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9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3)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分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La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家族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练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di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La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词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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