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第37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1)

本章导读

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从来就不是空洞虚幻的理论探讨，而是冷酷精确的情报实践。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寻找、发现、捕捉套利的机会。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干扰、欺骗、迷惑其他参与者的思维与判断，从而制造套利的机会。

金融家的最大学问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样实现信息的操纵。如果市场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市场信息的均匀分布就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出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论体系，在金融超级玩家眼里，永远是创造信息不对称的绝妙手段。

沿着信息传播的轨迹，发现信息产生的源头，把孤立的信息进行集中，对杂乱的信息实行分类，在分类的信息中建立联系，将扭曲的信息进行还原，从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报。这一过程的逆向执行，就是反情报手段。金融市场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情报与反情报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报永远是一家人。

国际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发挥，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际银行家的意志，它从利益出发，围绕着利益进行，并最终向利益回归。深刻理解国际银行家的意志，明白他们的利益格局，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国际情报机构的核心功能和服务对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讽刺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Silent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DuartMaclean）和伯吉斯（Guy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华盛顿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Anthony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

“第五个人”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堪称国际情报系统的鼻祖。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家就以早于市场24小时的滑铁卢战役进展情报，一举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对于大量从事跨国金融市场套利的国际银行家族而言，情报的准确和快速是赚钱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报系统的发展方向。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罗家率先发明使用信鸽来传递金融市场的数据和交易指令。为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获而泄露机密，罗家还创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术。情报学对于罗家而言，可谓是家学源远流长。

罗家第三代男爵传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维克多作为家族英国分支的继承人，承载着家族厚重的荣誉和殷切的期望。从他的祖先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起家以来，历经祖爷爷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称雄伦敦金融城，太爷爷莱昂内尔拿下苏伊士运河，爷爷奈提（Natty）资助罗兹家族开发南非、垄断全球钻石生意，并建立起后来深刻影响英美精英的罗兹奖学金等等数不胜数的传奇战绩，只是他的父亲查尔斯似乎是家族传承链条上一个弱节，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由于无法忍受长达6年失眠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当时，维克多年仅12岁。但是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各种无与伦比的压力。

第一重压力就是种族问题。作为犹太人，他有一种高度敏感的被歧视情结，同时又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优越感。虽然饱受排挤和歧视，但是犹太民族坚信唯有自己是圣经约定上帝的选民，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犹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混合着极其强烈的被压抑感。而强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韧性。

第二重压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罗斯柴尔德纵横国际金融界已达百年之久，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名之下的压力也决不轻松。小维克多所在的贵族学校中，大部分同学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当小维克多说出他的家族姓氏时，所有同学还是会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这种显赫的名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压力，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容不得小维克多有半点失态和不及别人之处，他必须也只能永远是第一。

第三重压力就是智商的挑战。维克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智商高达184。这是后来纳粹专家根据他各方面的表现作出的一个评估。维克多的确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业绩卓著的银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同时还是生物学家，又对原子核物理学相当精通，对于绘画、艺术和音乐也有很深的造诣。维克多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终其一生也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青年维克多能量充沛，喜欢冒险。当时他广泛涉猎多种学科，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他对自然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来做课外家教。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剑桥五杰”。

布朗特与维克多的关系发展很快，布朗特经常一对一地教维克多法语的发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时加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著名的秘密组织“使徒会”（CambridgeApostles）。这一组织是1820年由12个所谓的“使徒”发起建立的秘密组织，成员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12个本科生，不仅如此，这12个人必须出身显贵，在英国上层社会中家族人脉广布。这样的两个要求确保了“使徒会”的成员未来必定成为英国的统治精英。布朗特后来成为维克多加入“使徒会”的“入会介绍人”。

布朗特除了介绍维克多加入“使徒会”之外，还引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入门”，他就是伯吉斯，“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维克多双双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

“使徒会”的圈子

“使徒会”的成员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价值体系、组织形式、选拔机制和活动仪式。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轻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背景关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进行旨在未来“更好地”管理社会的高端严格训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未来社会改造有着强烈动机。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野心远大的一圈人，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会，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秘密组织。由于他们超凡脱俗的家世、财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的“精英”情结。这样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并成为终身永不背叛的盟友，他们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使徒会”的传统。能够把这样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为深层的力量。

经“使徒会”的朋友介绍，维克多认识了当时在剑桥非常有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察（Peter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卡皮察当时接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剑桥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剑桥，就组建了“卡皮察俱乐部”，在剑桥颇有名气。这个俱乐部把当时剑桥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请来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剑桥的物理学家们打趣说，卡皮察发起这个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定期从这帮杰出物理学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时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学的进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读那些枯燥的论文。其实，卡皮察还负有不为人知的使命，就是将从剑桥所收集到的各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信息，分门别类整理成物理学前沿发展报告，定期送往莫斯科。

当时年轻的维克多的确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苏联发展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这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系统以严密的科学规律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完整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维克多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理念，体会到这是用科学原则，像工程师那样精确地制定社会发展计划，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全部依赖于精密的、客观的科学理论和规范，他的直觉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奇妙而高超的想法。当时这套思想理论不仅迷住了维克多，在剑桥大学的精英“使徒会”圈子里也颇有市场。

“使徒会”经常组织各种讨论活动，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篇论文，集中探讨社会运作方面的问题。在大家提交的研讨课题中，多半是以苏联的此种模式和苏联的相关经验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此种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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