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波洛公园区的犹太人生活

波洛公园区的形状像个界限不清和总是在变化着的变形虫。就像布鲁克林的其他飞地，如弗拉特布什（Flatbush）、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及贝德富德-斯图文森（BedfordStuyvesant）等。波络公园不是市政当局划定的行政区，而是一个街坊四邻约定俗成，中心方圆约一平方英里的街区。在这块地方有近十万犹太人，大部分是正教信徒。他们在这片弹丸之地休养生息。在这个地段的边缘，从地理和政治意义上讲，居住着几千户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后裔人家庭。

波洛公园区住的是混杂的东欧犹太人，反映出从19世纪末开始延续至今的移民浪潮。波洛公园区与美国其他犹太人居住区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住着犹太人。它不像曼哈顿下东区在犹太裔人聚居之前住的是爱尔兰裔人，而现在主要是波多黎各人。20世纪初，在波洛公园农田上建造的一幢幢带小院子的房舍的最早居民是犹太人，他们是为逃避曼哈顿中区拥挤堵塞的居住条件而搬迁到布鲁克林来的。

我的曾祖父一家是1883年从波兰的皮尔泽地区移民来美的，他们是第一批从曼哈顿搬迁到布鲁克林去的犹太人。20世纪最初10年中，他们搬到那种一座紧挨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的房子里，门前有高高的台阶（这种高台子促成了台阶球8这种独一无二的都市运动项目）。

我曾祖父是当地人人皆知的泽卡利拉比，他创建了布鲁克林众多家庭东正犹太小教堂中的一个。我祖父路易是唱诗班的领唱，他的七个儿子、甥侄及表兄弟们则组成了唱诗班。今天人们仍然把它叫做泽卡利拉比小教堂，它已经成为这个东正教社团的聚会场合、社交中心和慈善机构。

在20世纪30年代末，该教堂决定请一位专职拉比主持教务，于是从欧洲聘请了一位，但教友们对他不满意。两个星期后这位新请来的拉比就被辞退了，付了一小笔钱，打发他开路。又从欧洲请来另一位拉比，可这一位几星期后也毫不客气地被打发走了。这个选择一直不停地延续下去，直到几十个拉比都穿过教堂回转门或参加了每月拉比俱乐部。这个居民区的人都明白这些字谜在说什么这是一场小小的援救活动，目的在于拯救欧洲正在受到纳粹主义威胁的犹太教士们。近10年来，一直借口这个小小的教会需要进口一位拉比的办法来对付严格的移民法规。

当这座小教堂刚建立时，当地很难找到专职的拉比或唱诗班领唱人。我曾祖父和祖父每天都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干活挣钱。泽卡利拉比像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在一家血汗工厂干活。他干活的工厂是做皮夹子的，位于华盛顿广场东面一座房子里，就是那家运气不佳的三角女衫厂的原址。1911年的一个星期六，大火吞噬了这家工厂，烧死了145个工人。泽卡利拉比那天正好在家没上班，那天是犹太教安息日。他从这个事件中得到两个教训：他发誓他的子女们再也不能去工厂当工人，再也不会在安息日去工作。

泽卡利的儿子路易8岁时开始在街头巷角卖火柴，后来以印刷和做盒子维持生计。他在20世纪初和波兰基希柯夫来的移民伊达邂逅，不久结了婚，1909年生了我父亲哈利。最近我们全家庆祝了父亲的70大寿。我的叔叔们酒宴之中谈了不少他的往事，每人都记得他勇武好斗如何跟4个爱尔兰恶棍干了一场；如何一拳打断了那个横行邻里的恶霸的鼻子；如何上树追拿一个欺负他小弟弟的孩子。听着这些举止恭让温良的父辈们追忆早年的荣光真是妙不可言。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拉比、律师、教师、商人，那时最棒的一个总是当头儿，而我父亲事事拔尖冒顶。

在公立中学读了几年书，父亲在曼哈顿下东区找了个推销员的工作。后来，他和一个合伙人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小的男装工作服商店，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做批发，星期天干零售。

我母亲的父亲是随着1907年第二次波兰向美国移民的浪潮来到美国的。他不想应召加入波兰军队，就逃离那个叫普利兹姆耶瑟尔的小城，一个犹太经院和哈西德教派的中心，把三个兄弟和一大群亲戚弃之不顾。35年后，这个家族除了一个兄弟外，所有的兄弟都和17,000名当地居民一起被纳粹占领军杀害，尽管犹太抵抗战士进行了殊死血战。那个幸存的兄弟在纳粹军队逼近时逃离，朝西伯利亚逃去，后来去了以色列。

我外祖父最初住在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那儿有他的一个亲戚。他只能找到一个屠夫工作，宰杀犹太教食品中认为洁净可食的动物。他不忍心用刀子逼近牲畜的喉咙，正像他不能枪击无辜的人一样，于是便回到下曼哈顿，在那儿摆小摊来养活留在波兰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家人和他团聚时，已有两个婴儿死于白喉；我母亲这时出生了，全家那阵子在曼哈顿下东区租了一个小公寓，后来挣了些钱，就跨过东河搬到布鲁克林区去。

我母亲学习成绩极好，1929年夏，刚16岁就高中毕业了。她上了纽约市立学院，但因家庭无力支撑，只得中途辍学，找工作补贴家用，那时正值大萧条时期，饥寒交迫。她再也未能重返学校，一直在店里做记账工作。

我父母亲在1937年结婚，两年后生了我。1942年我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波洛公园靠近第十六大道的四十八街一所小房子里去，这房子原来是供一家人住的，但已经改成三家合用的出租公寓了。我母亲的兄弟一家搬到楼上，我父亲的堂兄和新娘子搬进地下室。

随着岁月的消逝，我们不断长大，那时波洛公园区居住条件十分拥挤，鸡犬相闻，街上闹哄哄地充满生机：到处是练拳击的吊袋，小孩玩的棍球、弹子游戏把街道和行车道堵塞得不能行走（我们把这些叫做地摊）。那时候只有极少数居民有汽车，一辆出租车出现，就意味着有什么紧急事件，或有什么重要人物降临。

在布鲁克林我们住的这一端长着不少树，可是我们不喜欢这些树，因为它们挡了我们甩球的通路。阴沟是我们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阴沟带走的东西，而是因为阴沟盖可以作为打棍球的基地，作为我们男子汉气概的丈量工具我从不曾将球击出过一个半阴沟盖那么远的距离，这成绩在我们自立的标准中算是中不溜儿的水平。

虽说那时布鲁克林居民讲起话来口音已经改了不少，可我们还是乡音不改，我们把布鲁克林口音称作国王英语，因为布鲁克林位于金斯县9，邻近的王后英语稍微好一点儿；10但布鲁克林区的英语甚至连我们也听不懂。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耶鲁大学上一年级时，我回答问题时的口音引得有些学生公开耻笑。几天后，这些学生遇上了亚伯拉罕戈德斯泰因教授上课，他是从纽约市立学院来的，也算是沾点布鲁克林缘分。与他的口音比起来，我的口音简直是美国中西部般的明快。大概是出于对布鲁克林陈规俗套的反应，我们的父母，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在美国出生感到自豪，不想与那些新移民搅在一起的人，不遗余力苦心孤诣地纠正我们的发音。直到现在，每次我母亲去法院旁听开庭，就像她经常去听我或我弟弟为某个案子辩护那样，她总是无一遗漏地把我发言中无意间蹦出来，或在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法官面前有意摆弄的布鲁克林土话录存备考。

搬到波洛公园一带去的家庭中包括西格尔家。谢尔顿西格尔于1964年出生，他们家那时搬到离我家两个门牌之远的一幢两家合住的砖房里。

谢尔顿和我上的是同一所波洛公园区犹太学校。在那儿给我们上课的不少教师过去教过我们父辈，而且我们两辈人都有共同之处功课甚差，喜欢捣乱。我记得我的数学、拼写成绩分别是3分和2分，更令人痛心的是品行举止是0分，甚至是0－！我父母由于经常被召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以至于我的同班同学竟以为我母亲是在学校工作的。

我上课常感到枯燥无味，注意力只能集中几秒钟。我的老师不喜欢用注意力集中间隔或超好动症之类的嚼舌头话，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语言来形容我的状况：这孩子屁股上没有足够的肌肉支撑他坐下来好好学习。我除了滑稽连环画之外什么书也不读，除此之外我整天在家门口马路上的简易球场上打篮球，玩棍球，练拳击。

老师里面，特别是上宗教课的老师不少是刚刚从欧洲无家可归者收容营新移民到美国来的人。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孩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过。可我不记得曾经有人谈起过这种事，没有一个人讲这种事，不管是在课堂里，在操场上，甚至是在家里，都避而不谈大屠杀这几个字。但它仍然飘浮在空气中，它是我的许多朋友和邻居经历过的往事。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有亲戚死去。过去的记忆比比皆是：当一个同学卷起袖子准备击球时，我们就能看见他手腕上刺的号码；在那些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家庭里；在那些小孩们没见过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里；在犹太节日的追思祈祷中，我们都感觉得到，我们只是不去问而已。

作为小孩，我们也不关心其他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如现世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对我们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父母来说多少有点可疑，苏联犹太人问题我们闻所未闻；反犹主义对我们这块同种同源的飞地来说，只是遥远的抽象概念（我还记得，我以为邻居戴维塔特柯夫一定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家的人从不戴犹太式小瓜皮帽，在安息日还听广播）。作为儿童，我们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美国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杜克史奈德11、独行侠12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我们的理想和美国儿童的梦想一样。我们永无休止地争论：当我们成为大联盟球员时用什么昵称最好。我的伙伴兹维格罗纳选了特罗，并决定当个棒球投手，这样轮到他上场时正好不是星期六安息日；佐尔蒙爱森施塔特成了查克，我成了里德13（这个绰号很快就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因为我们头发已经开始变深，成了浅棕色。）我们当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就像犹太职业运动员卡尔亚伯拉罕（CalAbrams）和桑迪科法克斯（SandyKoufax）的相片印在棒球彩票卡片上那样。波洛公园区长久不衰的民族荣耀感是通过交换带有明星运动员的卡片来反映的。和过去不一样，哈西德派的犹太孩子现在喜欢收集带有著名宗教领袖相片的卡片，如波波夫（Bobover）和萨特马尔拉比（Satmarrabbis）。

我们看重身体的强健，尤其是在外面打架的本事。我们每天都在外面打架，这也是一个新搬来的孩子所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规矩人人皆知可以动拳脚，但不许揪头发、抠眼珠，不许按住头往水泥地上撞。绝不允许动家伙小刀、皮带、刀片都不准用，虽说身上可以携带这些东西。以防万一！这句话意思是防备从高架铁路那一边入侵的意大利裔孩子，他们有时入侵我们这个居民区，或者我们与他们在纽乌特里希大道著名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交界处，即下曼哈顿第四十六电影院门口遭遇。

不同宗教出身的孩子打起架来比起同种同源的孩子冲突要更加凶恶激烈。有时真是伤得不轻，虽说没有超过挨几刀，打掉几颗牙和脑震荡的程度。这种民族出身之争不常发生，但我们总是严阵以待，随身佩备防身的铜头皮带，钱包里藏着锋利的刀片。这些放在盒子里的刀片跟我们随身带着的避孕套一样不常用，只是以防万一。

我们都参加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体育俱乐部，也就是团伙的委婉说法。我加入的是谢尔兹分部，穿黄绿色和黑色相间的夹克作为会服。可这身打扮立即被犹太学校禁止，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尝到检查制度的厉害。可是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学校的禁令，把衣服藏在离学校不远的成员家地下室里，下课后就换上。

在波洛公园区，你总是很清楚这个区的居民对你的看法怎么样。对我的看法是中不溜儿，不好不赖。我体育不错，虽算不上出类拔萃，但在同辈男孩之中，因为打群架力大无比，吵架伶嘴利舌而小有名气。可是我糟透了的学习成绩，没法再坏的品行使我成了家长心目中人所不齿的无赖，我被好几个人家拒之门外，生怕他们的孩子被我带坏（我最近心中窃喜，因为我为一个因受贿受到起诉的亲戚辩护，获得了胜诉；他妈妈过去曾不准我上门），因为我看起来将来当不了医生或工程师之类，这个居民区的父母都对他们的女儿说，这男孩无前途可言。

从犹太学校毕业后，我进叶史瓦大学（YeshivaUniversity）附属中学，离埃贝茨球场（EbbetsField）只有三个街区之遥，那里是当地英雄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Dodgers）的家。

我中学教育主要是这么度过的：我常常偷偷地去道奇斯球场参加校队最后几场篮球赛，当然我经常坐冷板凳，时不常地竞选班里的职务或学生会的位置。我唯一与学习有关的兴趣是辩论会，因为它似乎是上街打群架的一种动口不动手的变种。我参加标准测验的成绩总是很好，可老师总觉得我会作弊。在一次全纽约州历史统一考试中我得了高分，老师把我叫去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谈话中他告诫我，说我是个75分学生，以前一直是个75分学生，以后也永远是个75分学生。他建议我考虑当个体力劳动者。

我整个中学时期劣性不改。有一次老师因为我无礼把我赶出教室。我和同学杰克格林菲尔德爬上房顶，用我的皮夹克、长裤和帽子做了个鼓鼓囊囊的假人，我抓着假人爬到屋檐边上，杰克下楼到教室去，大声喊道：艾伦要跳楼了。那个老师跑到窗口向外张望，我顺势把假人一松，假人就在老师眼前落下去，吓得他双眼呆直后悔不迭。杰克唯恐天下不乱，在一边嚷着：他跳楼了！他真的跳楼了！

另一回，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孩子从我装运动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护膝偷偷扔到拉比身上。拉比从这东西上面看到使我祸从天降的名字我母亲在我所有的衣物上都绣了名字，不管是手绢还是垒球手套一气之下把我赶出教室。我的朋友杰克在推波助澜上从不失时机，他提醒拉比说，我有一帮派。我在街上看到两个醉鬼正沿着贝特福德大道走过来，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到教室里去，只要说德肖维茨叫我们来的，就能免费喝啤酒。当他们走进教室说了我告诉他们的话，杰克立即大叫他们是德肖维茨手下的，我认识！拉比吓得连滚带爬地从门口逃走。我为此受到停课几周的处分，在图书馆罚坐，只能看过期的《生活》杂志，除了我痛心疾首的父母以外这对参与其事的所有人来说都适得其所。

后来我中学毕业时成绩平平，但有一个能说会道的聪明家伙的名气。毕业纪念册的第一版谈到我时在这点上很恰如其分，说我口齿伶俐如韦伯斯特（Webster），头脑机智如克莱（Clay）。可我母亲叫他们把这段话修改了。因为我这人油嘴滑舌，校长建议把这段话改为随机应变，不费心思，会出点子。校长建议我做律师，如果我能从法学院毕业的话。

母亲为我填了一份布鲁克林学院入学申请书，通过入学考试以后，我就录取成为一名本科生。这时候我学习的兴趣顿时焕发出来，我很快成了一名好学生我的动力是好好干，争取考上美国一流的法学院。

即使那些年，我学习成绩不佳而有辱门风，家里依然是充满温馨爱心的。而谢尔顿西格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母亲在他17岁那年去世，一年半后父亲续弦再娶，谢尔顿与后母一直无法相安共处。他们的关系成了这个街道居民议论的话题。后母喋喋不休地詈斥谢尔顿幼稚无知，不负责任，不思自食其力。家里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明显，谢尔顿也愈加倾心于汽车和机械维修，以此逃避家中的不和。孤苦伶仃的谢尔顿不善体育活动，朋友很少，和他在一起，人们总是感到拘谨局促。

有一年夏天，在纽约州北部度犹太夏令营时，我弟弟曾当过谢尔顿的营队辅导员。在他记忆中谢尔顿是个性情阴郁乖戾、工于心计的孤独的家伙，常常把在科学上的才智用到恶作剧上去。有一次他把自己的麦克风连到营地的通信系统上，播讲假消息，把参加夏令营的人搅得心烦意乱。

念完中学后，谢尔顿接着去上纽约市立学院在曼哈顿分部的课程。他的寒窗生涯波折起伏，分别在纽约市社区学院、南加州大学以及纽约市立学院上区分部读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在1971年毕业，获得一个建筑专业学位。我还听说谢尔顿参加了犹太人保卫同盟，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因为以我跟他的来往，未见他热心过同盟的事，也从未表示过献身犹太人事业的心迹。

可扔炸弹和谋杀这些罪名却不适合他。我可以肯定，如果谢尔顿是个杀人犯，那是绝对不会瞒过波洛公园那么多家庭众多锐耳利目的。在这个居民区，在壁橱里是藏不住骷髅的，因为壁橱里大多没有门。在这样一个有统一领导，居住条件拥挤不堪，家家沾亲带故的地区，隐私的概念当时尚不为人熟知。这里每个人都通过家庭纽带或亲戚关系互相认识。尽管我离开波洛公园已有20年了，人们仍然知道我是哈利和克莱尔14的老大。我最近听说有个人在谈到我时说，你知道，那个过去惹是生非的小东西，现在是专给惹是生非的人打官司的律师。

8Stoopball，这种运动是在建筑物前的人行道上把球扔向通往建筑物的台阶。编者注

9金斯县（KingsCounty）与国王（King）在英语上谐音。译者注

10布鲁克林与昆士区（Queens）相邻，故有王后英语之谑。译者注

11DukeSnider，美国棒球运动员。编者注

12theLoneRanger，《独行侠》最早是一出电台节目，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小说等。主人公是一名戴着面具的游侠（类似于佐罗），在美国西部旷野惩恶扬善。编者注

13里德（Red）在英文中是红色之意。

14作者父母的名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