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理地区古国简介(不感兴趣请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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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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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错杂散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主要有白蛮与乌蛮。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7世纪70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

到南诏王皮逻阁时，渐次消灭其他各诏，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都太和城（大理市南）。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此后，南诏扩大了疆域。在其最盛时，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建立后，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794年，南诏出兵反抗吐蕃，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但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又激化，不断发生战争。830年底，南诏攻陷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统一后的南诏，社会迅速发展。

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法曹、士曹和仓曹，基本是沿袭唐朝地方官制。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其相称为清平官，决国事轻重。地方军政制度则有六节使、二都督、六睑。“睑”犹如唐之“州”。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凤迦异、异牟寻、异梦凑(寻阁劝)祖孙三代并以被俘的唐西泸县令郑回为师，后又任郑回为清平官。

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内。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不少工农业生产技术。

被俘的成都工匠在南诏传授纺织技艺，“自是南诏工巧埒（相等）于蜀中”。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蒙氏王族不仅提倡佛教，而且信奉三宝。丰佑母还出家，法名惠海。大理崇圣寺及三塔即为南诏时所建，至今仍矗立于苍山之麓。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自立为王，改国“大长和”。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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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

大理国是宋代以白族为主体在今云南建立的民族政权。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

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亦即段氏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

段思平传十二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四个月之后，善阐（昆明）侯高智廉命其子高升泰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正明。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升泰在位二年去世。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据《元史•；地理志》，‘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前期在此广大区域内设首府(大理地区)，二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银生、永昌、丽水、拓东、剑川）；二都督有时也称节度，因而共为八个，所以有‘云南八国‘之称。大理后期曾设置八府、四郡、四镇。八府是大理首府以外的善阐（今昆明）、威楚（今楚雄），统矢即弄栋（今姚安）、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腾越（今腾冲）、谋统（今鹤庆）、永昌（今保山）；四郡是东川(今会泽)、石城(今曲靖)、河阳(今澄江)、秀山（今通海）；四镇是西北的成纪镇（今永胜）、西南的蒙合镇（今巍山）、西部的镇西镇（今盈江）、东部的最宁镇（今开远）。后理国时，分封高氏子孙于八府，世袭驻守；四郡的统治者有高氏，亦有他姓。

大理的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其中彦赞为大理所增设。清平官下有‘九爽‘。

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桂海虞衡志》说：‘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峨眉进士杨佐到大理买马路过姚州时，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亦颇为发达，大理产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经贵州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颇有名。冶铁业水平甚高，云南刀‘吹毛透风‘，为南方各族人民所珍视。冶铜技术纯熟，工艺精巧。今存大理的铜佛像显示了冶铜规模的宏大和造型艺术的高超。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大理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东至戎州（今四川宜宾），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至交趾（今越南北方），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与中原贸易有四川、邕州（今广西南宁）两条道路。以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云南，对各族人民起了促进作用。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理、善阐、威楚、永昌等城市。善阐成为与祖国内外密切联系的枢纽。元代统一云南并建为行省后，即以之为省会。

大理王族自认是汉人的遗裔，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白）文。白文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的。南诏时已用于写作，但广泛使用则是大理时期。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盛行。大理统治者好佛，对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有深远影响。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据《南诏野史》载，大理段氏二十二传，竟有八人避位为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亦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其政权和宗教虽不能说完全合一，但界限几乎泯灭了。

大理三百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北宋初年，王全斌平蜀，大理奉牒庆贺。宋太宗赵徽时，大理首领百万(王)乞内附，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之朝贡者‘。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赵佶赐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大理国王。‘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置市马场，交易盛极一时。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大理人李观音得等到邕州议马匹交易，换回大量汉文书籍。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表达了大理各族与内地人民亲如一家的心情。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

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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