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 经济斗争

日本和英国在东方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在某些方面采取相同的立场，而他们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相较于英国，有着五四的教训的日本似乎更加明感一些，我之所以将英国推上前台，有两个对外战略目的，一个目的是，我要掩饰自己的目标。日本人对我扩军备战不可能没有一点警觉，但是我要尽最大的程度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战略。另一个目的是麻痹日本人，在它以为我要对付它的时候，我却突然掉转了枪口，我想这种麻醉剂还是很有效的。

去年的日本的政党内阁确立后，政治倾向自由化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成为首相。与此同时，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将日本帝国带入死亡的“币原外交”主导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币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经出任日本驻美公使，长期在美国的他认为日本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不应该主动向美国挑起争端。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更有利，因为他约束了强大的西方强国利用势力继续损害日本的国际利益。

因此，币原主张维护条约体系，在条约体系的范围内以外交为主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币原还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的尴尬的处境，他认为要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就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不干涉中国内政；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带有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的币原外交一出笼就受到了我民国党上下一致欢迎，我还公开宣称这是“东方和平的主要基石之一”。

去年的徐州战争期间，刚刚出笼的币原外交经受了严重考验，面对残酷的中国内战，日本的激进势力宣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加藤一边向朝鲜增兵，一边通过外交途径企图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达到目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币原甚至秘密的访问了沈阳，因为同盟的态度实际上是决定了战与和。正是考虑到了日本的“币原外交”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我才临时放弃了通过登陆作战占领连云地区，帮助直系完全夺占徐州的原定策略。

在我的友好回应下，“币原外交”在日本的政界站稳了脚跟，正是基于这个国际战略，日本内阁才推出了裁军计划，开始削减日本军队，并减少军费，将财政收入投入到振兴日本经济中去了。因此，在后世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前几年，中国将经济资源猛烈的转入备战，而日本则相反。当然，情况也不是完全那么的好，虽然加藤取得了裁军的基调，但是，军费减少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陆军军费反而有所增加，只是基于日本海军的战略优势以及华盛顿体系的约束，加藤才实现了裁减海军及军费的目的。

由于抵抗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抵抗运动就扩展到全国范围，币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坚决主张丢卒保车，他认为应该采取灵活措施，给中国一个下台的机会。但是海陆大臣却极力反对，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歇斯底里。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们看来，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低工资，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十二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因此，提高工资无疑在摧毁日本经济的基础。

但是，在币原外交派的努力下，6月5日，日本官方还是发表了“日本将会秉着中日友好的诚意调查事件的真相，给中国民众一个答复”的“友好言词”。到5日，卷入抵抗运动民众已经超过2000万以上，各种激进的口号，什么“野蛮人，滚回去！”、“同胞们，团结起来，饿死日本人！”、“同胞们，炸了英国佬控制的海关！”开始席卷全国。原来在四川等少数省份已经收回的盐税权，一下子席卷了整个西部，仅仅几天内，就有上百个英人控制的盐税机构被砸毁，一半以上的省份通过了将盐税权收回的议案。

因此，在我看来，日本人明智的选择了在关键的时候躲过了中国斗争的锋芒。但是，高傲的英国人却没有这么细心，大概英帝国可怜的东方政策根本就没有经过英国高层的认真讨论，所有的一切都有在东方的总督、公使、领事们为所欲为。愚蠢的英国人竟然对中国的要求没有意思友好的回应，他们坚决否认了租界的**行为，甚至向上海外海集结了军舰向中国示威，但是这样的舰队或许会对沿海产生一丝的威胁，但是对于远在西部被地理环境很好的保卫起来的诸侯们来说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却只是激怒了中国人的怒火。

6月6日，民众再次走上街头，经过我的努力，民国党和国民党也发布了联合宣言，表示两党将合作，“维护国人的尊严，查明真相”。虽然由于两党的分歧而没有达成在目标上的共识，但是两党的宣言无疑表示了两党将会合作推动全国的抵抗运动的政治意愿。7日，在两党宣言的鼓舞下，超过五千万的民众走上城市和集镇，开始了针对列强特别是英国人抗议。当然，在我的影响下，在内地的大部分省份，日本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英国则变成了一个“尊严问题”了。

同日，由国民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款等17项要求。与此同时，北京外交部也发表了正式的官方观点，提出了联合调查、修改领事裁判权和尊重工人的权利的正式主张。我也发表了讲话对北京的要求表示支持，我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对租界**的强烈怀疑，并以此为理由，要求修改领事裁判权，要求对涉外案件实行中外联合司法，与此同时，我还西方的社会现实说明了工人组织工会，争取最低工资的正当性。

民国党的要求相较于国民党要温和的多了，实质性的措施也就是要求修改领事裁判权这一条。在我的精心策划下，斗争的矛头逐渐的转向英国，我想日本人肯定在这边窃喜。德国人再次表达了他们的友好态度，因为德国人在中国很受欢迎，他们从经验中知道他们在中国不会遇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美国人表示，只要中国的相关法律完善，修改甚至废除领事裁判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人由于国内争论激烈，只好继续采取实际上的观望态度。只有高傲的英国人，继续表示这强硬的态度。无疑，这使得他成为中国人的绝好的靶子。

12日，诸省经济同盟通过决议案，对进入同盟市场英国包括棉制品、钢材在内的三种主要商品实行惩罚性配额制，严厉限制英国商品的进口。激进的人们甚至主张是英国货就不用，但是我压下了这种主张，我不是要驱逐英国人的势力，而是要迫使英国人做出让步，因此台阶还要要留下的。当然，在经济同盟秘书处的通电中还表示，如果英国不做出让步，那么经济同盟将会进一步加重惩罚措施，直到英国人做出让步为止。13日，同盟议会通过议案，敦促同盟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使日本做出让步。

与北方的态度相比，南方就激进了不少倍，原因之一大概是英国人策划了针对广州政府的如此天大阴谋是不可能保密的这么久的，特别是在军事形势已经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国民党及其他的盟友劳动党发动了针对英国人的大规模抵抗运动，一时之间，英国的船只片帆不能入广东。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动了将英国人推入几乎毁灭境地的省港大罢工。6月16日，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25万人。工人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提出的17项条件。

与此同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执行的歧视华人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六项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五四时期旅大地区的影响，超过10万的工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对英国人进行了非暴力抵抗运动。6月20日，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偕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时，愚蠢的英国人再次制造了惨案。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和英**队发生冲突，造成了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的“沙基惨案”。

英国人的行为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愤怒的境地，21日，经济同盟通过经济提案，停止向英国的一切进口。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西部省份都在民间压力下宣布收回英国控制的盐税权。英国控制的沿海海关多出发生了爆炸事件，不久以后，铁血社宣布对此事负责。与此同时，正在准备西征陈炯明的督府军在俄国人的策划下，准备首先给英国人点颜色看看，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22日，广州政府命令督府军开进广州的英国租界并宣布收回。

与此同时，我还与日本密商，并放出风声，准备组成东方联盟，打击英国人在东方的势力。风声一传出，美国人就坐不住了，他可不想因为英国佬的事使得同盟和日本之间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据说，当美国公使连夜和英国公使协商时，那个可怜的闲散惯了的英国公使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23日，在民众的压力和全国的形势所迫下，英国人最亲密的盟友吴佩孚也发表了反对英国人的通电，因为吴也感觉到了同盟日本接近带给他的巨大危机，这个时候，扣上一个国贼的帽子，很可能把他推向毁灭。

24日，南方政府军开始反攻，在两广，先前调到梧州的李宗仁第4师和广州的部队采取钳形攻势，调集了4个师向拼凑的只有不到三万人的陈军发动进攻。在湖南，贺龙和陈赓同时向常德、益阳一线发动进攻，意图一举割断北部和西部叛军的联系。陈赵军精锐已经大部损失，失败主义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又得不到各界的支持。因此，他们的6万大军徒有其表、不堪一击，一经接触，就全面溃败，其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很多有良知的士兵纷纷脱离前线，或者干脆阵前反戈。

法国人看情势不对，在广州政府保证不损害法国利益的条件后，迅速的关闭了对陈炯明的补给通道。7月4日，陈炯明在雷州宣布投降，在此前后，湖南叛军在失败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纷纷出现投诚现象，而那些曾经的土匪们又逃入了他们在湘西的老巢，赵恒剔带着不足三千人的残兵败将逃入湖北。10日，为了避免同湖南的冲突，并保证自己的战略环境，吴佩孚在获得了湖南在将来的直皖冲突中的中立保证后，将赵恒剔遣返湖南，自此，南方的平判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他们也付出了重大的损失。

12日，英国人在遭受了惨重损失，并且已经没有希望扳回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同中国方面联合调查时间起因，并表示同意同中国就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作为友好表示，第二日，根据经济同盟的决定，恢复了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而此时的日本，更是绝的不得了，他为了避免联合调查这种带有对自己羞辱性的行动，在13日就公布了对事件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管理人员的妄为导致了这场误会。”日资企业宣布解聘了这些人员，交由日本领事进行司法解决，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北京发出邀请，希望派人观察，以示公正。

至于工人的待遇问题，日资企业表示，15日的冲突是场误会，当时企业确有困难，不过现在“这些困难都以解决。”此前工人的待遇将会得到保证。在日本方面做出让步后，上海的工商界在遭受了惨重损失后，有了下台的台阶，14日，他们宣布停止罢市。事后，经济界人士总结说，上海的抵抗行为远没有同盟合理，上海的罢市一罢就全不工作了。而同盟则不同。只有日资企业罢工，或者有勾结行为的企业才会面临罢工的威胁。因此，同盟的企业界都十分支持罢工，可说甚至比工人还要积极，因为工人的斗争为他们踢走了竞争对手。

反观上海，无节制、无选择的罢工行为，虽然打击了对手，但是却使得自己的工商业也受到了损害，使自己的长久抵抗力受到削弱。在南方，只有于同盟经济关系密切的江苏的很多地区采取了同盟的斗争方式，事实证明，不论是同盟还是这些南方地区，罢工都没有影响他们的企业收益，反而由于市场的突然扩大，他们迎来了突然的收益高峰。五卅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不但为中国争回权益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相反他的许多新的经济发明才是更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控制的海关根本不能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中国人发明了很多非关税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