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时代的感慨一（天涯）

我一直认为，那个年代对于汉族人来说，过于惨淡了。

成吉思汗，铁木真崛起于草原大漠。对于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他和他的子孙，在不到百年的时光中，扫荡了欧亚大陆，几乎波及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受害最深是无疑是中原大地，大江南北，我们汉族。南宋政权，中华大地上最正统的汉族国家，在蒙古的铁蹄之下，被粉碎。那是汉族人，第一次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如果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却是最严重的一次。至少也是，汉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汉族表现如何呢，说实话，实在是不怎么样。

汉族那时并不统一，一半在金国，一半在南宋。北方汉族，做了第一次亡国奴，接着还做第二次。蒙古大军之中，不仅有着大量的汉将，还有着许多汉族士兵，那又是一个汉奸大量涌现的年代。代表着汉族文明的南宋政权，实际上是灭亡在刘整，张弘范的手里。而我们可爱的南宋，曾经一度与蒙古结盟。南宋，在蒙古与金的战争中，私毫也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在金朝政权，兵败如山倒的日子里，南宋部队攻入了金国境内。所谓王师北定中原日，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到来了。然而短暂的胜利与满足，竟如昙花一现。宋军与蒙古骑兵会师之日，便是剑拔弩张之时。由于宋军的不冷静，和蒙军的不克制，宋元战争，在蒙古灭金之日，立刻开始。这一打就是四十年。

元朝率领着全世界来攻打南宋，南宋几乎没有存活的生机。那是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宋朝孤独而又绝决地与一个世界霸主对抗。南宋在前期，似乎还想继续前辈们割地赔款的游戏，但是蒙古不是契丹，也不是女真。基本上是玩不转的，再说，实在是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割让了。钱吗，蒙古人基本上已经不在乎了。

除了战术上的失误之外，当然也有奸臣误国的因素。宋元之战，可圈可点，基本上还是显示了某种英勇。在所有的希望与退路都断绝之后，只有打了。襄阳之战打了六年，钓鱼城抗元的旗帜，在涯山大战之后还飘扬着。但真的，这是一场基本上没有胜算的战争。战争中，有张保，张君兄弟这样的民间英雄，也有类似于郭靖黄蓉这样的武侠助战，更有土炮击杀蒙哥皇帝的辉煌胜利。战争中涌现出的人和事，大多可以用可歌可泣来形容。战况之惨烈，抗争之决绝，几乎是空前绝后。但是，基本上改变不了战争失败的结局。

襄阳沦陷，元军顺长江而下。临安南宋政权，乱作一团，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元军兵临城下，宋朝皇室，投降集体被俘，几乎重演了靖康之耻。如果就这样大戏终了，硝烟散尽，也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但是，最坚决的抵抗来自于民间。临安沦陷之后，各地烽火，经年不熄。文天祥，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在临安危急的时刻，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元军兵临城下，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文天祥被封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庭派他出城谈判，与元军讲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即被伯颜扣留。元军占领了临安，宋朝皇室向元军投降。

元军统帅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年（1276年），抵达福州，被宋端宗再次任命为右丞相。文天祥先后转战汀州，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抗元义军，坚持斗争。

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吉安，陆续收复许多州县。但在元军的反攻之下，文天祥兵败。文天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祥兴元年，1278年夏，率军退往潮阳。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兵败被俘。

文天祥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就在这个时期，文天祥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径，干戈廖落四周星。风吹雨打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因为这首诗，形象高大起来，格外的伟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以后的漫长的岁月中，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奋力抗争，慷慨赴死。

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软禁在会同馆，决心劝降文天祥。元世祖先后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都没能成功。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文天祥在狱中，写出了《正气歌》等不少诗篇。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长揖不跪，元世祖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市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丞相死了，死得其所。他走向死亡的过程，比较漫长。只要稍许有着几分的求生意识，文天祥都可以不死。那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皇帝都投降了，文丞相却慷慨赴死了。

南宋行将灭亡的年代，是历史上一个特别的年代。南宋人民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抗争，他们为了家国而战，也为了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元朝，无论他建立了多少丰功伟绩，扩展了多大的版图，都难以改变这是一个残暴的政权。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郭靖，黄蓉的故事，金庸大师，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用大量的文字描述，来自人民，来自百姓的抗争。襄阳，一个惨烈的战场，成为了一个诗情画意，有着传奇色彩的地方。襄阳沦陷的时候，文丞相还没有出发呢。

元朝的天幕之下，是一种苍凉的色彩。人在其间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抗争来自于人群，迸发出鲜红的血色。残阳如血，明月如钩，有什么可以抵挡来自于北方的寒风呢。钓鱼城不能，襄阳无能无力，惟有人心。坚决地抵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文丞相的身后，已经流淌了太多了的鲜血，无数的人已经死去。文丞相必须要对他们，有一个交代。他的身后，站着郭靖黄蓉夫妇，张君张保兄弟，蹈海的张士杰，陆秀夫。他必须和他们去会合，去见面。他必须激励后人，要活下去，从容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延续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与文明。

文天祥，是南宋的最后一个烈士，是渐行渐远的宋朝年代，最高大的一个背影，文丞相千古。

邱道长

关于邱处机的印象，大都来自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文学作品中的邱道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武林人物。一腔正气，豪气冲天。抗金，也抗元。无奈武功不高，始终没能成为武林领袖。历史上的邱处机，与金庸笔下的邱道长，似乎并不一样。

邱处机，长春子，中国最著名的道士。山东栖霞人，师从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在胶东一带，崂山之上，昆瑜山下，蓬莱等地，到处都留下了他的仙踪遗影。生活在宋末元初的乱世，在《道德经》的说教之下，竟也干出了一番大气象，极其不易。我想邱道长的选择也是艰难的。全真教在邱道长的领导下，成为宋末元初最大的宗教流派。邱处机，最后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道教也成为元朝的国教。两代世界霸主，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祖孙，竟然成为全真教的信者，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邱处机具有一种大视野，有着一种世界性的胸襟。他怎么就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就要震憾全世界呢。金代末年，邱处机已经相当著名了。大定二十八年，奉金世宗诏，至燕京（今北京市）主持“万春节”醮事。也就是在那里，金庸笔下的郭靖黄蓉与邱处机的高徒扬康，开始了恩怨纠葛。

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以“惑众乱民”为名，下诏禁罢全真道，处机即回栖霞，建太虚观以居。贞皊二年（1214）秋，请命招安山东杨安儿义军成功，名噪一时。兴定三年（1219），居莱州昊天观，南宋及金先后遣使来召，均未应命。就在此时，邱道长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开始摆在他的面前。

正在西域征战途中的成吉思汗，慕名相请。其实，这里探讨邱处机的政治立场，民族倾向，是一件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邱道长本来就是金朝治下一个汉族人，女真人是异族，蒙古人也是异族，而南宋则是异国他乡了。而金庸笔下，邱道长有浓厚的大宋情结。一个闲云野鹤的道士，这些也许并不重要。邱处机一定要去看一看，塞外的大草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审时度势，于次年正月，率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到达西域大雪山，行程万余里。

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成吉思汗而言，那是他与汉族的第一次对话，竟然颇为心仪。邱道长对成吉思汗说，“要统一天下的人，不会在乎多杀人，应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又问道：“如何才能长生不老呢”邱处机答，“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在征战之中，对于被征服民族，毫不留情，屠杀甚重。许多游牧民族，经过蒙古的征伐，竟然消失了。说来，对于汉族，这位天之骄子，还是手下容情了。只要放下武器，也就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了。而那些汉族俘虏，换上蒙古军服，立刻也就枪口指向自己人了。

邱处机，在西征的部队中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光。除了教会成吉思汗一些可以延年益寿的气功，邱处机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什么，自己应该作一些什么了。一场千古末有的战乱已经开始。他没有力量阻挡这一切，只有劝成吉思汗少杀人。邱道长辞别成吉思汗，元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回燕京后，居太极观，后改名长春宫，就是现在的白云观。从此邱处机成为北方道教风云人物，长春宫成为北方道教中心。

我想邱道长，即便不愿意为蒙古人做事，也不能阻挡蒙古人侵占中原大地，大江南北了。他只有壮大全真教，有着成吉思汗的许诺，就可以为百姓提供一些庇护了。“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一个时代的来临，个体的力量几乎微不足道。邱处机在道观之中，静静地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与蒙古人有着交情，邱道长的确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看在邱道长的面子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与汉族的交战之中，的确少杀了一些不必要再杀的人。元朝建立，邱处机正式成为元朝的宗教事务长官。邱处机仙逝之时，元朝已经统一了中国。我一直以为，元字取自《道德经》。邱处机开创全真道鼎盛局面四年后逝世，元世祖诏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后又加封“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尽管，元朝天下人分四等，汉族位列末端，北人，南人。依然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参加了元朝的政府。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开明的君主。这里我们应当把他看成一个中国的皇帝，不应该把他看成一个蒙古大汗。其实，忽必烈，与他的那些蒙古同族并不亲近。蒙古大帝国，与元朝也许不是一个概念。元朝统一中国之时，蒙古大帝国已经分裂，所谓四大汗国已经不听忽必列的招呼，甚至与元朝刀兵相向。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元化的王朝。元朝的意识形态相当的复杂，所谓佛，儒，释，道，三教九流。元朝的宗教政策，也极为宽松。只要不反朝廷，信啥都行。百姓们，大都投奔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宗教，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麻醉品。在一个混乱的年代，宗教并不能解除了多少实际性的问题，但的确可以减轻不少精神上的痛苦。

其实，长城内外，中原大地，中华民族的生态还是延续了下来。蒙古人站在高高的舞台上，指手画脚。治下的人民，活下去，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也有小桥流水人家，只不过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苍烟白日之下，文天祥的背影，已经远去了。邱道长的仙风道骨，留下了一抹暗淡的灰影。

人民在等待，等待那个年代，快一点过去，那几乎是一辈子的时光。一个与邱道长有着相同信仰的青年，躲进了武当山的深山老林。开山立派，成为一代武林宗师，他就是张三丰。张道长，修心养性。用一种超脱世事的目光，注视这个年代，浩浩而来，又浩浩而去。从宋朝末年，一直活了一百岁。张三丰仙逝之时，明朝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