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第33章 希特勒“新政”(4)

除了借助沃伯格与华尔街库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联系，从沙赫特的经历来看，他本人与英美金融界也颇有渊源。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伦敦拜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并在那里与诺曼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后来诺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个孙子的教父。沙赫特英语说得比德语还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采用英德双语进行。在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当庭释放，当过纳粹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锐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随着希特勒“新政”的全面实施，德国经济日益好转，失业人口直线下降，军事力量迅速强大，特别是1936年德国柏林的奥运会圆满召开，使德国民众“四海归心”，希特勒的羽翼渐渐丰满起来。

德国奥运会之后，沙赫特开始隐隐感到形势不妙，不仅经济过于偏重军工造成结构失衡，更令沙赫特担心的是希特勒的最终目的似乎“不单纯”。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动声色地着手分化他的经济大权了。

1936年秋，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复兴德国经济“四年计划”的执行人，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很明显，这一新机构的设置与沙赫特的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功能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沙赫特与戈林的权力争斗。

作为自由主义学派在德国的掌门人，沙赫特在理论上对一切国家计划下的经济颇不感冒，又看到该计划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权力，自然对所谓的“四年计划”深恶痛绝，他立刻采取行动抵制和抗争。希特勒却不断地在沙赫特与戈林之间和稀泥，练起太极推手。眼看着大量的工业与军火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向戈林那里，自己这边越来越“门前冷落鞍马稀”，沙赫特逐渐明白过来，自己被希特勒给耍了。

于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希特勒经过3个月的“好言挽留”，最后于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经济部长职务。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认输，他仍是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想利用货币发行权做最后的抗争。从1938年开始，沙赫特拒绝再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他与希特勒的矛盾终于激化了。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从法律上完成了国有化中央银行的所有准备。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国银行行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德国的权力中心。沙赫特离开中央银行位置的消息被隐瞒了5个多月，直到大战爆发前的最后时刻。希特勒的政治权术与沙赫特的金融谋略堪称绝世高手过招，不过政治终究压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沙赫特不但没有完成监视希特勒的重任，反而被希特勒玩于股掌而没有觉察，由此产生报复的念头倒也是人之常情。

大棋局

当1933年希特勒在国际银行家的扶持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德国元首的宝座时，世界上的几个重要的势力集团正在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毫无疑问地坚信英国的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应该在现有的英帝国版图之内被实施，而且应该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其核心利益在于巩固和强化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体系。此时的大英帝国，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陆，最大的战略挑战者德国已经被彻底打垮，在凡尔赛体系之下，其经济潜力和军事潜力已受到根本性的压制。德国西边的世仇法国已被英国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战争的巨大损失和德国的潜在威胁，使法国必须依赖英国才能生存。

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中东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马来亚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霸权力量，控制着世界所有重要的水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英帝国，环顾全球，志得意满。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隐忧，如美国惊人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英国统治精英的思维惯式里，美国仍是一个英国曾经的殖民地，缺少全球战略。金融中心刚刚起步，投机严重，监管混乱；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本国市场无法消化，严重依赖英国控制下的全球市场需求；几乎没有海外殖民地，缺乏资源定价权；美国的军队当时还属于业余段位，缺乏全球军事基地。

因此，英国控制美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英国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英国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英国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英国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唯一令英国人真正担忧的是苏联的潜力。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刚刚从战争的混乱中缓过一口气来，各行各业仍然百废待兴，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引起了大英帝国的极度紧张。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能够在不进行殖民扩张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同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就不仅仅形成了严重的军事挑战，更加危险的是苏联模式将“搞乱”全世界的思想意识。如果苏联自力更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那英国的殖民模式将在反衬中显得丑陋无比，而无法维持其合理合法的统治秩序。因此，苏联被英国锁定为最危险的敌人。

在英国看来，德国纳粹的兴起有利有弊，弊端是德国重整军备形成了对英国的威胁，好处是英国有了一个得力的打手去对付苏联这一死敌。英国并没有把纳粹太放在心上，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优势，德国的经济在凡尔赛体系的消耗下，已经脆弱不堪，国际银行家又彻底控制了德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系统以及重化工业的命脉，希特勒不过就是个前台傀儡。只要能控制纳粹的命脉，就不怕他们反戈一击。如果引导德国强大后去对付苏联，对英国来说，当真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所以，英国的统治精英内部在纳粹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亲德派，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温莎公爵”，另一派是对德国产生了恐惧后遗症，坚决反对任何让德国重新崛起的思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首相丘吉尔。

美国的新兴金融势力集团却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考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爆炸性增长，美国的统治精英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取代大英帝国而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毕竟是实力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战略！

在美国看来，英国最大的强项，也正是英国最大的死穴。英国的全球生产、资源、市场的大分工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英国本土的工业空心化，而英国沾沾自喜的金融中心如果离开了扎扎实实的实体经济，仅仅附着在全球分工的松散利益共同体上，一旦天下有变，就将立刻变得脆弱不堪而土崩瓦解。

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既能够从中大获战争红利，又能极大地削弱英国的统治地位，为取而代之创造机会，这完全符合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的战略利益。

而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打垮英国殖民体系、夺取巴勒斯坦以便重建大以色列国的战略思路上与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一拍即合，华尔街的两大势力集团形成了高度默契，双方互相借力，水乳交融，共图大事。

此时的欧洲格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英国的首要敌人锁定为苏联，美国新兴金融势力的目标指向取代英国，犹太金融势力主攻以色列复国，这三股势力的共同之处就是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希望掌控一个能够当枪使的强大德国。

希特勒明白各派势力都在利用他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但希特勒有着自己的盘算，他完全不能接受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准备反利用各方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希特勒决心要在复杂的国际战略游戏格局中充当主导者的角色。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社会权力平台中排在第一的是军队，第二是容克地主阶层，第三则是官僚阶层，最后是工业资本家阶层。在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权力是皇权，皇帝代表四大权力体系运作政权。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纳粹上台前后，虽然皇权崩溃，但社会权力基础却未受根本影响，只是权力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工业资本家变成了老大，军队退居二线，官僚阶层仍排在第三，容克地主阶层掉到了最后。可以说，容克地主阶层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权力体系的最大输家。

德国容克地主阶层的衰落是从1880年开始的，由于工业的兴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各种自然灾害和1895年关税保护的变化等因素，实际上德国农业已步入衰落的历史发展进程。此时的容克地主阶层已经逐渐陷入破产的边缘，而他们经济地位的滑落必然会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纳粹上台后，对农业的控制力已经掌握在政府和纳粹党手中。所谓控制力的关键就是掌握定价权，谁能控制某个领域的定价权，谁就拥有着对这个领域相应的控制权。当容克地主阶层失去了农业领域的定价权后，它也同时失去了对应的政治权力。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为了保持军队对纳粹的支持，希特勒不得不维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纳粹在经济上对容克地主阶层做了相应的补偿，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

德国当时搞的多项农业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比较稳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容克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同时由于纳粹对于整个社会的严密控制，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基础被铲除了，整个市场就排除了政治动荡造成的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纳粹政府还对农产品实施价格管制，把价格固定在一个不是太高，但能够给容克地主阶层保证足够利润的空间之内。除此之外，纳粹还给容克们优厚待遇和相应的特权。从经济回报来看，容克地主们在1937年享受着仅比1933年高3%的农产品价格。政府还给他们提供担保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不允许农业工会成立，不允许农业工人罢工，也不允许农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实际上纳粹政府通过管制工会、管制罢工和管制工资上涨，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空间。另外，纳粹对于容克地主阶层贷款的利息和税收都进行了减免，1933—1936年容克地主阶层的各种贷款的利息支出从9.5亿马克下降到了6.3亿马克，纳粹上台的3年里，容克地主的农业贷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2亿马克，税收从7.4亿马克下降到了4.6亿马克，可见对于容克地主阶层来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除此之外，容克地主阶层完全免除了向政府和国家上交失业保险的义务。德国当时建立的失业保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社会福利系统，但是容克地主阶层可以免予这个负担。1932—1933年，容克地主阶层从减少失业保险负担中总共得到1900万马克的好处。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威胁容克地主阶层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破产。这种破产威胁又被纳粹政府“体贴”地消除掉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的放贷者都不容许向容克地主阶级讨债，以免容克地主阶层被逼破产。

纳粹所推行的这套农业政策对大型农场主比对小型农场主更有利，越大的容克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越多，这些人对纳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巩固了容克地主阶层对纳粹的支持。

希特勒拉拢容克地主阶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赢得军队的支持。普鲁士军官团的主要精华都是出身容克阶层，德军中所有姓氏中带有“冯”（von）的将军都是容克家族的后裔，容克与军队是同气连枝，打折了骨头连着筋。

作为德国军队精英核心的普鲁士军官团受到纳粹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军官团是绝不会从事谋杀某个将军这种事情的，而在希特勒时代，这种事情却频频发生。这代表了军队力量逐渐衰落，不过这一衰落与其说是跟纳粹党有关，还不如说是跟国家的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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