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第52章 战国时代，地平线上的亚元(2)

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进行经济转型，重建“岩上之屋”，但困难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和经济上的乏力，这一战略不仅实施难，而且见效慢；二是重新启动资产膨胀引擎，恢复过去30年债务驱动的繁荣模式。这样不仅政治阻力小，而且经济所承受的痛苦将由其他国家进行分摊。

毫无疑问，第二条道路更符合美国“金权天下”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不过，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膨胀和债务泡沫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支撑更大的债务压力了。

这就是美国统治精英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要实现“资产再通胀”，就必须以更大的强度来“抽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中国持续出口国内储蓄是美国愿意容忍中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中美国”婚姻的基础。但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中国创造国内储蓄的主要动力源于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又依赖中国的储蓄，在美国资产膨胀无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中美国”的利益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

中国要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必须也必然要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倾斜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品和储蓄出口导向也必将随之而变。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势必伴随着出口依赖的减弱和对美国国债需求的萎缩，这将严重威胁美债帝国的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市场的繁荣能够刺激美国的出口，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一刺激毕竟太小了。

欧元区的诞生已经将美元流通逐步挤出了欧洲大陆，大大压缩了美元帝国的版图，海外流通的美元面临着日益过剩的趋势，这正是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暴涨的根源。美债在国际上需求不足，迫使美联储逐渐变成了国债的最大买主。如果中国削弱美债的购买，美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

当7700万的“婴儿潮”世代在未来10年中陆续退休时，美国的社保和医保体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塌方。仅在这两个领域中，美国政府所承诺的福利保障就形成了100万亿美元的超级“隐性负债”。沉重的医疗社保开支将对美国的财政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10年的巨额财政赤字无可避免。到2020年，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国债的规模也会轻松突破23万亿美元。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这个数字只会更加庞大。

未来10年，美国需要惊人的资金来弥补财政的亏空，这一需求将远超过各国出口储蓄的极限！

美国经济困境的核心就是储蓄匮乏，当没有足够的真实储蓄供应，美联储只能开动印钞机来制造货币财富的幻觉，其后果就是美元购买力的持续贬值，以及美元信用的不断瓦解。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恶化过程，美国越是缺乏储蓄就越需要印钞票，而日益泛滥的钞票又会加速资本逃离美元资产，导致美国丧失吸引别国储蓄的能力。

美国还能出现另一个沃尔克，以高利率和高汇率来拯救美元吗？答案是否定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之一，能够承受超高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剧烈震荡。但未来10年的美国，在超级负债的压力之下，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所发射的“经济鱼雷”，会首先击沉美国经济自身，这无异于经济自杀！

一切将重新回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大混乱的状况，而问题的根源都一样，那就是美国国债本位制所形成的世界货币大厦的根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世界最终会认识到，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其实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的魔咒。

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作为储备和贸易货币，同时供应美国国债作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资产，这与当年美元与黄金资产不匹配所造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逻辑一样，美元与美债资产同样存在着不匹配的内在问题，这就是美元和美债无限扩张的需求与美国财政税收只能有限增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界经济和贸易要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求美国供应更多的美元，而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是美债，因而美债必须不断增加。但是，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美债是美国政府的负债，美债增长受制于美国政府财政税收的增长，当美债规模达到财政税收所能支撑的极限时，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将面临崩溃。

美债的极限在哪里呢？这就是偿还美债的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临界点！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帝国的衰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国债利息支付时，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当这一比例超过50%后，帝国将陷于崩溃的边缘。

西班牙在1557—1696年之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结果是西班牙帝国走向衰落；法国在1788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国债本息，结果王朝崩溃；奥斯曼帝国在1875年时，50%的政府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帝国濒临解体；1939年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无法应对纳粹德国的挑战。

美国也将面临国债利息支出不可避免地突破临界值的危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2011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税收的9%，2020年达到20%，2030年突破36%，2040年将直逼58%！

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中，如果仅仅是国债利息的支付就拿走了一大半，那么该国还能存在着主权信用吗？国会的估计只是最乐观的推算，因为美国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由美联储直接出面购买国债，才将10年期国债利率人为压低到2%左右。如果按照过去30年来美国国债5.7%的平均收益率计算，美元和世界货币体系的总危机爆发，将可能出现在2020～2030年之间。

可以说，在未来十几年中，中国将面对空前的机遇和危险。一个信心脆弱的人，往往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攻击性；同样，一个实力和信心正在下降的世界霸权国家，也将更加危险。美国重回亚洲的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宣示，更可能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在未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如果中国获得了成功，并继续将国内储蓄“贡献”给美国，美国则可能对中国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在纠结的心态中包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中国拒绝大规模购买美债，美国将无法继续“坐视”中国的成功。中国周边的争端会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甚至中国将被迫卷入一场或几场局部战争，从而把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升级为硝烟弥漫的“货币战争”！

谁能拯救欧元？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那么欧洲的问题则在于政治。

作为欧盟的势力轴心，德国和法国存在着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在政治上，法国始终希望能够当欧盟的“驾车人”，而让德国继续做拉动欧盟经济的“马”。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德国在二战负罪的心理压力之下，勤勤恳恳地表现出“马”一般的低调和任劳任怨，不过，这绝非德意志民族的天性。随着德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牢牢地控制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德国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开始把“驾车人”的缰绳越来越紧地抓在了自己手中。法国在政治上的优势已日渐受到货币大权旁落的瓦解，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法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发力。为了平衡权力的天平，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力促将“欧元集团”升格为“欧洲统一财政部”，试图以此来制约德国主导下的欧洲央行的势力，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卢森堡首相容克对“欧元集团”是这样表态的：“我相信，欧元集团能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又不严重制约欧洲央行……为货币政策和欧洲央行争论实在是浪费时间。法国未能成功地推行他们的想法。萨科齐总统建议对欧洲央行实施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可欧洲的财政部长中没有人支持他，即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许认同这个观点，也会因为德国人坚决的立场而不了了之。”

在经济上，德国是典型的“弓箭制造”决胜论者，坚信财富的根源在于生产创造，而法国则更注重财富的合理分配。用法国金融领域幕后大佬让·佩尔利瓦德（JeanPeyrelevade）的话说就是，“德国民众意识到，工业产出有一个健康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购买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但在法国，支持提高生产能力的做法并不受欢迎。德国企业的利润率要比法国高20%。萨科齐所推崇的政策反映出他的一贯观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收入分配和削减个人税负，来提高人们的购买力。萨科齐笃信自己的政策，但他将铸成大错”。

萨科齐没有意识到生产率的提升才是一切财富创造的本源，收入分配只能在更高的生产力之下才会发挥作用，做大蛋糕比均分蛋糕更优先。法国人享受生活的心态固然让人羡慕，但德国人勤劳工作的选择却更值得敬佩。法国在欧盟与德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注定会失败，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早就指出的那样，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终将一个完整的欧洲交到德国人的手中。对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并不讳言：“如果法国的政治目标是将欧元的创立当作削弱德国实力的计划的一部分，进而降低我们（德国）所谓的经济主导性，那么结果会恰恰相反。德国竞争力的增加意味着德国更强大，而不是实力被削弱。可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欧洲之中实力最强的经济体。”

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只是欧盟和欧元故事中的一条明线，在表面的政治经济斗争的舞台背后，共同推进“欧洲合众国”进程的导演们却始终在设计着一条剧情的暗线。“欧洲统一财政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制约欧洲央行和德国人的势力，这样会激发更多欧盟国家的老百姓产生对德国的担心，弱化他们对“欧洲统一财政部”的抗拒心理，进而在一片“忽悠”声中，乖乖地将本国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主权拱手让给超主权的欧盟。政治家们也许是在演戏，而且相当投入，以至于他们常常忘却自己是在戏中还是戏外。

其实，“欧洲合众国”的策划者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他们推进欧洲货币联盟的过程中，联盟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经济水平越接近越好。在起步阶段时期，欧元国家应仅限德、法、荷、卢四国，首先完成内部的经济整合，再推出统一财政部。由于联盟规模小，而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沟通成本相对较低，可实现度较高。如果一切运行良好，规矩已经成熟，再将意大利、比利时纳入，这两国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较大，起码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消化。之后，才能考虑进一步扩张。结果，现在欧元区搞成了大杂烩，良莠不齐，意见不一，德国将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去进行协调，而时间是有成本的！要想真正把欧元区做强，该舍则舍，当弃就弃。不懂取舍之道，只能是自取其乱。

正如“中美国”出现的东部人民（中国）负责生产而西部人民（美国）负责消费的现象一样，欧盟也出现了“南北欧”问题，北部欧盟以德国、荷兰为首的国家进行生产创造，而南部欧盟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国家进行消费。南部欧盟所出现的问题与美国一样，都是以资产泡沫来带动经济繁荣，走上了债务驱动经济的不归路。它们利用加入欧元区所获得的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大力刺激房地产泡沫，以资产升值带动消费繁荣。在欧元区诞生的头一个10年里，西班牙经济平均增长了3.6%，希腊为4%，爱尔兰达到6%，远高于北部欧盟。资产价格的上涨必然伴随着负债的扩张，消费的繁荣并非源于生产率的提升，而仅仅是资产膨胀的刺激。它们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德国在2004—2008年之间的经济扩张。结果，在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失衡，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严重恶化，而德国、荷兰等国却积累了巨大的贸易盈余。

当2008年资产泡沫在全世界出现普遍崩溃时，南部欧盟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宣告破产。繁荣大潮消退之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无法偿还的债务残骸。在资产泡沫和消费狂潮时代，这些国家纷纷选择了放弃实业，购买优质价廉的北部欧盟国家的工业消费品，从而削弱甚至永久丧失了相当规模的“弓箭制造”能力。债台高筑、经济萎缩、失业严重、税收枯竭、财政破产，正是对错误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清算。

关键的问题是，谁该出面拯救南部欧盟国家呢？全欧洲都眼巴巴地看着荷包鼓鼓的德国，希望德国将出口创造的国内储蓄“贡献”出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精明的德国人决不会轻易拿出自己的储蓄去拯救别人。

回顾欧盟50多年的发展历史，德国从来就是一个非常“拎得清”的国家，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守得严严实实。德国人拯救别国的基本前提就是，其他国家必须首先耗尽它们所有的金融资源，德国从来不会傻救其他国家！英国和法国曾屡次试图从德国身上“揩油”，每次都在碰壁之后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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