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金国公主皇后

成吉思汗的金国公主皇后[转帖]

刘晓

成吉思汗一生所娶后妃甚多，其中有一位公主皇后，为金废帝卫绍王之女，系贞佑二年（1214）初由金宣宗所献。这位皇后在《元史》中没有专传，以后《元史》诸家重修之作，像邵远平《元史续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新元史》等，均为其补作了传记，其中屠、柯二人还参考了拉施特《史集》的相关记载，为诸家所作补传中最为全面之作。不过，笔者在翻检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对这位公主皇后，仍有一些可探讨的余地。为此，特撰此文，冀希能对诸家补传有所补正，并乞盼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

公主皇后为金帝卫绍王幼女，宫中称为小姐姐，这是诸家补传都已提到的，可公主皇后在卫绍王诸女中到底排行第几，诸家补传却没有交代清楚。其实，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金主珣厚赂忒没贞（即铁木真～引者注），以允济第四女小姐姐者妻之。”《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皇帝上》：“（天兴元年）四月八日，以天时向热，蒙古将还师，于是又讲和好，取太子金紫为质，而前此东海郡侯（即卫绍王～引者注）之女小四公主已立为皇后，欲索其一位骨肉以北，随予金帛无数而去。”以上两条材料表明，公主皇后准确地说应为卫绍王第四女。

公主皇后出嫁前后的细节，诸家补传也颇多可疑之处。像蒙古一方所派征婚使者，屠寄、柯绍忞二人均认为是阿剌浅。据《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贞佑二年三月“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来。……庚寅，奉卫绍王公主归于大元太祖皇帝，是为公主皇后。”是蒙古所派使者为“乙里只扎八”。杨志玖先生正确地指出，“乙里只”实际上为《蒙古秘史》中蒙古语“额勒赤”或“额勒臣”的对音，意为使臣。扎八才是使臣真正的名字，此人即《元史》中的札八儿火者，与阿剌浅并非一人。[1]此外，在叙述公主皇后与蒙古使臣会见的场面时，诸家补传大体一致，像魏源《元史新编》卷一五《后妃传》：“使者遂拜公主于阶下，并请公主北向其国遥拜，主不敢拒。”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九《后妃传》：“阿剌浅即拜公主于阶下，请公主北向蒙兀国遥拜，公主不敢拒。”柯绍忞《新元史》卷一〇四《后妃传》：“引见阿剌浅，即拜后于阶下，又请后北向拜，后不敢拒。”但笔者所接触的材料，大都称蒙古使臣令北拜者为金宣宗，而非公主皇后本人。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鞑靼款塞》在谈到蒙古征婚情况后，称：“又令珣（金宣宗名～引者注）向其国遥拜，珣不敢拒。”与之记载相同者还有《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宋史全文》卷三〇、《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等。诸家补传是另有所据，还是根据当时形势自己所作出的揣度，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由于出身金室帝胄，公主皇后在成吉思汗后妃中的地位颇高。波斯史家拉施特在谈到成吉思汗诸妻时，指出“作为长后与获得充分尊敬者”只有五人，其中公主皇后名列第四，其它四位皇后分别为大皇后孛儿帖旭真、二皇后忽兰、三皇后也速干、五皇后也速伦。对于“公主皇后”，他是这样介绍的：

四皇后公主哈敦（哈敦为皇后之意，公主哈敦即公主皇后～引者注），乞台君主阿勒坛汗（即金朝皇帝～引者注）之女。我们知道，她长得不美，但由于其父是伟大的君主，就使她获得身份，受人尊敬。她没有为成吉思汗生下子女。她一直活到阿里－不哥时才死去。[2]

不过，在《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所列四大斡耳朵及各斡耳朵所属皇后中，并没有公主皇后的名字，与其出嫁背景相似的西夏公主察合，则名列第三斡耳朵，名“察儿皇后”。[3]对此，柯绍忞是这样解释的：“太祖于四斡耳朵之外，又为后建斡耳朵于斡儿洹水西。”[4]屠寄则认为公主皇后应主第四斡耳朵，指出：

《成文录》称汉公主与夏公主各分庭帐，据此，知察合既守第三斡耳朵，岐国公主当守第四斡耳朵。然按之史表，也速皇后列第三斡耳朵第一位，也速干皇后列第四斡耳朵第一位，而无公主皇后，盖旧史失载。辣施特书则谓成吉思汗正妻五人，三曰也速凯特，四曰公主哈敦，五曰也速仑。多桑书则三曰也速干皇后，四曰也遂皇后，五曰古楚皇后，即公主可敦。然成吉思止有四个斡耳朵，每个正位只有一人，共四人，不得有五。盖也遂、也速干姊妹以长幼为次，同居一帐，而公主可敦则居第四斡耳朵第一位，与辣施特书符合。但辣施特分也速凯特、也速仑为二帐误，与史表及多桑书同，殊不知也速凯特已以正位让其姊也速仑矣。[5]

成吉思汗只有四大斡耳朵，《元史》言之确凿，且此制度为以后蒙古诸大汗所继承，不容置疑。柯绍忞认为成吉思汗又为公主皇后单独建立一斡耳朵，无事实根据，属牵强附会之论。相反，屠寄称也速凯特（即也速干）让位与也速仑（也遂）之事，却可以在《蒙古秘史》第155节找到相应记载。由此看来，屠寄的说法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按蒙古习俗，斡耳朵即使在大汗及掌管斡耳朵的后妃去世后，依然继续保存，“居则有曰斡耳朵之分，没复有继承守宫之法”，“列圣宾天，其帐不旷，以后妃当次者世守之”。[6]公主皇后所在的斡耳朵当然也不例外。《元史》卷**《百官志五》在介绍“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的沿革时，有这样一段话：

至元九年，拨隶安西王位下。皇庆元年，又属公主皇后位下。延佑元年，改隶章庆司。天历二年，又改隶储政院。[7]

文中出现的“公主皇后”，显然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主人公，到皇庆元年（1312），公主皇后虽已去世约半个世纪，但她生前掌管的斡耳朵却依然保留下来，此即文中所谓的“位下”，只是当时的主管后妃是哪一位，我们已不是很清楚了。无独有偶，有的记载显示，十年后的英宗在位期间，武宗皇后伯忽笃，又曾受命主“太祖皇后完颜氏斡耳朵”，[8]这位太祖皇后完颜氏，无疑指的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公主皇后。

三

全真教为金朝中叶在华北地区兴起的新道教，自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后，开始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但公主皇后与全真教的关系，以前学者却较少留意。其实，从现存道教石刻资料中，我们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以下是摘录自《道家金石略》中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两道懿旨。

皇帝福荫里，公主皇后懿旨

道与卫州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匠人官员每者：据汲县城隍庙北极观、刘村岱岳观、山彪村长春观，俱系燕京大长春宫掌教真常李真人的宫观。那底俺每不是功德主那是么？教大众在意住持，与皇帝、皇后、太子、诸王、诸子告天念经祈福祝寿万安者。应系有底宫观地土、园果、房屋、孳畜，不得教人强行夺□□过往一应使臣、往来军马并诸色人等，不得观中安下搔扰。如有违犯之人，照依先□□皇帝圣旨治罪施行者。

右付卫州汲县北极观常住收执。准此。

乙巳年五月初十日，图剌里写来。[9]

天底气力，大福荫护助里，公主皇后懿旨：

据代州神岗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宗主宁神子张志谨，系早遇真师，参承正法，广修善行，德业清高之士，可赐广玄真人名号。所立宫观具系长春宫掌教李真人所管底下院去处，仰随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应据大小官员每，照依已先皇帝圣旨里丘神仙门人应有底宫观院舍，大小差发都休教著者。有底田产、园林、果树、水旱碾磨、头疋，诸人不得扯拽铺头口，其余宫观下院等处一体行香者。仰随处官司就便添气力者，教这宫观里道众安稳住坐，念经告天，与皇帝、皇后、妃子、太子、诸王祈福祝延圣寿万安者。

懿旨付灵都宫收执，准此。

庚戌年五月初六日发行。[10]

两道懿旨都发布在蒙古大汗空缺期间，前一道发布时间乙巳年，为乃马真后四年，即公元1245年；后一道发布时间庚戌年，为海迷失后二年，即公元1250年。此外，前一道懿旨提到的书写地“图剌里”，或许与蒙古发祥地之土兀剌河（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之土拉河）有关，《蒙古秘史》中的“土兀剌”，在《元史》中又称“秃剌”、“秃忽剌”，[11]公主皇后所在的斡耳朵应该就在这一带。这里距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也不远，丘处机一行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时，曾路过此地，并在行程录中有过详细记载。

公主皇后参与对全真教的保护，除了同当时蒙古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有关外，还与母女二人同全真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师徒在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路途中，与公主皇后母女都有过接触。辛巳年（1221）六月二十八日，“汉、夏公主皆送寒具等。”此处的汉公主即为公主皇后，而夏公主则为西夏襄宗安全之女。七月二十五日，“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曰：‘昔日稔闻师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此处之钦圣夫人袁氏，即为公主皇后生母。[12]钦圣夫人为金朝内命妇封号，叙正五品。由于这一制度系宣宗贞佑后所创，[13]袁氏的这一封号应当是在丈夫被废，公主皇后被确定出嫁后才得到的。丘处机的弟子与继承人尹志平与母女二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其传世诗文集《葆光集》中，有一首写给袁氏的《临江仙》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袁氏坎坷遭遇的同情

十载饱谙沙漠景，一朝复到都门。如今一想一伤魂，休看苏武传，莫说汉昭君。

过去未来都拨置，真师幸遇长春。知君道念日添新，皇天宁负德，后土岂亏人。[14]

原词有序云：“袁夫人住沙漠十年，后出家回都，作词以赠之。”如从贞佑二年（1214）袁氏随公主皇后北上算起，十年后当为太宗六年（1224）。大概在此年前后，袁氏从漠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燕京，并拜丘处机为师，成为全真女冠。公主皇后对尹志平也非常尊重，尹志平晚年南巡期间，癸卯年（1243）“秋八月，蒙公主皇后懿旨，遣中贵请师还五华山，夤奉香火，预作寿宫，以岭云‘怡老’。”[15]我们在研究全真教在蒙元时期的发展时，似应注意公主皇后母女与全真教的这段渊源。

[1]《〈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原载《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二期（1948年5月），后收入作者《元史三论》第163～17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元代回族史稿》第370～37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按，蒙古语使臣的音译，《华夷译语·人物门》作“额勒臣”，《鞑靼译语·人物门》作“额里陈”，《登坛必究》所载《译语》作“额儿臣”，见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89～9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察合名见《蒙古秘史》第249节，为西夏襄宗安全之女。

[4]《新元史》卷一〇四《后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元史二种》本。

[5]《蒙兀儿史记》卷一九《后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元史二种》本。

[6]《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序》，中华书局点校本；《至正集》卷四六《勅赐崇源寺碑》，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7]《元史》卷**《百官志五》另有“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民匠怯怜口总管府”，“掌太祖四皇后位下四季行营并岁赐造作之事”，下辖机构三处，分别为“管领大都上都打捕鹰房纳米面提举司”、“管领大都涿州织染提举司”、“管领河间路清州人匠提举司”，设置时间为延佑五年（1318）。这反映的当是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拨隶章庆司以后，公主皇后位下机构的设置情况。

[8]《至正集》卷四六《勅赐崇源寺碑》。

[9]《道家金石略》第48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文字系笔者依原文语意所补。《全元文》第一册亦收录此文，但误将其列入乃马真后名下。

[10]《道家金石略》第508页。

[1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至治三年）八月二日，晋王猎于秃剌之地。”卷三一《明宗纪》：“（天历二年五月）乙亥，次秃忽剌。……己卯，次秃忽剌河东。”

[12]《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本。

[13]《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14]《葆光集》卷中，正统道藏本。

[15]《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道家金石略》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