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第54章 战国时代，地平线上的亚元(4)

第三级火箭将确保中国逐渐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获得大国真正的权力基础，把中国的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亚洲经济共同体

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欧洲的问题在于政治，而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亚洲的历史并不短于欧洲，亚洲的政治智慧始终是亚洲人自信的源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历久弥新的儒家传统，豁达宽容的佛学精神，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明与信仰的平台。

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如果欧洲的世代冤家德法能够摒弃前嫌，成为推动欧洲共同体的两大力量，那么同样有着百年恩怨的中、日、韩，是否能够解开历史的心结，成为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先驱呢？

德法和解的关键在于建立了“煤钢联盟”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物资，也是20世纪50年代工业最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源，因此，将两国的经济命脉置于“超主权”的“煤钢联盟”管理之下，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舒曼计划的宗旨就是“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可以说，没有双方利益的彻底捆绑，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更为重要的是，“煤钢联盟”探索出了一套现实可行的“超主权”经济模式，奠定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基础。没有一个规模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市场规模，欧洲就不可能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最终权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从而结束了近500年自相残杀的历史，今天的欧洲人享受着和平带来的丰厚红利。和平相对于战争而言，永远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60多年前欧洲人创造的“煤钢联盟”，对于今天的亚洲具有更加现实，甚至更加紧迫的重大借鉴意义。亚洲虽然早已远离了战争，但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心态。中、日、韩在近代结下的刻骨仇恨，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淡化，反而在各自民间时时碰撞出复仇心态的激烈火花。三国之间彼此防范、相互警惕，耗费了大量外交、军事和政治资源。

历史上，英国制衡欧洲大陆的基本战略就是挑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国强，则拉拢俄、德等国建立反法包围圈；德国强，则支持其他欧洲大国围堵德国，在欧洲大陆相互消耗之中，巩固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崛起后，将英国人“离强合弱”的战略发挥到了更高境界，在冷战中，将欧洲置于围堵苏联的第一线，既控制了欧洲，又消耗了苏联；在孤立中国的时期，则拉拢日、韩、澳、菲等国，以台湾为第一岛链的核心，死死扼住中国的海上通道。霸权国家总是试图挑动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现在，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幸”成为了世界第二，老二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老大的警惕和老三们的嫉妒使它们很容易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老二。历史上众多强国在老二的位置上都惨遭暗算，最终摔了下去。20世纪初的德国，冷战中的苏联，80年代的日本，无一例外地成了盎克鲁撒克逊英语民族的手下败将，它们失败的内因就是锋芒太盛，急于挑战老大的地位，而外因则是未能打破老大拉拢老三们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包围圈。

美国已经结束了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加上北非、中东众多国家的政权更迭，使得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力空前强化。对于每年超过一半的石油必须依靠进口的中国而言，美国人已经牢牢掐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对海外市场，尤其是对欧美市场的极度依赖，使得中国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

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RodhamClinton）在2011年10月11日的《外交政策》中提出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重大政策宣示，声称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

显然，美国开始将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向中国周边转移，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南海诸国在自身利益和美国的怂恿下，逐渐开始形成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统一战线。东亚各国因为东海和南海石油资源而大打出手的局面，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一旦中国被迫卷入局部战争，就毫无疑问地坠入了美国的战略圈套，重蹈历史上法德鹬蚌相争，英国渔人得利的覆辙。

要打破这种历史的宿命，东亚国家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大胆借鉴欧洲货币与经济联盟的成功经验，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亚太地区永久的和平。

中、日、韩这三个主要的东亚国家各有致命之处，中国的脆弱在于经济，日本的脆弱在于政治，韩国的脆弱在于军事，而这些弱点都与美国有关。如果东亚三国团结起来，各自的弱点将被强大的联盟所保护，以三国为核心打造亚洲的共同市场，摆脱欧美对亚洲命运的主宰，是所有亚洲国家共同的愿望。

各国争夺的无非是利益，与其进行这种零和博弈，不如共同分享利益。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是符合亚洲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原则。现在，应该对这一理念进行具体化，并勇于进行实践。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日韩之间的独岛问题，既涉及敏感的主权争执，又牵扯到巨大的海底石油资源的切身利益，各方相持不下，几近擦枪走火，葬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经济发展濒临脱轨的险境，同样的问题在南海地区也面临着日益尖锐的战争风险。

如果“煤钢联盟”已经被欧洲人的实践所验证，那么这种“超主权”的模式同样可以在亚洲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复制。如果成立类似欧盟的“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以“石油联盟”作为起步，将有争议的海底石油资源让渡给这一“超主权”的新机构，从根本上化解主权这一敏感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各国共同投资、联合开发、利益共享的机制，将各国利益实现深度捆绑，使战争的爆发“既不可想象，也无法实现”，让亚洲人民得以永享和平红利。

通过“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中国将打破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围堵，日本会获得石油供应的可靠保障，韩国能得到中日联合的安全承诺，东盟和印度可以进入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市场。这将是一个对所有亚洲国家都有重大利益的战略同盟！

亚洲人最难以忘却的就是历史，其实，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亚洲人最敏感的就是主权，其实，主权的背后是国家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亚洲人最关切的就是利益，其实，利益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争夺的利益本身！

如果亚洲曾经是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那么亚洲人的智慧就不应该输给欧洲人！如果亚洲的历史曾经在列强的宰割下备受苦难，那么今天的亚洲就决不能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霸权！

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独立性将空前提高，并形成与美国与欧洲分庭抗礼的战略格局。

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香港就是桥头堡

“亚洲经济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石油联盟”起步，彻底拔掉亚洲地区战争火药桶的引信，用海底石油的巨大利益纽带将亚洲各国的命运紧密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是一笔庞大而高风险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

答案就是亚洲美元市场！

人们熟知的欧洲美元，最早指的就是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主要源于欧洲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美国在欧洲军事基地的美元军费开支，经过长年积累，欧洲美元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中，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美元的“金融异度空间”，再往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美元也纷纷涌入欧洲。后来，凡是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最早开始打欧洲美元的主意，如此庞大而不受监管的美元资金，仅仅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收益实在太不理想。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首创了欧洲美元债券这一新的投资工具，利用闲置或低收益的欧洲美元，为欧洲企业和欧共体的项目进行融资，欧洲美元债券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国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的被动埋单者。

最近10年以来，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区，贸易盈余每年将滚滚的美元持续带回亚洲，这些美元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低收益债券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去处。其实，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欧洲美元债券创新所破解。

亚洲地区的美元储蓄凭什么一定要流向美国或欧洲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只能投资于低收益的欧美国债呢？如果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欧美，这些资金留在亚洲岂不是更能发现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吗？

高收益、低风险、主权信用级别的项目，“石油联盟”不是完全符合吗？当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初就是想用“煤钢联盟”这一项目来进行欧洲美元债券的首发，“亚洲经济共同体”完全可以直接发行美元债券，将融来的资金用于亚洲地区海底石油的勘探和开发，这就是欧盟至今尚未做到的欧盟债券模式。“亚洲经济共同体”发行的美元债券，将由各国的外汇储备担保，具备与亚洲各国主权信用同等的信用评级，未来可以进一步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项目进行融资，将亚洲巨大的美元资产彻底盘活，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并获得更高和更可靠的投资回报。

香港处于最佳的地理位置，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充足的金融人才，在战后的60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经验，堪称是亚洲地区的伦敦！目前，香港对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尚不明确，未来应该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地产金融、贸易融资，还是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政府显得举棋不定。实际上，亚洲美元汇聚中心和亚洲美元债券发行与交易中心，才是香港的一盘大棋！目前亚洲存在着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未来将很快超过10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果将这笔大买卖抓在手中，其他任何生意都只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东京和新加坡，如果中国力推“亚洲经济共同体”，那么显然香港将是首选的金融运作中心，就像德法推动了欧共体的诞生，但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没能成为欧洲美元的集散地一样，金融管制更宽松和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伦敦始终是欧洲美元最活跃的核心。东京、北京、首尔、上海、新加坡的条件都不如香港优越，其中，国际化程度和金融市场经验积累是最关键的差别。

以亚洲美元债券的发行和交易为核心，辅之以人民币、日元、韩元和其他币种计价的债券品种，香港将在未来成为可与纽约和伦敦一较高下的国际金融重镇！

当年为香港设计了独特的“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使得香港在亚洲所有的城市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国际化色彩，它与亚洲各国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恰如其分，超主权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执行机构设在香港，应当是众望所归。

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战略方向

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遭遇了激烈的汇率风暴，对亚洲金融市场的毁灭性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迫切需要汇率市场的稳定，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在缺乏亚洲联合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充当最后的救助人。不过，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大家对IMF的“救援”本质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欧美主导下的IMF救援机制，与其说是在救火，不如说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后，亚洲各国纷纷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当然，完全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倡议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不过，目前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储备基金都已经建立，AMF的建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MF目前的定位是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但并不包含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长远规划。这是AMF难以获得亚洲各国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它仅仅是个救急的工具，而不是未来货币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亚洲共同市场，那么亚洲最终的单一货币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稳定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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