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 联邦党人

随着宋庆龄来到北方，在南方大半年的儿媳妇也终于能够回家了，家里的人也终于开始逐渐喜笑颜开。说实话，当初大部分人都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就是连我也没想到英国人会策划如此的巨变。不过，当我见到宋美龄的时候，我知道宋家的人大概还没有从孙中山去世的带来的悲伤中缓解过来。宋家三姐妹个个显赫无比，但是在我看来，从个人的角度看，宋庆龄却最为清苦，看来要做个国母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不过好像张家的人都比较开朗，不愉快的事情就应该忘记，这是我的名言。1925年中的热闹事就此有了一个了结，随着无事可做，我又到军队和工厂去逛了逛，到现在这个时候，新式军队所需要的相应装备基本都已经研制出来了，为了这一天，我奋斗了整整七年，而且我几乎动用了我能调动的所有资源，世界上这个时候没有谁向我这样如此的处心积虑。以有心算无心，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扩军说起来简单，但要是做起来方方面面就多的不得了。首先是装备，没有装备一切都是空谈，然后是人，这做起来也不是容易的事。陆军相对还好一点，技术复杂、需要专业人员的海空军扩军就不是一句话的事了，不过我早在18、19年就开始建立的相对完善的军队教育体系这是大大的帮了我的忙，而我要求每一个士兵都要识字的硬性要求更是帮了我的大忙。

现在技术上再复杂的军种在我的印象中也要原始不少，就算培训飞行员这种需要花费很多的事现在在我看来也不是十分困难，当然，这只是我的印象。现在的飞机除了跑得快，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仅仅是装了不多的电子设备，就被专家们称为是革命性的进展了。飞机的操纵方法的原始决定了对飞行员的要求远没有我印象中的要求那么高，随着同盟把逐渐淘汰的f-8系列飞机改装为世界上的首批专业教练机，同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产生着飞行员。

海军的空军建设尤为受到我的关注，由于钢材价格的上涨，为了削减成本，我的“新型战列舰”在建造中被迫做了更改，很多不是迫切需要的装甲被大大的削减。但是，对新的海军战术自认为颇有研究的邓兆洋等人却并不担心，在他们看来，在未来的海战中，舰对舰决战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舰载机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正因为这样，大炮巨舰是一种成本极其昂贵但去没什么现实作用的建军方式。他们的看法令我十分满意，看来我多年的开导并不是没有作用。

在今年，当陆军被空降兵的作用所折服时，他们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空降兵计划，他们要建立一个是的空降兵，但是高昂的成本是我被迫拒绝了他们的计划。最后在妥协的基础上，我同意他们组建一直新的空降部队——第87空降旅，这是一个简编旅，全旅5000余人。与此同时，随着同盟军人退役高峰期的过去，预备役部队的组建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在过去的两年中，同盟先后组建的十个新的预备役师，其中两个师配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事工业的迅猛发展带动着整个经济特别是重工业经济的繁荣，受到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刺激，各行各业不断掀起投资的**，由于资本不足，外国的银行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巨量的进入中国，这些贷款又带动了美国、德国的进口。今年的十月份，随着解决德国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关于欧罗巴安全的诺迦洛公约的签订，德国加入了国联，他的经济开始迅速复苏,其大国地位也重新得到承认。

随着德国的重新强大，中国终于在国际上得到了一个大国的真诚友好对待。但是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他用金元控制着全世界。欧洲经济是靠美元贷款支撑的，美国把贷款借给德国，德国再赔款英法，他们再把赔款作为还款归还给美国。东方也是这样，美国对中日都保持着贸易的出超，为了维持这种局面，他就像两国提供贷款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美国人似乎沉醉于这种不流血的征服方式，我也对这种方式十分的满意，因为他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备条件。

中国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直接的损害日本，中国的轻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竞争力越来越强，不但在国内市场大副的排挤国外的特别是日、英的进口商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商品也开始显露出她的狰狞的面目，但是在1925年，所有的这种担心都被所谓的中日友好淹没了。经济的进步，政治环境的变化还使得中国人的政治愿望从维持和平在此转向国家统一，经济界对此尤为热心，随着民国党推出自己的民主联邦方案，全国各界逐渐掀起了各色的联邦运动。

历史上所谓的联邦党人就是这样产生的，联邦党人实际上是信奉民国党的民主联邦建国的各色政治组织和个人的笼统称谓，当然他们的核心始终是民国党人。联邦党人首先要做的是在各省全面推行民主政治，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将各省重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永久的联邦。当然，如此的作为是受到了多年来各省民主政治进步的影响，多年以来，各省先后恢复了议会，有的省份还成功地进行议会的换届选举，并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在局部范围内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格局。

围绕着国家的政治前途问题，全国逐渐出现了三种政治主张，一种是民国党的，民国党主张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至于其他问题，民国党主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另一种主张是国民党的，他们主张实现更强大的中央集权，他们认为这种集权能够有效的改善民生，并实现对外强权。我知道国民党不可能采取同民国党同样的政治主张，那无异于弱化他自己的影响，于是名声问题，对外强硬问题就被提出来显示他的正当个性。

最后一种态度是以直皖军阀为代表的，他们以民主政治实行的条件不具备为借口，主张缓慢的推进社会的变革，他们不主张任何集权的联邦行为，因为很显然，在联邦的民主选举中，他们不可能赢得胜利，只会被和平的解除武装，他们主张通过邦联的形式逐步实现国家的统一，他们认为各国对华友好，因此民族主义是个过激的口号，他们还指责国民党收了俄国赤化的影响。他们的这些维护既得利益、不思变革的主张受到了一些保守的小军阀的支持。

12月份，经过两年的民主运行，尝到了民主甜头的宁夏马家终于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在宁夏议会换届选举后，该省议会终于通过了加入同盟的提案。这个消息可谓石破天惊，这是同盟第一个没有通过任何暴力措施就获得的省份，一时之间民国党上下倍受鼓舞，联邦党人也越来越甚嚣尘上。问题还不止如此，受到同盟不同程度经济同化的西北各省纷纷发表了欢迎的言词，冯玉祥表示他将制定甘肃的民主化日程表，并对建立全国的大联邦充满期待。

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炒的不可开交，不过我可没什么闲心陪他们玩这种把戏了，我只知道实力才是最重要的。由于没什么事，我早早的就到海城去休假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事到临头，我反而有一些紧张了，大概正是因为烦心，我才早早的离开了越来越嘈杂的沈阳城。由于孩子们都还没放假，因此一同随我回来的只有闲着无事的五夫人，以及只有三岁的小儿子。我企图在这严冬中勾画出国家统一和强大的最有效的路径。

在城市住久了才会发现乡村的好处，这里能够让人安静，当然也能够让人头脑变得更加清晰。在我的计划中，皖系和日本是连为一体的，得罪一个就会得罪另一个。由于这两者从南方同同盟直接的接壤，有着宽阔的防御正面，因此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我必须首先选择一个予以打击，然后再掉转枪口打击另一个。当然，把这两种打击分开来无疑是最优的选择。我思考再三，我决定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把日本列为最大的威胁。

根据先弱后强的原则，我计划首先打击皖系，一方面要通过打击使他在我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要适可而止，使得日本不会立即无力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按照我的估计，明年应该就是计划正式执行的一年了。过新年的时候，远在上海学铭仍然是老样子，听说他在上海滩越来越有名，不过他的名气是怎么来的我不想知道。他像往常一样，仍然能够坚持到除夕才回家过年，追女友到这程度，我野蛮佩服他的了。据他说，他现在正忙于体育社团事宜，虽然语焉不祥，但是只要他还有些事做，我也就不想管了。

我的二女儿十分的用功，她今年能够考进东北大学，颇令我高兴了不少，因此当她回来过年的时候，全家上下都把她当宝似的，只有学铭似乎无所谓。由于要上学，因此我名正言顺的推辞掉了她的婚事，自然对于这种事，张勋家族事无可奈何的，在我看来，这件婚事迟早要吹了。新年过后，我一边忙着整军备战，不断的下军队工厂视察，我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会亲自过问普通士兵和工厂工人的疾苦，经过我的精心策划，我的这些行动大大的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和军工厂上下的劳动积极性。

联邦党人的活动本身并不能造成中国的统一，和平统一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并可能自己实现，这是要有实力后盾的，必要时还必须狠狠的打击你的对手。联邦党人在我看来由两个使命，一个使命是动员民众，造成一种气势，另一个使命就是利用联邦党人为我行动寻找借口。但是，我能想到的，对手也想到，当火药味越来越浓时，你是掩盖不了的。我的空军的飞机经常的在黄河以北飞行侦察，徐树铮和日本人不可能不知道。

对于全国的局势，直皖双方虽然在政治观点上十分相似，但是在势力争夺上却有如水火。现在的南方政府能够直接影响的军队大概只有11个师，12万多人，但是据各方的观察，这些军队虽然士气高昂，但是在装备上和直皖军队相比却又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炮火的强度以及后勤的补给上。吴佩孚十分的自负，近两年来他一方面养精蓄锐，另一方面更是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教训，大力的装备火炮系统，并开始改组军队的编制，他发现了加强编制在大规模会战中的的好处，在此基础上，他将萧耀南的安**第一师改变为加强师，用于加强南线的防守力量。

吴佩孚明白一旦皖系被击倒，那么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面，下一个人就会是他。他的选择无非是两个，和皖系联合，但是他和最强大的同盟并不接壤，并且对同盟在军事上有诸多需求的他要执行这样的政策无疑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另一种方案，那就是选择中立，让同盟和皖系相斗，在关键时候决定自己的政治趋向，这不失为一个最低成本的做收渔人之利的办法，这是他研究同盟的长期以来的策略得出的结论。

联邦党人的总后台是民国党，而民国党和同盟基本上是个同义词，这一点没有谁不知道的。当我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贺词，表示中国面临的首要重大政治任务是完成国家的统一，并且极力鼓吹民主联邦方案的时候，敏感人士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长期窝居在中国北方的庞然大物的对外政策的巨大改变，当然对于这一点，有人欢呼，有人担忧，甚至有人极力反对。日本人表示，他们欢迎中国的统一，但是他们希望中国和平的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并不能损害日本的合理利益。

德国认为中国的统一欢呼，美国人表示欢迎，他们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和日本相抗衡并且防卫北方的俄国。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欢迎中国的统一，当然他们更喜欢吴佩孚，因此他们的政策充满了矛盾。我知道，英美欢迎中国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是他们并不欢迎中国在强大基础上的统一，因此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就必须让他们相信，中国的他们预期的统一对他们是有利的。那么，为了去的他们的信任，我宣称中国的统一有利于维护列强在“中国的秩序”，有利于维持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就不可避免了。

1926年的上半年在各方的吵闹以及我的焦急等待中度过，各方都明白一场新的洗牌就将来临。我对西方的所谓“维护俄西关系”宣传引起了俄国的疑虑，为此我只好派人专程往莫斯科解释。随着日军撤离俄国后，加藤内阁逐渐改善了日俄关系，日本的目的是化解可能存在的中俄同盟。事实上，日本人部分的达到了目的，中俄同盟本来就是一个防御性的同盟，她的团结程度是以日本的扩张性为基础的。因此随着日本所谓的友好外交，中俄同盟的团结程度也逐渐淡化，俄国人也不再在边界谈判中主动做出让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