宋真宗于997年即位，998年辽国发动了第六次南侵战争，北宋对辽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004年辽国的第九次南征，最终以宋辽的“澶渊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于北方战事对粮草的巨大需求，才导致了交引制度的兴盛，从而让京城的金融势力集团坐收暴利，大发国难之财。

盐茶票据从985年出现，中间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到1050年前后西夏战争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席卷的政府专营的茶利、盐利、香利难以计数，从而获得了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资金。

“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朝廷对土地兼并却完全放任自流，即所谓“不抑兼并”的国家政策。或者说，北宋从来就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从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上看，北宋堪称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先驱。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原来属于国家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任何人都可占有垦荒，只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按章纳税即可。至于这些土地归谁所有，占有的数量有多少，官府既不关心，也不干预。对于私人土地的买卖，官府的态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他们只需将田契送交官府备案，盖上官府的印信（所谓“红契”），并缴纳田契税，交易就算完成了，从此新主人负责田赋的上缴。

如果田地过户不经过官府，田契上没盖官府的印信，这就是所谓的“白契”，官府不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白契，官府只是坚持交易必须报备，而非干预交易本身。如果是国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有“田面权”，就是北宋版的“小产权”，土地也能够买卖流通。

在视土地为生命的历代封建王朝，北宋对土地买卖完全放任的政策，堪称是封建史上的一朵“奇葩”。即便是在以开放著称的盛唐，买卖一亩“口分田”是要挨20鞭子的，世业祖产田买卖也会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

966年，宋太祖刚得天下，就登高一呼：“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税，永不通检。”大乱之后，人口稀少，百废待兴，这样的土地政策当然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北宋初年经济增长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开垦之庞大，都说明了早期自由的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当荒地开垦逐渐完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不调整政策，土地兼并势所难免，贫富矛盾必然激化。

首先掀起土地兼并大潮的自然是达官贵戚，他们属于“有力占田”一族，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择肥而噬”，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也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图廉价抢夺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势头之猛，手段之疯狂，为历代王朝所未见。

在官僚阶层的带动和刺激之下，手握巨额资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岂肯落后，他们属于“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之辈，并在土地兼并的大潮中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达官贵戚们不成器的后代，由于挥霍过度也把祖上占有的千顷良田抵押或转让给了他们。在汉唐被贬称为“豪民”并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兼并之徒”，到了北宋却成为世人艳羡的“大田主”。

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7%，却囊括了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7]

官府要打仗，还要维持国家运转，财政消耗入不敷出，以致国库空虚。富人集团要少交税，穷人阶层就得多交税。于是，苛捐杂税日渐繁多，变相盘剥越来越重，宋朝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宋朝梦”的破灭

1067年，当宋神宗登上金銮宝殿之时，他发觉自己坐的不像是龙椅，而更像是一堆一颗火星就能引燃的干柴。他知道，再不改革，宋朝的基业就会大厦将倾。他看好了一位胆识过人的大臣来推行新政，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早已看到了国家经济存在的严重困境，这就是积贫积弱，财政枯竭，经济萎靡，税负不均。那么，问题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首先，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大不如前。一个五口之家的典型的有地农户，有两个劳动力和三个孩子，家有耕牛而生产工具齐全，一年全家的口粮需要28.8石粮食，食盐折合1.2石，衣服折合3石～4石，饲料折合3石～4石。另外，农具修理、肥料也时有需求。算下来，一户农家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再生产，一年至少需要36石～38石粮食。

由于人口的增加，一家典型农户的土地已经从北宋初年的平均95亩，下降到宋神宗时代的50亩。北宋北方农田每亩产量约2石，考虑到平、丰、欠年各占1/3，则平均粮食收成约为1石。这样算下来，这家农户一年收成大约50石粮食，除去种子预留5石之外，所剩约45石粮食（每石约92斤）。一家吃饭消耗之后，尚存7石～9石（644斤～828斤），货币价值约2100文～2700文。

这户农家必须向官府缴纳的田赋两税（夏税和秋税）约为500文，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朝廷税赋不重时，还可以过得比较滋润。但是，到宋神宗时期，土地兼并使得民众分摊的税负剧增。

官府在征收田赋正税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变相手段暗地增税。比如所谓的“折变法”，就是任意以这种实物折换成那种实物，或以极不合理的价格将实物折成现金。在陈州，当地官府规定夏税只收钱不要粮，大小麦折钱100文，加上各种费用，官价定为每斗140文，而市场价仅为50文，逼得农户在市场上要卖近3斗的麦子才能上缴1斗的税；同时，官府为了确保食盐专营利润，强行向百姓摊派买盐，市价每斤30文的盐，官府硬卖100文，变相勒索3.3倍；然后官府再把盐折算成小麦，农户再遭一次盘剥；事情还不算完，官府再将小麦折算为现金，最终1斤盐卖到了350文，而市价不过30文。经过反复“折变”，农户的税赋暴涨了十几倍！其他各州虽然没有陈州这样贪婪，但“折变法”确实使农户的税赋压力大幅增加，农户的田赋支出不是国家规定的500文，而是数倍于此。

除了田赋这一国家正税，变相税种也层出不穷。北宋朝廷为了在北方储备军粮，在各地强制摊派购粮，每石官府收购价仅300文，农户已经吃亏不小。不仅如此，官府一石粮食仅付1/4的现金，即75文，剩余3/4以茶折算，而配给茶的市价仅值37文，一石粮食被折成了112文。更可笑的是，连37文的茶也不是现茶，而是农户必须到遥远的产茶区去领取的“茶引”。无奈之下，农户不得不把“茶引”贱卖给商人。最终，农户一石粮食只卖了100文。如果摊派个两三石，农户就得损失收入400文～600文。

在这些隐性税收之外，其他历代的苛捐杂税地方官府也兼收并蓄。在原南唐统治的江南地区，税种多达17项，买卖牛羊、粮食、田宅有税，自家盖房要交“木税钱”，牛活着有税，死了也要交税（“牛皮钱”），人口多了要承担各种差役，分家过日子则要交“罚钱”；至于蒿钱、鞋钱、脚钱之类更是花样百出。正如朱熹所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

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的根源，正是土地兼并！

豪强大户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对普通农户极其不利，豪强大户们占有的土地很少纳税。《治平会计录》曾计算：“计其租赋以知顷亩之数，而税赋不加者十居其七。”也就是说，高达70%的土地根本不纳税！其中的绝大部分自然是豪强大户们所占有。宋仁宗初期，土地兼并开始升温，豪强们大量买地却极力隐瞒，往往15亩～20亩地仅缴纳1亩的税金。到宋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为常，重典莫能禁止焉”。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登记在官府的田地从宋真宗时的524万顷，锐减到宋仁宗时的228万顷，宋朝的土地竟然“消失”近半！[8]

田赋锐减迫使官府在其他方面找补回来，本该由豪强大户们承担的田赋，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到了普通农户身上。

老百姓过日子本来就是算计茶米油盐这些家用，算来算去，种地的日子哪里还过得下去。在好年景时，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温饱，遇到天灾就只能抵押土地，被迫去借高利贷，利息高达100%～300%，一旦欠了高利贷，农户就铁定会失去土地。

人均50亩地的农户，怎么也算得上是北宋的中产阶级了，在沉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卖掉土地，充当豪强们的佃农。而豪强大户所缴纳的田赋正是源于佃农的田租，佃农们本以为卖田投靠豪强大户是一条出路，最终发现这是一条更悲惨的绝路。

对于农户来说，拥有土地是一生最大的梦想，如今，“宋朝梦”已经彻底破碎了。

北宋经济的繁荣，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劳动创造，他们原本热情高涨，发明创造不断，消费与日俱增，生活蒸蒸日上，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当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后，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如何辛苦，生活却越来越艰辛。他们消沉了，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人民梦想破碎之日，也就是国家走向衰败之时！

在土地兼并、赋税不公、货币贬值的三座大山之下，北宋的经济开始丧失活力，由盛转衰。民力濒临衰竭，而官府开支却直线上升。

朝廷的官员人数从宋太祖时代的三五千人，激增到宋仁宗年间的两万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冗员”问题。宋初朝廷养兵不过22万人，到了宋仁宗庆历时已高达125万！仅军费开支就达到惊人的4800万贯，占了朝廷70%～80%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巨大的“冗兵”和“冗费”困境。而这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却创下了对外战争无一战胜的“神话”。

自宋仁宗庆历以后，国家财政赤字每年高达300万贯。到皇祐年间（1049—1054年），历代王朝的主要税收——田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开支，田赋的货币收入仅500万贯，缺口竟达2200万贯；绢帛收入380万匹，不足额为500万匹；粮食收入1800万石，还差了887万石。

朝廷催税像催命，地方官吏被逼急了，才变着花样玩“折变”，将田赋悄悄地翻了好几倍，各种苛捐杂税、劳役重负严重挫伤了宋朝百姓的劳动热情，动摇了国本财源。同时，朝廷还极力扩大商税征收，宋朝商业的确比汉唐发达，经济规模达到盛唐的4倍，但商业税却比唐代高出了10倍以上。宋仁宗皇祐年间，北宋的财政总收入达到了1亿贯，商税就占到了56%，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田赋税收。

土地兼并致使农民负担过重，从而丧失了劳动热情，财富创造的“心脏”濒临衰竭；商业税负畸高，抑制了商品流通，经济血脉难以畅通，王朝的体质日渐虚弱；货币贬值，资产通胀，形成了经济体的“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三高”加重了北宋的经济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