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重论辽宋澶州之战
【转载】重论辽宋澶州之战的爆发原因及其后果（作者：96nn）
【本文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
发生于公元1004年，即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的澶州之战，是辽宋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辽宋关系从长期对抗走向和平相处的转折点。此战双方参战军队多达数十万，结果以订立“澶渊之盟”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上看是打成了平手。而在政治角度上，传统的观点认为：虽然北宋在战役初期处于守势，但由于在寇准为首的主战派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使辽军在澶州一带难以前进，“宋真宗大胆地离开开封，率援兵赶到澶渊‘前线’，他的果敢行为使契丹慑服”⑴，“当宋真宗和寇准一行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大将萧挞览在前线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死，契丹士气大挫，加上孤军深入，开始有议和之意”⑵；尽管真宗急于讲和而答应了缴纳“岁币”的条件，但在辽朝的南下企图被完全挫败这一点上，仍然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战役。
但是，从文献对澶州之战的过程、及战役前后双方状况的记载上看，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由于辽朝是该次战役的发起者和进攻者，本文就将着重从辽朝方面讨论澶州之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及其对后来局势的影响。（辽于圣宗统和元年改国号契丹，道宗咸雍二年恢复为辽，因习惯称谓缘故，本文均称其为辽朝。）
一．辽朝在战争中的求和行为
发动战争的目的是隐藏在辽朝当权者心中的事情，自然不会在史料中得到明确记载，要知道这一目的，就必须从其战前战后的行为上入手分析。而在史料里对此战叙述最为详细的事情，莫过于议和的过程。
在谁先提出讲和的问题上，出于为本国辩护，辽宋双方史书各有各的说法。辽朝史料声称：“二十二年，宋使来聘，遗（王）继忠弧矢、鞭策及求和劄子，……诏继忠与宋使相见，仍许讲和。”⑶而宋朝方面则记载：“是时王继忠为契丹请和，以书遗普，且置密表以请。”⑷“上发视之，即继忠状，具言‘……臣尝**昔岁而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⑸由于宋朝的多部史书对辽方王继忠首先致书求和的过程记载甚详，乃至连密表内容都有叙述，而辽朝史料则对此一笔带过，故而相比之下宋朝方面“辽朝首先求和”的记载应较为可信。
根据宋朝史料记载，“初，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契丹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只等言契丹主与母召至车帐前面授此书，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帅，获报简即驰以还。”⑹也就是说，与传统“辽方讲和之意始于萧挞览澶州阵亡”的看法相反，辽朝早在进攻重镇瀛州、甚至可能在定州战斗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和平的试探。而在此之后，“先是，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俯石普以闻，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丙午，上览其奏，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乃授（曹）利用閤门祗候，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⑺尤其是曹利用途中经过王钦若镇守的天雄的时候，“孙全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契丹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所奏。……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⑻辽朝讲和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也说明辽方的和平请求是出自真心的，并非为了麻痹北宋。
按常理讲，在战争中主动进攻的一方在刚刚进入敌境时即发出和谈请求，且一再催促，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为什么辽朝却作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思考：是否辽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靠这场战役打败北宋、掠夺土地和财富的**头，而仅仅是希望借此压迫宋朝讲和呢？对于这一点，从辽军在南下过程中采取的作战方式上可以更明显地发现其证据。
二．辽军的作战方式
辽朝此次以倾国之力深入中原，面对的形势与以往不同。
辽太宗灭亡后唐和后晋的两次战争，都是乘其疏于防范的时机迅速深入，“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⑼抢在中原王朝集中兵力之前打乱其防御部署，从而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一次情况却完全不同，在发动进攻之前，宋朝就已经得到辽军准备大规模南下的情报，并开始了应战准备。“（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内出阵图示辅臣，曰：‘今敌势未辑，尤须防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寿、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朗、张延禧、李怀岜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寨，田敏、张凝、石延福领之，以当敌锋。……若敌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威虏之师与延朗会，使其腹背受敌，乘便掩杀。若敌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田敏，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破虏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孙全照、王德钧、裴自荣领兵八千屯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旻领兵五千屯邢州，扼东西路，敌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又令石普统兵万人于莫州，卢文寿、王守俊监之。俟敌北去，则西路顺安军袭击，断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贼由东路，则命刘用、刘汉凝、田思明领兵五千会石普、孙全照犄角攻之。自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领之，以张军势。’”⑽“普又言，贼遣使至境上，侦伺其事，臣于役所设地关阵，四面为堑，每立营栅，皆据险以扼贼路。”⑾“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⑿“（王）显上疏陈三策，以为‘大军方在镇、定，敌未必敢引众南侵，若车驾亲征，望且驻跸澶渊，诏镇、定出军会河南大军合势攻杀。或契丹主与母氏虚张声势，以抗我师，潜遣锐兵南下，迫河与驾前诸军对敌，即望令镇、定之师，直趋彼帐，攻其营寨，则缘河游兵自退，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骑兵千、步兵三千于濮州渡河，横掠澶州，继以大军追北掩敌，此亦出其不意也。’”⒀可以看出，北宋在战前就已经作好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工作，静候着辽军的到来。
事实上，辽朝在全面开战之前也曾进行过试探性的攻扰，但被宋军击退，“三月，威虏军守将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斩获甚重。”⒁“是时契丹内寇，纵游骑掠深、祁间，小不利辄引去，徜徉无斗意。准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是冬，契丹果大入。”⒂试探进攻的受挫，说明宋朝早已有所防备，可是辽朝却仍然在赢得高粱河、岐沟关两战的名将耶律休哥、及圣宗登基时的辅政重臣耶律斜轸这些大将均已去世的情况下，开始了倾其举国之力的南征。辽朝如此执着于大举南下，且不遗余力地进攻一个早有准备的、统治范围和经济军事实力远在唐、晋之上的大国，其背后的目的肯定不会只限于削弱北宋或掠夺土地、人口、财富那么简单，否则大可等待其他时机而非现在出击。
进攻发起后，辽军采用的是主力单路进军、长驱直入的方针。“契丹主与母举国入寇，其统军顺国王挞览引兵掠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等率兵御之，能败其前锋，斩偏将，获印及旂鼓、辎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击走之。又东趋保州，……进攻州城，不利而北。”⒃“是日，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合势以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率兵东驻阳城淀。”⒄“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⒅“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戍卒会天雄军。”⒆“契丹逼冀州，知州王屿击走之。”⒇“丁巳，诏德清军，如戎寇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以其介澶、魏之间，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21)而当辽军兵临澶州门户——天雄的时候，“（孙全照）于是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敌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门者，乃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东门趋故城。夜，复自故城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遂南攻德清军。”(22)在击败自天雄出城的援军后，“敌遂陷德清”(23)。
可见与传统看法不同，辽军的攻击是非常吃力的。虽然宋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而各自为战，但辽方却并未在攻坚战中占到任何便宜，河北的军事重镇保州、定州、瀛州、冀州和天雄军一个也没能拿下，仅得到宋朝已经弃守的德清。其之所以将众多有敌军坚守的据点甩在身后，不是为了快速进军而主动舍弃攻城，而实在是因为无法攻克才不得不被动放弃。
与此同时，被扔在后面的边境宋军也按照原来的战略部署行动，积极配合主战场，主动出击到辽境之内。“知府州折惟昌奏：奉诏率所部兵，自火山军入契丹朔州境，前锋破大狼水寨，杀戮甚众，生擒四百余人，获马牛羊、铠甲数万计。”(24)“乙巳，保莫州、岢岚威虏军并言击败契丹，群臣称贺。是役，张凝、田敏皆以偏师抵易州南，掳获人畜铠仗凡数万计。”(25)
尽管如此，辽军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进军，“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26)同是北方民族进攻河北，可以拿这时的情况和后来金军的南侵作一下比较，金军的两次入侵都是由宗望、宗翰分别率领东西两路人马南下，击溃宋军主力、攻陷沿路重镇后，相互呼应而进；而澶州之战中的辽军则恰恰相反，应该说，此时河北宋军主力尚保持完整，诸重要据点也均在宋朝手里，集中了倾国之力的辽军主力如此孤军深入，在其他方向又缺乏呼应，退路根本无法保障，一旦在黄河岸边陷入僵持，处境将会极其危险。此刻辽方无论是国家决策还是前线战略，都掌握在圣宗身边的承天太后萧燕燕及重臣韩德让手中，“左飞龙使韩杞至宋朝，先授幼帝书，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上问皇帝起居。’此可知太后专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27)而“神机智略”(28)、“习知军政”(29)的承天太后，和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性忠厚谨悫，智略过人”(30)的韩德让决非等闲之辈，当然不会无故让己方陷入这样的险境。况且纵使辽军能够擒获宋真宗、攻下开封，在此种状况下也不可能灭亡北宋。而当年太宗耶律德光哪怕击溃了后晋主力军队、灭亡石晋、成功进入开封后，仍然仅只两月就仓皇北还、客死途中。对辽朝统治阶层来讲，这一教训可谓深矣，不可能不在其心中留下阴影，承天太后和韩德让又怎会跑去步他的后尘？同时反过来讲的话，他们这样的人又怎会象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因为王继忠的简单劝说就轻易改战为和？如果宋朝史书所记的确属实，这只能证明他们在此之前就有意议和，只是在王继忠面前逢场作戏而已（或者王继忠在进表中对宋真宗所说的只是一个托辞而已）。
这一切都说明辽朝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并不简单，表面上似乎是要击溃北宋军队、夺取宋朝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其实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真正的意图原本就在于想要尽快结束辽宋多年以来的武力对峙局面，迫使宋朝签订一个双方都能遵守的长期和约，即“以战迫和”。而明确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解释辽朝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动攻势、为何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那样急于讲和、为何孤注一掷地全军直扑宋朝皇帝所在方向了。
三．希望讲和的原因
辽朝急切希望讲和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一是连年兴兵，国力和民力负担沉重；二是由于战争影响，辽朝和中原汉地的榷场贸易被迫长期停止。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有各自的独特产品，互相取长补短进行交易是必须的事情。如果双方断绝贸易，在宋朝来讲，除战马较重要外，失去畜产品和毛皮等奢侈品的供应并不是什么大事，且宋辽贸易中不存在宋夏贸易中青白盐这样的重要进口物资，而对于马匹输出，辽朝就算在和平时期也是严格控制的，因此贸易开通与否对宋朝影响不大；但在辽朝则事关重大，因为对契丹游牧民来说非常重要的茶叶、以及深为中原周围诸民族喜爱的丝织品、细瓷器等物资的来源都已断绝，其损失比宋朝大得多，故而辽朝要求恢复贸易的迫切性也比北宋为大。
除去上述二者，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也是导致辽朝不得不发动战争以迫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辽朝周边政治环境的恶化。
观察辽史关于战争的记载可以发现，辽朝经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代，一进入圣宗朝之后，对外战争的次数立刻激增，其主要方向一为高丽，一为西北和党项诸部族。
高丽和宋同为农耕民族，文化传统相同，在面对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具有一致的利益，双方都有着相互联合的愿望，但却往往迫于辽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各保自身，始终未能在战场上实现联合。早在宋太宗两次北伐时，宋朝就向高丽表示了合作对敌的意图，“三年，出师北伐，以其国近契丹境，常为所侵，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语之曰：‘……今国家照顾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汤平。”(31)但是由于高丽对近在己家门口的辽朝心存忌惮，而宋朝又刚刚统一，高丽不了解其究竟有多大的实力，恐怕一着不慎引火烧身，因此采取了观望的政策。而辽朝自然不会坐视两个敌手的联合，在圣宗刚刚即位的第四年，便“诏诸道各完戎器，以备东征高丽”(32)，拉开大举入侵的架势威慑高丽，成功地使其未敢在宋军北伐时动手反辽。挫败北宋的进攻后，辽朝开始教训背后的“坏小子”，“十年，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33)高丽向北宋求援，而此刻的宋朝刚刚从雍熙北伐惨败的噩梦中脱身，对耶律休哥统领下辽军可怕的攻击力记忆犹新，不敢轻易和辽朝进行大战，婉拒了高丽的请求。高丽不是辽的对手，迅速战败，“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贡中绝。”(34)
高丽试图将对辽关系升温，除放弃宋的年号而改用辽朝年号外，还遣使求婚，但辽在这一问题上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统和十四年）三月壬寅，高丽王治表乞为婚，许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女嫁之。”(35)此次许给高丽的新娘之父，恰恰就是3年前率兵攻打高丽的辽军统帅，这不能不给高丽方面造成极度屈辱的感觉，后来因萧恒德之妻、萧恒德和高丽国王治先后死去，和婚约定作废，而高丽也由此发现辽朝不是值得依靠的国家。于是高丽开始了新的反辽准备，并于澶州之战的前一年再次请求宋朝的支援，“（咸平）六年，（王）诵遣使户部郎中李宣古来朝谢恩，且言：‘晋割幽蓟以属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屡来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诏书优答之。”(36)而辽朝经过多年的战争，看到自己不可能彻底打垮北宋，这样下去只能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消耗战争，现在又面临宋丽联手、腹背受敌的窘境，要尽快结束和北宋的战争状态、以腾出手来击垮相对弱小的高丽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才有了澶州之战求和的一幕。
东面的高丽对辽朝来讲是个麻烦，而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以及西边辽朝管辖范围内的党项诸部落同样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尽管同大漠之南的契丹相比，漠北的阻卜、达旦等民族要弱得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不会威胁辽的边疆。自辽太祖四面征讨、迫令周围部族臣服之后，由于受到辽朝相对先进的技术文化的影响，西北方向诸部族的力量一直在逐渐增强，由此才最终导致金朝统治期间乃蛮、克烈、蒙古等势力的崛起。而在辽朝时期，他们也始终是悬在辽朝背后的一把刀子。按照《辽史纪事本末》记载，太祖讨伐平定周边之后，在太宗和世宗统治的24年里，辽与西北诸民族的战争仅发生过4次；穆宗和景宗时期的31年中则上升到8次，与次同时还和东面新兴起的女真发生了3次战争（包括其入境掳掠）；而在圣宗朝前22年间，也就是从其继位到澶州之战前，辽朝与西北敌烈、达旦、阻卜及西面党项部落的战争甚至达到了10次之多，且其中还有辽军战败的记录，而同时和女真的战争也达到了4次(37)。可见辽和周边部族的冲突在不断激化，发生战争的频率持续上升，无怪乎萧挞览要“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38)了。这就要求辽朝必须将战略方向从南方转向西北，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边境安宁。
最后，一手促成澶州和战的承天太后及韩德让，分别在此之后不久的统和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去世，其是否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年轻的圣宗留下一个平稳的局势从而冒着如此之大的危险开战呢？这虽已无法得知，但却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四．和谈过程中的斗争
既然辽朝从一开始发动澶州之战的目的就是寻求和平，而北宋希望的也是和平，那么战争最后的结局就必定是讲和而不会有其他结果，即是说“和议”这个结局并不是靠宋朝的顽强抵抗换来的，而根本就是事先注定了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澶州之战实际上是一场辽宋双方为自己争夺有利的谈判地位的战役，对此辽朝心知肚明，只有北宋还蒙在鼓里，因而决定了宋方必然在谈判中处于被动。
这里要提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辽朝的目的是获得和平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在开战前大方地作出友好表态，而非要打这一仗不可呢？这就关系到敌对国之间谈判的一个原则，即尽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在谈判中最大程度地争得对自己有利的和平条件，而假如没有优势的话就要创造出优势来。可以说，在岐沟关之战后直至澶州之战前，辽朝一直拥有着对北宋的军事优势和心理优势，这点从双方平时的战略上就可以看出。自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辽朝始终在对宋作战中取攻势，经常利用其骑兵的机动力优势攻入宋境之内，而宋朝则在整体上居于守势，“不须力战，但控扼备御，不失机便可也。”(39)而此时一旦以和平状态讲和，必然是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和约，辽朝长期以来保持的优势就会在无形之中丧失掉，其当然不会甘心。同时如果辽朝在对峙中首先提出讲和，宋朝很可能会将其认为是辽朝支撑不下去的表现，谈判态度就会强硬起来，辽朝提出的条件将很难得到满足，和约签订后北宋也可能因轻视辽朝而不认真遵守，搞不好还会让“从宋朝那边腾出手稳定后方”的计划告吹。因此深通谋略的承天太后和韩德让才会用发动一场战争深入宋朝腹地的方式，压迫北宋接受辽朝的条件，在战场上把本方一直以来的优势转化为和约上的有利条款，另一方面也在岐沟关之战过去十几年、宋方对辽军的恐惧开始淡化的今天，让宋朝再一次领教辽军的厉害，在其心理上投下阴影，使其不敢在辽朝转身他顾的时候悔约。而澶州之战中辽方之所以急于在战局有利的形势下言和，惟恐“夜长梦多”，其用意正在于此。
宋朝方面也不是傻瓜，明白在战局不利时言和是大忌。宰相寇准作为主战派的核心，从战争开始时就故意在满朝上下面前表现出强硬和乐观的态度：“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日明，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渊。”(40)而在王继忠在战役初期致书求和的时候，真宗及群臣也都考虑到此时战况利于辽朝，己方不宜轻易许和，“上曰：‘……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41)“若盟约之际，别有邀求，当决一战，剪灭此寇。”(42)因而始终未作积极响应，意在等待战局的好转。
当辽军兵锋直逼澶州的时候，战局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方为前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竟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时遣轻骑来觇王师。”(43)辽军主将、也是最有勇谋的大将萧挞览的死使其受到了沉重打击，主将阵亡的军队一时是难以正常作战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孤军深入的辽军在仍然可以打下去的宋朝面前随时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不论和约条款好坏，在第一时间内讲和已经成为必须之举。而此时宋方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总算在辽朝反复催促下到达了辽军大营，辽方立即迫不及待地与其“共议和好事，议未决，乃遣左飞龙使韩杞持国书与利用俱还。”(44)
敌军已处危境，是否议和成为宋朝内部激烈争论的问题，寇准反对此刻言和，认为趁此机会一举全歼这批辽军，可以将辽朝的主力消灭干净，明言：“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45)而宋真宗则认为现在宋朝已经居于优势，不用怕辽朝再提什么苛刻条件，正是讲和的大好时机，因此排除寇准的反对坚持议和。于是寇准提出要辽“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46)但是作为皇帝的真宗心中厌兵，执意尽快让辽朝对和约满意，而且朝中多数辅臣也认为寇准的主张不妥，甚至“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而许之。”(47)寇准虽主张对辽强硬，但终究和其他人一样，也未能识破辽朝比宋朝更需要和平这一点，故无法用它说服真宗及群臣，只能被迫同意和谈。
辽方故作强者姿态，提出将当初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地区归还辽朝，遭到宋方坚词拒绝：“上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48)“利用愤契丹，色不平，对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49)在辽军大营，曹利用不畏对方的恫吓，据理力争，指出：“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50)这番话击中了辽方的要害。辽军此时身处困境进退两难，身后未占领任何重要据点，前方澶州宋军战斗能力尚强且士气旺盛，当真宗到达黄河北岸澶州前线的时候，“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怖骇。”(51)连到澶州谈判的辽使韩杞也对随从说：“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52)一旦战事久拖不绝，宋朝坚壁清野，各地勤王之军陆续到达，河北宋军诸部再断其退路，二十万辽军只有全军覆没一途。辽朝君臣为立刻实现停战，只好放弃割地要求。
辽朝退而居其次，要求北宋进贡金帛，而这是宋方心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早在曹利用第二次至辽军大营即前往交涉和约条款之前，宋真宗就有所交代：“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53)寇准怕曹利用被辽朝的威胁吓住，将其“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辽朝果然未能在曹利用身上突破寇准定下的三十万这一底线，以北宋每年给予绢二十万、银十万“岁币”的条件订立了和约。而为了使宋方在付出岁币之后获得心理平衡，辽朝主动作出一个虚假的“让步”，即依照宋真宗和辽圣宗年龄的差异，尊宋为兄，辽为弟，让宋朝觉得似乎是得到了很大的面子，实际的利益却被辽朝拿走了。
和约签订后辽军北撤，一些宋朝将领提出借辽军疏于防范之机起兵追击，全歼敌人，如杨延朗就请求：“敌顿澶州，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原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54)而辽方最害怕的就是这点，“柬之又言：‘收众北归，恐为缘边邀击。’”(55)“王继忠具奏北朝已严禁樵采，仍乞诏张凝等无使杀伤北朝入骑。”(56)一再强调希望北宋切勿追击。宋真宗认为协议既已达成，就无必要再启战端了，“上谓辅臣曰：‘……朕**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寨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且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聚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未为晚。’”(57)“有诏诸路部署及诸州军，勿辄出兵马，以袭契丹归师。”(58)在和战之中选择了前者，眼睁睁地将辽军全部放回了本国。
五．和约订立之后双方的情况
对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辽朝终圣宗一朝都是相当珍视的，始终严格遵守约定。“安肃军言部民数辈，私至北界易州，州将执之送还。诏谕边臣，如北人擅至封内，亦登时执送。”(59)“癸未，河北转运使卢琬，言契丹诸族酋长欲缘界河放猎，及借西山草地打围。上曰：‘契丹誓约甚明，未尝逾越，此必传者误耳。’……既而边表言诸族出畋，屡遣人告部下无得越境，今已北去。”(60)“麟府路钤辖言，契丹率兵捕贼至境上，恐谋侵轶。上曰：‘此疑者过也。’遣内侍王怀信往察之。丙午，怀信言契丹执盗马舍利而还，果无它。”(61)宋朝王旦就曾评价“契丹守盟甚坚”(62)。
北宋一方也对此作出了回应，“丙辰，诏谕缘边诸军各遵守契丹誓约，不得辄与境外往还，规求财路。”(63)“庚申，岢岚军请修旧方田，火山军请筑月堤，上以违契丹誓约，不许。”(64)“（李）允则言：‘……但择边将谨守誓约，有言和好非利者，请一切斥去。’上曰：‘兹朕意也，边将皆如是，朕岂复有北顾之忧乎？’”(65)“禁缘边河南州军民于界河捕鱼。时契丹民有渔于界河者，契丹即按其罪，移牒安抚司，因命条约。”(66)甚至双方谈判共同解决边境部族归属的问题。
从以上的记载中还可以发现一点，即宋朝方面尤其是皇帝，在面对有对方背约迹象的边境事件时是相当从容的。“上封者言：‘契丹国主取十月于幽州受册，宜因辇运边储，以兵数千声言援送，且为守寨之备。’上曰：‘若此则自生事。’不许。”(67)“并代副部署石普言，契丹虽与朝廷和好，而私署唐龙镇来怀正官，信使不绝，渐违誓约，潜有侵轶，望令边塞设备。上曰：‘修好累年，北鄙宁静，不当自为猜虑。普止闻流言，不知国家大体耳。”(68)
相比之下，辽朝则没有办法做到如此从容。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听从王钦若劝诱，制造“降天书”事件，东赴泰山封禅，之前特意“命都官员外郎孙奭至境上，告以将有事于泰山。时议东封，六师必须从行，恐契丹不察，妄生猜虑，欲遣使谕言。……既而契丹报云：‘中国自行大礼，何烦告谕？其礼物虑违誓文，不敢辄受。’”(69)话虽如此，正在寻找机会一举解决高丽问题的辽朝还是深恐北宋此时背盟，“癸丑，河东转运司言，侦得契丹点集兵马，边民颇惧，望增屯兵。上曰：‘近北面亦言戎人闻国家东封，调发辇运，虑因行讨伐，率众坚壁，以打围为名，巡逻境上。且朝廷自与之修好，固无衅隙，若闻其疑扰，即骤增防兵，彼必愈致猜虑。’乃诏边臣率如常制，无得生事。”(70)在见到宋朝果真没有北犯的意思之后，辽朝才撤走增驻的边防军队。可以看到，与北宋相比，辽朝更为害怕对方撕毁和约，和平对辽比对宋重要的多。由此也可说明能令辽朝当初以国运做赌注发动澶州之战的东西，没有比和平更确实的了。
在稳下了北宋一面后，辽放手发动了旨在彻底迫使高丽屈从、甚至征服高丽的战争。统和二十七年，高丽康兆发动政变，“二月，大良君询即位。康兆废穆宗，寻弑之。”(71)新登王位的王询继续抗辽政策，“询又于鸭绿江东筑城，与来远城相望，跨江为桥，潜兵以固新城。”(72)辽朝以高丽弑君为借口，于第二年再次东征高丽，“十一月，契丹帝来侵，王幸罗州。”(73)“十一月乙酉，大军渡鸭绿江，……丙子，铜、霍、贵、定等州皆降。……二十九年正月乙亥朔，班师，所降诸城皆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霁乃得渡。”(74)此次辽圣宗亲自率领出征，虽然在战场上击败了高丽军队，但却无法统治高丽的土地。随后高丽向辽请和，而辽朝的回答是要高丽国王亲自赴辽，被拒绝后又要求高丽交出鸭绿江东岸的防御要地兴、铁、通、龙、龟、郭六州，“（开泰）二年，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地，未几还。三年，资忠复使，如前索地。”(75)谈判又一次破裂，从开泰三年开始，辽军连年入侵高丽，却始终无法击破高丽的防御。终于，开泰八年，辽朝十万大军深入高丽境内，迫使高丽答应了与宋断交并停止采用大中祥符九年改用的宋朝年号，而精疲力竭的辽朝也明白要征服高丽是不可能的，从而满足于高丽称臣入贡这种名义上的屈从，不再继续用兵，持续多年的辽丽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辽朝用尽力气艰难地进行着对高丽的泥沼战争的时候，北宋的态度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砝码。由于考虑到辽朝骑兵的弯刀近在眼前，而偏远的高丽却“贡奉累数岁不一至”(76)，尽管高丽尽力请求北宋的军事支援，宋朝仍然觉得轻启刀兵、劳民伤财不如保持和平，而假如辽深陷于高丽的话，“契丹或微弱，则愈依朝廷，必无负约之理”(77)，因此决定保持中立，婉言谢绝了高丽的请求。应该说，宋朝的这一决定对辽朝的帮助是巨大的，使其可以把大量原本用于对付北宋的军队调往高丽战场，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了对丽战争。
在和高丽作战的同时，辽朝也充分利用了对宋的和平状态，腾出手解决西北问题。从统和二十三年至太平十一年，在圣宗朝的后27年中，辽共进行了16次对西北蒙古高原诸部族和党项、回鹘的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是非常有效的，随后兴宗统治的24年里，周边部族安静了许多，在西北方向的战争总共只发生过2次，直到道宗朝才重新增加起来(78)。
可见，统和二十二年澶州城下的这一和约对辽朝是极为必要的，它是辽朝能够改善周边政治环境、维持统治稳定的前提；与此相比，每年三十万的岁币收入反倒变成为一种副产品了。
评价
在综合了各个方面之后，可以看出：澶州之战是辽朝为了换取同北宋的和平、及迫使北宋信守和约，而发动的一场以战迫和的战争。辽朝目的明确，为达目标甚至不惜冒全军覆没的危险。
平心而论，当辽军在澶州城下陷入危局的时候，宋朝是可战可和的。若战，可一举消灭辽朝赖以依靠的主力军队、乘势北上反攻，虽说以北宋的实力不大可能彻底灭亡辽朝，但借此机会收复幽云失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若和，虽不能如寇准所说“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此种要求纵使辽方一时迫于情势而答应，以后也决不会遵守），但是却完全可以达成一个互不割地赔款的平等协议，由于辽朝追求和平、转顾其他战略方向心情之急迫，和平是其开战的主要目的，能否从宋朝那里得到好处则要退居其次了，且此刻辽朝已经领教到宋军并不是一触即溃的豆腐渣，对于这样的平等和约应该是能够认真遵守的。
但北宋君臣上下却未能看穿表面上咄咄逼人的辽方所使用的障眼法，虽胜于战场之上，却败于讨价还价之中，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执意签订了对己不利的和约。与寇准同为宰相的毕士安就在朝中有人认为三十万岁币太多的时候说道：“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79)这番话不能不说代表了宋朝包括皇帝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这一对辽朝更重要的和约保证了其专心对周围用兵，相反却以宋朝的大额岁币为代价，可谓是辽朝外交的一大胜利。在宋朝来讲，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向敌国赠送钱财换取和平的极坏先例，“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80)，这种政策使宋朝君臣在心理上形成了花钱既可高枕无忧的传统，对宋朝后来在对外政策上的软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间接原因。
⑴《草原帝国》[法]勒内_格鲁塞
⑵《中国古代史》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⑶《辽史》卷八十一列传第十一_王继忠
⑷《东都事略》卷四十二列传第二十五_石普
⑸、⑹、⑿、⒀、⒃、⒄、(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七_真宗
⑺、⑻、⒅、⒆、(21)、(22)、(23)、(24)、(25)、(26)、(42)、(43)、(44)、(45)、(48)、(50)、(52)、(53)、(54)、(55)、
(56)、(57)、(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_真宗
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_仁宗
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四_真宗
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_真宗
⒁、⒇《宋史》卷七本纪第七_真宗二
⒂、(40)、(46)、(47)《宋史》卷二八一列传第四十_寇准
(27)、(28)《契丹国志》卷十三后妃传_景宗萧皇后
(29)《辽史》卷七十一列传第一_后妃景宗睿智皇后萧氏
(30)《契丹国志》卷十八列传_耶律隆运
(31)、(34)、(36)、(72)《宋史》卷四八七列传第二四六_外国三高丽
(32)、(33)、(75)《辽史》卷一○五列传第四十五_二外国记高丽
(35)《辽史》卷十二本纪第十二_圣宗三
(37)、(78)《辽史纪事本末》卷六_西北部族属国叛服
(38)《辽史》卷八十五列传第十五_萧挞凛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二_真宗
(49)《宋史》卷二九○列传第四十九_曹利用
(51)《契丹国志》卷七_圣宗天辅皇帝
(5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_真宗
(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_真宗
(6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_真宗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_真宗
(63)、(64)、(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_真宗
(66)、(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_真宗
(6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_真宗
(69)、(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九_真宗
(71)、(73)《高丽史》卷八十六_年表
(74)《辽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_圣宗六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_真宗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七_真宗
(79)《宋史》卷二八一列传第四十_毕士安
(80)《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