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谦（可看或不看）

陶谦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和伟略，人们对他的认识大都集中在“三让徐州”上。他在曹操为父复仇、血腥屠城的困难局面下，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当时还是平原相的刘备同来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陶谦对刘备赞赏有加，并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让给了刘备（让徐州的确有过，但“三让徐州”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本文要讨论的是历史事件，因此不再赘述）。一下子把个之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刘备一夜成名，由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平原相跻身诸侯之列。要说陶谦此举也说明他还是很有些见地和头脑的，但偏偏史料上对他的评价却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时人张昭，他认为陶谦“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官，而另一种是陈寿，则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最後是“昏乱而忧死”，这又像是个昏官。那么历史上的陶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史料上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让我们去伪存真，对各种历史记载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对比，从内政、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这个陶谦的真面目吧。

（一）

历史上的陶谦本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势力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发展、灭亡对後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都有著一定作用，特别是对曹操、刘备两大势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过，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後汉书．陶谦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相同，而且是语焉不详，对於我们了解陶谦帮助有限，尤其是对陶谦的内政管理能力的记载很少，所以陈寿所言的陶谦“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过我们可以综合其他的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陶谦（西元132—194年），东汉末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字恭祖，父亲曾做过余姚长之类的小官，但在陶谦幼年亡故（见《吴书》）陶谦从政是没有什么背景可言的，他只能是从基层做起，综合《吴书》、《三国志．陶谦传》的记载，陶谦步入仕途之後，在任职徐州牧之前，先後担任过卢令、舒令、幽州刺史之类的地方行政官员。政绩如何呢？证据不多。《吴书》中引用张昭的话说是“令舒及卢，遗爱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联想到张昭一生刚正不阿，从不溜须拍马，虽说此言有点过於赞誉，还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吴书》中还有一个记载，也可作为佐证：陶谦在担任舒县县令时，曾经得罪过上司，上司想伺机进行报复，但“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这也可以说明陶谦这官做的应该不差。

陈寿在《三国志．陶谦传》之中说陶谦在担任徐州牧的时候，“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范晔的《後汉书．陶谦传》中也说“（陶谦）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这两个记载基本是一致的，但都有个问题：按照陈寿和范晔的说法，徐州渐乱的时间，是在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之後，也就是在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後，而之前呢？这两本史书都说是“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那这个“是时”的时间谁是徐州的刺史呢？还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後汉书．陶谦传》的记载：是陶谦！综合相关的很多史料，陶谦是在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时候出任徐州刺史的。也就是说是陶谦把徐州治理的“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陈、范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至於说到陶谦亲小人、远贤士，我们不妨从陶谦到徐州後由刺史到州牧这六年的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探讨。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谦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扑灭了境内的黄巾之乱，“境内晏然”，稳定了局势。当时整个中原广大地区“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徐州也不例外。据《先贤行状》中记载：徐州当时是“世荒民饥”。针对这一情况，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陈登时年仅二十五岁，後来陈登在“广陵有威名”（《三国志．陈登传》），这不能不说与当时陶谦对他的大胆任用有关。

是陶谦慧眼识英雄，使之名声大噪，证明陶谦用人有方。

除了对待年轻的陈登，陶谦对於当时居住在徐州的士人也是多加任用和提拔的。後来的历任曹魏御史大夫、司空的王朗就在陶谦手下做过会稽太守。王朗在历史上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经常不顾情面上书直谏著称，这样的人才对陶谦的帮助自然不小；刘备的小舅子、当时富甲一方的糜竺也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见《三国志．糜竺传》），显然陶谦看中的是糜家的财力，委以重任，以便造福徐州；在《三国志．张昭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为了求得一个人才，不惜把他抓起来，逼其出仕，可谓方法独特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曹操为求司马懿也用了类似的一招，都可说是求贤若渴了。虽然史料上没有说明最後张昭有没有到陶谦手下为官，但从张昭对陶谦的悼念文章看，张昭对陶谦没有丝毫的怪罪，反而是大加称赞，这也可说明陶谦为官的能力应该是很好的。

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後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了赵昱。据谢承《汉书》中记载：“（赵）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綦毋君受公羊传，兼该群业。至历年潜志，不窥园圃，亲簄希见其面。时入定省父母，须臾即还。高絜廉正，抱礼而立，清英俨恪，莫干其志；旌善以兴化，殚邪以矫俗。州郡请召，常称病不应。国相檀谟、陈遵共召，不起；或兴盛怒，终不回意。举孝廉，除莒长，宣扬五教，政为国表。．．．．．．徐州牧陶谦初辟别驾从事，辞疾逊遁。谦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罚，然後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赵昱一代名士的确不假，而且很有个性，不肯出仕，是陶谦硬把他请出来做官的，而且还亲自提拔。《三国志．王朗传》中提到陶谦先是任命赵昱为别驾，後来又提拔赵昱为一方太守，应该说是重用赵昱，而赵昱对於陶谦也是很忠心的，在关键时刻还同王朗一起帮陶谦出过主意。据《三国志．王朗传》记载：“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从这一史料也可以说明陶谦对赵昱的建议不但是采纳，而且事後还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显然是对赵昱的一种肯定，象这样的有用之士，又是自己培养的部下，陶谦怎么可能疏远呢？让人有点疑惑。至於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後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的谗慝小人曹宏，他又身居何职，又如何“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笔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好妄加判断，不过从上面陶谦几个招揽、任用贤士的资料看，陶谦对於识人、用人都是很有一套的，就算陶谦一时失察，任用曹宏之类的谗慝小人，也翻不起多大的浪来，似乎应该不至於出现“良善多被其害“的现象。再加上陶谦本是文官出身，攘外必须先安内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如果他没有把徐州内部管理好，又怎能放心去参加对外的战争呢？陈寿说陶谦“昏乱”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上面提到，陶谦是个文官出身，但他在军事方面倒也不是一窍不通，要说起来，陶谦还勉强算得上文武兼备呢。灵帝中平二年三月（185年），随皇甫嵩出征三辅，陶谦被任命为扬武校尉，作为统兵的将领参加了这场战争，“与嵩征羌，大破之”（见《吴书》，下同），立有战功；同年张温司空西讨韩遂、边章，“又请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这也说明陶谦在军事上面还是有点本事的，要不然张温也不会请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去参观学习了。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後，其他各地的黄巾军依然坚持斗争，其中以青州、徐州为甚。为了稳定局面，东汉政权想到了既有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履历、又有率军作战经验的陶谦，“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见《三国志．陶谦传》），《三国志．臧霸传》中也提到：“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坚也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对於这次战争的结果，范晔的《後汉书．陶谦传》中还特意加上了一句：“境内晏然”，说明效果不错，这也为陶谦的军事能力做了一个正面的评价。

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去呢？下一节再谈）。等到董卓逃到长安、各路诸侯散夥後，陶谦却又推举朱儶反董。据《後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後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这是史料上记载的陶谦参与的第三次战争。这段战争的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这时候的陶谦已经是徐州牧了。

董卓被杀後，各路军阀陷入混战，陶谦加入了袁术、公孙瓒的阵营，对抗袁绍、曹操。为什么陶谦会选择袁术、公孙瓒而与袁绍、曹操为敌呢？有人分析陶谦出任幽州刺史时，很可能与公孙瓒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而与其并肩作战，所以关系比较好；而袁术的部下孙坚又曾经帮助过陶谦共讨黄巾，加上曹操在兖州、青州大力发展势力，对陶谦构成威胁，所以当袁术、公孙瓒与袁绍、曹操混战时，陶谦选择了自己的盟友，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此时的袁绍虽然势力较大，但还在与公孙瓒激战，又与袁术不和，受到两面夹击；曹操尚在青州剿灭黄巾，陶谦选择与此二人为敌，也有自己的道理。为了尽快消灭曹操，陶谦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三国志．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救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战斗的地点是在属於曹操势力的兖州东郡发干发生的，这场仗陶谦战败了，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

接下来还是陶谦主动进攻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夏，太祖还军定陶。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关於这个阙宣，《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後遂杀宣，并其众”。不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由於相关的史料一片空白，笔者无从判断历史的真相，不过笔者大胆猜测：鉴於徐州当时政通人和，阙宣不可能是个土匪；由於没有资料记载，阙宣也不太可能是个商贾巨富，最多也就一土财主，陶谦之所以会和他合作，最大的可能性是阙宣对兖州一带非常熟悉，甚至很有人脉，所以陶谦才会容忍他并让他做先锋去瓦解泰山华、费、任城的军民，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得手，陶谦立刻“遂杀宣，并其众”。不过，笔者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测，特此说明）。之後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这时是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

紧接著发生的就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之战。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兖州途中，曹操迁怒于陶谦，发起屠城之战。关於曹嵩之死，史书上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这么几种记载：

一是《三国志．武帝纪》：“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後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二是《後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於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是《世语》记载：“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逃於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

四是《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闓将骑二百卫送，闓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五是《後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综合这几种不同说法，笔者的看法是：曹嵩是在陶、曹交战的初期打算移居兖州，去投靠曹操，中途被杀。因为如果曹嵩在等到曹操血腥屠城以後再去投靠，时机不对，曹嵩应该没有那么傻，而且曹操血腥屠城对徐州的震动非常大，以曹嵩“辎重百余两”这么庞大的队伍，想躲过徐州这么多与曹操有著血海深仇的徐州百姓的眼睛应该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哪个冲动的老百姓就会要了曹嵩的命，曹嵩不会那么的张扬，率领一支这么庞大的队伍招摇过市。再者，曹操听说父亲被害而血腥屠城，似乎更合情理，也就是说，曹嵩迁居的时间不会在兴平元年（194年），而应该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和陶谦交战一年後局面相对平静的时期，曹嵩看到局面相对平静後立即慌慌张张举家迁移。至於到底是不是陶谦杀了曹嵩，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陶谦所为。陶谦怨恨曹操与自己为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向曹操实施报复的机会。而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陶谦的部下眼见曹嵩的富裕见财起意，同时进行了抢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曹操为报父仇，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徐州。《三国志．武帝纪》载：“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後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就连当初为逃避董卓之乱而来到徐州避难的洛阳、长安一带的百姓也在这场战乱中丧生。这时的陶谦面对曹操的疯狂进攻无力抵抗，只得固守郯城，同时向公孙瓒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便和刘备一起赶到徐州助战。陶谦“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见《三国志．先主传》）。由於曹操军粮的供应出现问题，一时无法补充，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兖。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卷土重来，《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由於在兖州境内发生张邈、陈宫的叛乱，曹操担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於失陷。经过这两次的战争，陶谦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同年病重而亡，临死前对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见《三国志．先主传》）。

从陶谦一生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最後导致自己的失败，陈寿说他“昏乱而忧死”，这“忧死”倒是名副其实的。

（三）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谦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诸侯，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陶谦呢？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理想。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谈及。而陶谦的政治理想对他的发展和灭亡都有著直接的关系。笔者想顺著陶谦的发迹史来进行分析，看看陶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官僚。

应该说陶谦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诸侯。他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乱臣贼子之心。但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陶谦的的仕途之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擅长投机。不客气的说：陶谦是一个政治投机商。

在之前笔者曾经提到：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诸侯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谁胜谁负，陶谦乾脆躲在一旁静观其变。而後来等到董卓退到长安、各路诸侯也散了夥之後，陶谦一看形势，觉得董卓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自己可能会因为之前没有参战而引起这些诸侯的不满，便开始采取行动来进行弥补。前面提到的《後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後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为什么当董卓尚在洛阳、诸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陶谦不参战，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长安的时候，陶谦才出来响应呢？其动机让人怀疑陶谦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机。果然董卓打败朱儶後不久，陶谦的做法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更加看清了这个政治投机商的面目。陶谦《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当时谁都知道是董卓当权，皇帝只是个傀儡。陶谦特意“遣使闲行致贡献”，看起来好象是关心皇帝，实际上是在向董卓示好，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董卓西迁长安後，局面相对稳定，加上刚刚打败朱儶，陶谦觉得董卓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董卓。当然，他的投机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董卓一看陶谦这番举动，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谦的用意，来了个投桃报李，“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不过这样一来，陶谦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则完全让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在董卓死後，李傕、郭汜当权时期，陶谦为什么又会联合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去推举朱儶为太师，共讨李傕、郭汜了。说穿了，是为自己捞好处！

不过，投机者不可能永远成功。陶谦在他的最後一次投机中，选错了同盟，两次主动去挑衅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曹操，还把曹操的父亲给杀了，其结果自然是忧死於徐州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陶谦，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封建官僚，具备一定的内部管理和军事作战能力，但在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善於政治投机、时时刻刻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投机政客，最後是“偷鸡不著失把米”，以失败告终。若在和平年代，陶谦或许能成为能臣乃至权臣，而在群雄割据的後汉三国时代，象他这样的投机政客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多变形势，他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