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精英人物“英雄榜”(转)

中国改革开放精英人物“英雄榜”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国家与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该给这些年来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精英人物“请功树碑立传|”了。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能上“中国改革开放精英人物英雄榜”的人，大都是在“文革”前被冠以“右派”帽子，在“文革”中受到所谓的“冲击、打倒、批判”，当时满地下跪求爷爷告奶奶请求人民请求红卫兵“大爷”原谅，并痛哭涕零决心痛改前非的软骨知识分子（因为硬骨的知识分子真的汇入人民之中“永不翻案”了）。此外还有少数改革开放以来在“老右”的卵翼下成长起来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生派。

华国锋1976年发动的“宫廷政变”，使“文革派”即左派在中国政坛被全面清洗，同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彻底否定”。这些人称为“老右”精英人物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时来运转咸鱼翻生，与邓同属一类的他们，因势成为邓小平施政的组织基础，因势成为“改革开放”的智囊团，从而执掌中国“改革开放”的解释权、话语权、舆论控制权、政策制订权的牛耳。

于是，他们食言而肥全部否定了自己在“文革”中要同出身、家庭、剥削阶级决裂“永不翻案”的誓言诺言，秉承了其所在资产阶级的一切本质，中国开始进行了一场他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开始以“放权让利”的名义，对上摆脱中央的约束，对下摆脱人民监督，使自已能为所欲为。接着又通过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最大限度地为个人、集团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他们逐惭成为能在中国大地君临天下为所欲为一言九鼎上敢藐视中央下敢小窥人民的强势集团。

于是他们踌躇满志，宣称中国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从而得意忘形，不知所以。

我们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不凡的“成果”，这些精英人物真是“功不可没”，人们应该将他们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把他们的“芳名”记载下来，以示“褒扬”，以求“存世”。

但现在放眼中国，本应作这件“善事”的广大劳动人民日夜为生存奔波劳碌，改革开放的精英人物也日夜看着自已的一大堆财富和听着人民怒骂在为自已的前途忧虑发愁，他们都没有时间与心思来做这事。所以我本着“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精神，不自量力，抛砖引玉，对他们亦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出“巨大贡献”的精英人物“英雄榜”如下，供人们“瞻仰”，供人们“祭拜”。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平（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原七届全国人**律委员会副主）

——皇甫平（真名周瑞金）（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高尚全（中国体改委主任）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冀志罡（中国财经评论家）

——薛兆丰（青年学者经济专栏作家）

——刘吉（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刘剑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面对这个“改革开放精英人物英雄榜”，请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特别劳动人民注意了。

如果你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生存环境确实变好了，幸福感真是增加了，子孙真的兴旺了，请你们要知恩图报好好感谢这些“英雄人物”。在感激之余还要象你们崇拜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一样，也把他们的像画一张供奉于你们家的堂前，以示感谢。

同时，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家里的孩子因国家废除了免费教育因贫穷失学了，如果你的家人因没有公费医疗而没钱看病病倒或病死家中了，如果你家因失去福利分房因房价飞涨而望房兴风雨飘摇了，如果你因善良因弱势被恶霸恶警恶官侮辱欺凌了，如果你的居住地因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没干净水喝没树遮荫没有好空气了，如果这段时间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是全世界唯一个丧失了罢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权了。也请你们记住这类精英英雄人物，这也是他们的功劳，找他们算帐去。因为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们或他们引领的资本主义做的，因为这些问题早在三十年前你家就就决了。

面对这个“改革开放精英人物英雄榜”，也请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记住了。

如果在这三十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空前强大了”，中华民族确实“伟大复兴了”，中国的国土面积确实拓阔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中国人民确实是幸福了，中国人民的尊严确实得到全世界尊重了，中国人民确实是更加扬眉吐气更加豪迈了，也请你在你的历史功劳薄上为这类精英英雄英物记下重重的一笔，让他们“万古流芳”。

如果这些年来，中国贪官污吏向海外转移资金卷款外逃钱的总数，如果外国资本在中国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总数，如果外国势力在中国掠夺的自然资价值的总数，其中任何一项的总数都超过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所有因对外战争失败的赔款总数。如果你的大使馆被炸了，如果你的军机被撞掉了，如果你的国土钩鱼岛上日本人已树起灯塔了，如果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帮助对手——美国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陷入铁桶般四面包围中的国家。如果中国绝大部分官僚买办集团汉奸卖国集团及其家属的身份都已移民海外而人尚在国内横行霸道巧取豪夺，也请你的历史给他们浓浓地记上一笔。因为你受到的这些侮辱与不幸都是这类精英人物洋奴买办卖国造成的。因为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的，因为这些债务的债权人是中国民族的，中国人民到时候要照单追讨算帐的。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据说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前国家主席**临死前说的。

是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只进行了十年而而已结束了三十年“文革”的历史离我们惭惭远了，但其思想与实践对现实的影响与日俱增。历史又作了一个轮回，以2006年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历史转折作为标志，这些精英人物主导的改革开放也可以归入历史的范畴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个“历史”，一个“人民”，概括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部发展内涵。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这段时间历史都是以上所列的中国改革开放精英人物英雄榜上那类人主演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演绎得的怎样？“人民”生活得怎样？人民你就大胆地写吧，历史你就实实在在地记吧，记住这些精英英雄人物，记住这段时期人民的苦难，记住中华民族的屈辱。因为明天要在今天的基础上起步，未在在总结历史中前进。

中国改革开放的精英人物英雄人物，你们在中国折腾近三十了，历史与人民要给你们下结论了，你们听着好了。

（备注：对于以上这些“英雄榜”的风云人物，我跟很多人一样，在现实中一个都不认识，只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活动与功绩频繁地出现在各个大众媒体，时时刻刻轰击着人们的视听，让人们了解了他们，记住了他们。这些人大部分已上榜网上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家奇谈怪论》，还有一些人是我凭个人的理解与感觉定的。因本人孤陋寡闻可能评得不准，也可能挂一漏万，遗失了真正的英雄，所以拜托热心的读者如果读完以后，觉得有失公允或遗漏，敬请danjuwhy@163.或回贴与本人联系，让我及时更正，以求公平。同时注意，由于这些英雄人物在这个社会能呼风唤雨，其职位与身份是常变的，所以以上所标的职位不是“最新更新”。）

保护富人的精英＇十人团＂语言录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基尼系数显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改革要利用**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五至十年内不会逆转。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个人收入拉开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薛兆丰青年学者经济专栏作家：

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冀志罡中国财经评论家：

贫富差距的存在，印证着人与人的不同，也彰显着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价值。如果剥夺富人、接济穷人，会让能干的人失去投资创业的激情，也会让无能的人丧失自我提高的动力。

“主流精英”与黑社会

说“主流精英”们跟哪个黑社会老大拜了把子、交了“投命状”入了伙、坐上了第几把交椅之类也许有些冤枉。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流精英”跟黑社会毫无关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并不能证明“主流精英”就不会充当黑社会的帮手、打手、狗头军师、合伙人、起着黑社会组织正式成员起不到的作用的“不结盟”的“编外盟友”。

总结“主流精英”几十年来的一切可以发现三大规律：第一，他们从来不提“管制黑社会经济犯罪”。第二，他们从来不提“打击黑社会”。第三，他们总是以“改革”的名义最大限度地满足黑社会势力最关键的需要。

什么是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暴力为后盾、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包括经济犯罪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既然是犯罪，既然是以暴力为后盾，那就是说，无理可讲，无“民主”可言。换句话说，黑社会只怕**，除此一切都不在乎。对于黑社会，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法律”、“秩序”、“道德”、“良心”、“宽容”、“感化”、“谴责”、“呼吁”等等等等全如同放屁，一文不值。作为黑社会，最希望的就是国家政权对黑社会的犯罪活动不干涉、不限制、不打击；至少跟黑社会势力只玩文的，不动真的，比如玩法律条文、打笔墨官司，等等。最理想的则是国家各级官员跟和黑社会势力同穿一条裤子，权为黑社会所用，政府为黑社会保驾护航，白道通黑道，黑道即白道，官就是匪，匪就是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虽然未必会当真亲密得“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但至少能达到“一丘之貉”、“狼狈为奸”的“境界”。

中国历史上黑社会势力从来就没间断过。从打家劫舍、卖人肉包子到走私、贩毒、拐卖人口、卖淫、聚赌等等，既包括刑事犯罪，也包括经济犯罪。一旦政权不稳、丧失了有效制约黑社会的能力，则必定天下大乱、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老百姓“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如此。前苏联解体后黑社会势力横行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例。

历史上黑社会势力从来都跟政治势力难解难分。警匪勾结，官匪勾结、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地方官员与黑社会结成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等行为从来司空见惯。袁世凯也好，蒋介石也好，其他近代政客军阀也好，无不跟黑社会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联解体后黑社会“群雄并起”，跟形形色色的政客的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

无论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的生活现实还是前苏联解体后的历史现实都证明，黑社会势力就如同杂草和细菌，只要不严厉打击就立刻疯长。任何时期，尤其是社会变动时期和社会转型时期都存在着警匪勾结，官匪勾结、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地方官员与黑社会结成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疯狂犯罪的严重局面。

只要不积极铲除杂草，那就是在纵容杂草疯长，吃掉禾苗。只要不积极抑制细菌，那就是在纵容细菌疯狂繁殖为害。（动植物一死为什么很快腐烂？因为**才有抵抗力，才能抑制细菌繁殖。一旦肌体死亡便失掉了这种抵抗力。细菌没有了制约，立刻便以惊人的速度疯狂繁殖，从而导致肌体的腐烂。可见只要不积极抵御细菌，就是在助长细菌繁殖为害了。）同样，只要不严厉有效打击黑社会，那就是在纵容黑社会势力疯狂扩张荼毒社会。

“主流精英”们搞“改革”从来不提黑社会，从不提必须防范黑社会势力借口“改革”扩张，从来只主张“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从来不澄清所要“戒除”的“政府管制”决不包括对黑社会、黑社会经济和一切经济犯罪的管制，更不用说主张坚决打击黑社会和黑社会操纵的经济犯罪活动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一再亲自出马公然直接为黑社会效劳。君不见“法律精英”们集体行动，为判了死刑的沈阳黑社会头目鸣冤叫屈，大声疾呼捍卫其“人权”？君不见《物权法》起草组组长江平公然宣布：“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要保护”？他们可曾如此积极关心保护过饱受黑社会势力蹂躏的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可曾象为沈阳黑社会头目呼吁人权那样呼吁保护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受害的奴隶们的人权？可曾象为黑社会头目服务那样以同样的满腔热忱为广东因讨薪而被殴打致伤致死的重庆民工伸张正义？可曾为此大喊大叫问责一切有关部门的官员？——对黑社会如此关怀备至，对普通老百姓如此冷酷无情，你说这些“主流精英”们跟谁是一伙的？

“主流精英”们从来叫嚷“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从不主张“象戒毒一样戒除黑社会势力横行”。不信看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律精英”，有谁象诅咒**和公有制那样诅咒过黑社会？有谁发表过哪怕一篇“学术论文”讨论“改革开放”要警惕黑社会势力乘机猖獗的问题？有谁哪怕研究过黑社会势力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威胁、研究过黑社会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恰恰相反，他们实际在“戒除政府管制”的名义下戒除一切对黑社会势力的束缚，把黑社会的犯罪说成是“不规范”，要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赦免原罪”，让黑社会势力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大发展。换句话说，以“改革”的名义为黑社会势力的发展扩张扫除一切障碍。——这难道不比直接开山堂入伙加入黑社会更厉害？

不管如何辩解，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就是：黑社会的势力和影响跟“主流精英”的势力与影响一直同步：“主流精英”不得势的时候，如**时代，黑社会势力也不得势。“主流精英”一来劲，黑社会势力马上就来劲了。“主流精英”越得势，黑社会势力也越得势。“主流精英”左右一切的时候，也就是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的时候。

中国历史几千年，只有**时代才绝不容忍黑社会，才全力扫荡黑社会势力，才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两年便将大陆的黑社会势力一扫而空，才让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头一回习惯了没有黑社会势力的日子。

然而，中国的老百姓们现在却不得不改变**时代独有的、在不受黑社会势力的威胁恐惧中过日子的习惯，重新养成在黑社会势力的阴影下生活的一切必要的自我保护的习惯和规则：现在城市中谁家敢不装防盗门窗？哪里敢不雇佣保安？（不是说改革要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人工吗？）谁不是生活在如同监狱、碉堡一样的家里的“自我囚禁”的“现代囚徒”？谁不是整天教育孩子和家人、彼此之间也没完没了地互相提醒：防偷、防盗、防抢、防骗、防绑票、防劫持、防讹诈、学会鉴别假钞票、假文件、假冒伪劣商品？社会风上“见义勇为”的越来越多，还是“见死不救”的越来越多？人与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坦诚相待”，还是越来越“尔虞我诈”？

总之，中国老百姓现在不得不重新“捡回”**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已被遗忘的一切，重新“恢复”、重新“习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常态”日子——忍受黑社会势力猖獗的日子。这一切，从**时代的“不存在”到如今的“泛滥成灾、司空见惯”不过几十年。

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证明中国黑社会势力现在已经猖狂到何等无法无天的地步：“被解救回来的赵海洋，是在清晨6点多在大街上被人贩子以帮助搬箱子为名，直接塞进面包车的。”——光天化日之下闹市中心大厅广众之间就敢公然绑架劫持普通老百姓为奴，更不用说在大街上公然强买强卖抢劫行凶、而旁观者无人敢过问了——这一切在**时代是可以想象的吗？

在越来越流行炫耀人脉的中国社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现在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公然以与黑社会有“关系”为“荣”，这说明了什么？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主流精英”们的“自由化”、“政府缩权”、“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把经营走私、贩毒、卖淫、聚赌、奴役、敲诈勒索、强买强卖、掠夺田产等经济犯罪的黑社会势力说成“民营企业家”，把他们的犯罪行为说成是“不规范”，把黑社会势力勾结官府、行贿受贿、狼狈为奸的犯罪行为说成是“政治体制造成的**”，借口反**、“政府缩权”、“宽容不规范”、“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取消对黑社会势力管制打击，在“健全法制”、“保护人权”的借口下把法律变成只保护黑社会、不保护老百姓的黑社会专用工具，在“公权民营化”的借口下把政府职能转让给黑社会，让老百姓生活在“政府不管黑社会管”的丛林世界中……

（前苏联解体后不分青红皂白“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把政府对黑社会势力的管制也“戒除”了，结果去掉了“政府管制”，换来了“黑社会统治”，要享受“民主”，先得“享受”黑社会的**——这样的日子很好过吗？如果欣赏，那就没有理由为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大惊小怪。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被黑社会绑票当了黑砖窑的奴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求仁得仁，求义得义，求“民主”得“民主”——既然认为只要“民主”，宁可黑社会猖獗，那轮到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被黑社会绑票当奴工也是活该。换句话说，黑社会今后如果还要绑票抓奴工，应该尽量绑这种“殉道者”，因为人家心甘情愿。）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但在“法律上”，中国人组织、加入黑社会组织却不算重罪——因为中国的“法律精英”根本不承认中国有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承认大陆之外有“黑社会组织”，不承认大陆有“黑社会组织”，虽然又羞羞答答承认大陆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意思就是还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两者的犯罪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不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既然不够格当“黑社会组织”，判刑自然要比“黑社会组织”来得轻。因此，大陆的黑社会组织就被当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团伙差不多。更要害的是：既然根本不承认大陆存在黑社会组织，那当然谈不上管制黑社会组织的经济犯罪，更谈不上打击黑社会组织。中国的“法律精英”不但不承认黑社会组织，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故意弄得含糊不清。明明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的固定的犯罪集团，，却因为不完全符合什么“组织能力”、“经济实力”、“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之类“标准”，连“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罪名也定不成。（虽然这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连装甲车都装备上了。）即使是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刑法》也既不规定财产刑，又不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判刑归判刑，财产归财产：“抢来的财产也要保护”——“法律精英”们就用这样的文字游戏为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提供了一切最要害的法律保护。

面对有权有势有组织有后台的黑社会势力，失掉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的有效保护，赤手空拳、人单力薄、分散孤立的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只能任人宰割。而“主流精英”对此毫不在乎，反而一再宣布这是“改革成果”，因为去除了“政府管制”。至于黑社会猖獗、匪盗横行、抢劫绑票、劫人为奴等等等等，他们不但不管，而且还要纳入“先进生产力”、“新社会阶层”的范畴，一并算成“改革成就”。（“主流精英”们说不出口而却一直在做、“能做不能说”的“心里话”是：安全是奢侈品，只有有钱的“新社会阶层”才有资格享受。没有钱、请不起保镖的穷人没有资格享受安全。这叫“拉开消费差距”——难怪“主流精英”们只主张治安机构专门保护有钱人，对有钱人养保镖雇打手、实际开启了拥有私人武装的大门这一畸形反常的社会现状从不发难。）

拒绝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拒绝承认黑社会势力利用“改革”的名义疯狂犯罪的现实、拒绝承认打击黑社会犯罪绝不能没有必要的“政府管制”、不分青红皂白宣称“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把黑社会腐蚀拉拢政府官员、渗透政权机构、变政府权力为黑社会全力等犯罪行为说成“改革开放”“不规范”——“主流精英”就是这样道貌岸然地为中国黑社会势力帮忙效劳。他们起着黑社会正式成员们起不到的作用，不折不扣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和同谋犯。

但是，纵容、包庇、保护黑社会仅仅是“主流精英”的“部分功劳”。他们更大的“贡献”是成批制造新的黑社会，让不犯罪的变成犯罪的，让不是黑社会的变成黑社会。

“主流精英”号称“自由派”，绝对主张“无为而治”：“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成立政府纯粹是人们吃饱了撑的（——当然如果碰上老百姓“恶意讨薪”，那政府就必须出面干涉了。也就是说，“主流精英”给政府安排的差事是镇压“刁民”，而不是管制资本。）

按照“主流精英”的“理论”，资本天生就是好东西，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坏就坏在有人没事找事闹“仇富”，设置了重重障碍，妨碍了资本做好事，闹得天下不太平，社会不和谐。要世界大同，就必须把资本当神仙供起来，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谁敢碍事，就“象戒毒一样”戒除之，为资本横行扫清一切障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主流精英”的“理论”看起来似乎很美妙，可惜有一个地方绕不过去：既然如此，为什么孙中山要主张“节制资本”？

凡含有高能的东西无不具有两重性：既可造福，亦可为害，关键在于如何应用，在于外界条件，在于是否存在必要的制约。洪水在受到堤坝的制约的条件下可以用于发电灌溉，而一旦失掉了这种制约就会泛滥成灾。电能在受到绝缘材料的制约的条件下可以被安全传输到需要的地方为人服务，而一旦失掉了这种制约就会漏电伤人。汽油、煤气、天然气在受到安全管道、容器的制约的条件下可以被安全存储输、送到需要的地方驱动各种机器为人所用，而一旦失掉了这种制约就会泄露、失火、爆炸。可控核反应可以和平利用造福人类，而不可控的核反应就是核爆炸，足以毁灭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的事物如此，社会科学领域的事物亦如此。资本同样含有“高能”，同样既可造福，亦可为害，关键在于如何应用，是否有制约，以及如何制约。资本如同汽油、水、火、电、核能等高能物质一样，只有在受到严格的控制引导的条件下才可造福，而一旦失控则必为害。总之驭则生利，纵必为害。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了让水向高处流动，就必须将其封在密闭管道中施加压力。一旦压力不足，管道泄露，水一定按“水往低处流”的自发规律办事，决不会自动往高处去。同样，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绝对的，就向水自发流往低处一样。要使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必须象逼水上山一样，通过必要的强制性制约把资本约束在必要的管道中，再施加必要的压力，才能迫使资本按人的希望运作。总之资本如水，有制约才可能守规矩，无制约则必无孔不入无恶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从当年的非洲黑奴到如今的山西黑砖窑奴工本质都一样：只要有利可图，只要没有制约，马上就会发生这种事。也就是说，无制约的资本必然导致自发地追逐血腥利润，必然导致罪恶。

“主流精英”们从不主张“节制资本”，尤其不主张节制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国际接轨”、“全球化”、“市场换技术”，把中国经济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国际垄断资本掌握着核心技术和流通关键，把持着金融、标准、游戏规则等要害制高点，在竞争中占尽优势。而留给中国的路，就只剩下了压榨百姓（低价）、压榨环境（高污染）和压榨地球（高资源消耗）。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繁荣而不昌盛，经济规模虽然很大，实际好处基本全被别人拿去了，用摩根．斯坦利的报告的话说，“全球化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这可怜的“一点面包屑”的大部分又被“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主流精英”拿去了，剩下留给普通老百姓和“弱势群体”的还能有什么？当然只剩下了“血汗工厂”。当剩下的残汤剩饭连维持“血汗工厂”的水平都不够的时候，要保持资本获取利润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了无偿劳作的奴隶工厂——只要对资本没有强制性的制约，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必然走到这一步。也就是说，只要取消“节制资本”，无条件地“全球化”、“国际接轨”、“市场换技术”，就必然导致奴隶工厂——“血汗工厂”只是“奴隶工厂”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必然有第二步、第三步……最后恢复奴隶制只是迟早的事：山西黑砖窑是奴隶制，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围殴讨薪民工事件200民工1死10伤同样属于奴隶制：白干活不给钱，除了奴隶制谁做得到？

要维持奴隶制，就绝对离不开暴力，离不开黑社会：谁能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当奴隶？靠欺骗能糊弄多久？老百姓很快就能发现是怎么回事。这时无论是花言巧语也好，“不争论”也好，都再也休想让人继续上当受骗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黑社会、使用**裸的**奴隶们的反抗——全国各地利用黑社会使用暴力殴打镇压讨薪民工的事例还少吗？

一方面取消“节制资本”，一方面无条件地“全球化”、“国际接轨”、“市场换技术”，让国内外资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追逐利润——这一切的必然后果只能是黑社会。“主流精英”们就是这样不但包庇纵容现成的黑社会，而且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让国内外资本在中国制造出更多的黑社会，借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老百姓的血汗。所以说中国的“主流精英”跟黑社会不但是一伙的，而且比黑社会更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