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苏联受命

醒来后，窗外已是阳光灿烂。王炳南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连忙示意我躺着，连声说：“巫山兄，我真是佩服死了！昨晚你还问中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今早就接到共产国际通知，昨晚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已攻占沈阳城。看来你是未卜先知啊。难怪人们说你是‘黄埔三杰’之首，躺在床上还能知天下事，果然厉害啊！”

我心里一惊：绝对不能让我的“特异功能”被别人察觉。于是嘴上敷衍着：“诸葛亮不出隆中而知天下三分，那时还没有报纸和电报呢！”接着我插开话题：“我昨晚想了想，不错，北伐时我是11军26师77团的团长，大家同在第一纵队，是有一面之缘。”

王炳南非常高兴：“看来你是完全康复了。等会科瓦廖夫医生和一批权威医学家要来给你作全身检查，如果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我又试探着问了几个关键问题，答案都令我失望。首先，除了“我”，莫斯科没有中国来的“不速之客”。其次，我身边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我原指望手提电脑和手机之类的现代化装备都没有来到这个时空。看来，我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了。幸好我的记忆还不错。

检查一切顺利。科瓦廖夫医生等表示我身体的机能和智力水平完全正常。王炳南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向医生、护士道谢后，乘车离开了这座我的身体已经躺了4年的医院。

王炳南安排我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住下。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金黄，正是深秋的景色。

阳光和熙温暖，但空气中已略有了寒意，冬天即将到来了。我舒适地躺在花园中一张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桌子放满了一大堆书和报纸。

我来到这座别墅已经一星期了。这段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报纸和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真理报》塔斯社的社论，王炳南也不时过来与我交谈。我不觉放下心来。没变，与历史上1931年的苏联和中国一模一样，自己不觉又多了几分信心。现在，该构思一下细节问题了。

下午，王炳南将我接去了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后改名高尔基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我知道，考验开始了。

在总部一间小办公室内，两位显然是高层领导的高大苏联人与我对面而坐，王炳南陪同。我只知道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有个米夫，见过他照片，这两人却不是米夫。我的俄语讲得极好，凑巧历史上蒋先云也精通俄语，曾到苏联作了半年翻译，倒也天衣无缝。我暗暗庆幸：当初为了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选修了俄语，否则今天就原形毕露了。

经王炳南介绍，这两人是库西宁和马基亚尔。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3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我记起来了，米夫现在应该在上海，给王明撑腰，是中国革命的“太上皇”。

库西宁和马基亚尔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早有所准备，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实际上都是些极左口号，自己就快恶心死了）。两人邀请我共进晚餐，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是十分满意的。

回到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别墅后，我期待着与苏共中央高层的见面。

9月28日，王炳南接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的人生成败再次一举。

由于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进入克里姆林宫穿过重重宫殿，我都无心留意周围景色。很快，我们进入了一个小会议室。

会议室很小，一张长桌子和十来把椅子。就座的人却把我下了一跳：

斯大林。

拿着烟斗的斯大林，就活生生地坐在我眼前。他个子很小。据历史记载，他身高仅1.64米，也不魁梧。但眼前这个人，那强烈的领袖气质、绝对的权威、深邃的眼神、显现出的钢铁意志力，使人觉得他十分高大，必须仰视。

我一阵晕眩，时空错乱的感觉又出现了。

“不要紧张，蒋先云同志”。最边上的一个人说话了。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入座，环视了一下。

苏共历史上最高层的领导人，原来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人，很多都坐在对面。

莫洛托夫（外交部长）、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三位是元帅，不过是1935年封的，现在1931年还没有军衔制）、曼努伊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5年才由季米特洛夫接任）。

还有一个人，眼神很阴险，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介绍才知道，是大肃反中杀人不眨眼的“契卡”负责人亚戈达。当然比起贝利亚来，他是小巫见大巫。那我这个“巫山”呢，是不是“中巫”？想到这，我已完全放松了。

在座职务最低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他首先发话：“蒋先云同志，斯大林和政治局领导想听听你对国际局势、**运动和中国形势的看法。”

我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当今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总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现在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陷越深，已经证明了伟大领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在作腐朽、垂死的挣扎了，很快就要灭亡！国际**运动的革命时机和**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苏联来说，我完全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全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赶超资本主义大国。托洛茨基搞机会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妄图放慢工业化步伐，这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必须对他们尽快审判！”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指标，而被斯大林定为反党集团，不过1936年大肃反时才审判，我在这里必须抢先表态。

“我深信，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将会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一举粉碎帝国主义，将革命的火炬点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说得好！说得好！”三位元帅情不自禁。毕竟是军人，性子直率。

“好，好。”莫洛托夫接着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就是你的祖国，你怎么看，蒋先云同志？”

好你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要是真的蒋先云在这，肯定被你害死了。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事变发生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为首要任务。

但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是盲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王明的做法，使中国**在国内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搞乱了工人和农民的思想，他们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居然把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使中国**陷于孤立。

要是真的蒋先云现在活着，以其军人的血性，肯定要表态打击日本、还我河山吧。如果这样就死定了。

现在是1931年9月28日，苏联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还未完全形成。我作为21世纪来的人，当然预先知道了苏共中央的决定。

“日本发动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我判断主要不是要侵占全中国，而是点燃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要将中国东北建成反苏战争的基地，伺机对苏联动手，灭亡苏维埃国家，实现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没有达到的目的。”

日俄战争，触到了苏联的痛处。苏联灭了沙皇俄国，却继承了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苏联也引为耻辱。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带队拜祭旅顺口日俄战争中阵亡俄军将士的亡灵，宣称：“给日俄战争报仇了。”就直接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

看得出来，我的这番言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都很意外。提到这个日俄战争，就搔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痒处。这就是我的中国功夫——点穴。一点就灵。

“因此，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负起责任，一切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可以提出类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说得太好了！蒋先云同志！”曼努伊斯基一下站了起来：“你有这样高的觉悟，真是想不到啊！”

斯大林平稳地发话了：“你对富农问题怎样看，蒋先云同志？”

又是一个陷阱啊，多少革命家死在里面了。“我认为，就苏联来说，当前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两条腿走路。富农是集体农庄最大的敌人，从长远看，必须予以消灭。近期看，可以先限制和剥夺，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当时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斯大林1933年才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我提前一年多就说出了斯大林内心酝酿已久的话。“至于中国国内，我听王炳南同志介绍，中央苏区现在搞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这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是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富农政策是**同志搞的，我为了迎合斯大林，现在迫不得已对伟大领袖“开刀”。

“你说得对，蒋先云同志。”斯大林站了起来，抽了一口烟。我看《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提到过，斯大林点燃烟斗并猛抽一口，就是他心情好的标志；如果烟斗中没有火，那就不妙了，就是雷霆震怒的前奏。现在他的烟斗烧得通红，看来是对我非常满意了。

“你对中国红军的军事战略怎么看，蒋先云同志？”发话得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西洛夫，开口不离本行。

“王炳南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的感觉是，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的是游击战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但现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成功。鄂豫皖根据地也取得了胜利。红军已经壮大了，已经具备了与反动派决战的实力，可以进行北伐那样的大兵团作战。虽然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过急，但现在的游击战术也过缓。我的意见，是先打下几个中心城市，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先取得胜利，积累经验后进入决战，争取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再与日本算帐，武装保卫苏联。”我记得历史上的1932年1月，**临时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你可是李立三的妹夫啊。”一旁阴冷的亚戈达突然冒出一句。

这点关系对契卡来说根本不是秘密，我也不打算隐瞒。“我知道，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我要与他划清阶级界限。”

“还必须与他妹妹离婚，脱离关系。”亚戈达补充说。“那是当然。”一般来说，蒋先云抛弃李祈欣对她肯定是重大打击，但我不是蒋先云，只是一个冒牌货，还是摆脱她好。

“如果由你指挥，你要怎样打下中心城市？”问的是布琼尼。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之前中国红军打不下中心城市，是因为缺乏重武器，不象苏联红军有大炮。我认为，攻城一是要勇猛，全线猛扑但又集中突破一点（我知道斯大林对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重视的），北伐时武汉就是这样打下的，加伦将军对此很清楚。”加伦即布柳赫尔，北伐时任苏军总顾问，指挥过攻克武汉。我目光转向他，见他点了点头。“还有就是进行坑道战，用大量黄色炸药爆破城墙和工事。红军中有不少矿工，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和水口罢工，那里懂挖坑道和使用炸药的矿工很多，也可以利用起来。”这里我一是突出我领导过罢工的工运身份，而是迎合斯大林对矿工的偏爱。当时斯大林正准备开展向矿工斯达汉诺夫学习的运动，我又搞个“提前量”。“我有信心，在中国大地上演保卫察里津、攻克彼列科普的光荣，锻造出一支象第1、第4骑兵军那样的精锐部队！”这些战例和部队，都是斯大林、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和布柳赫尔的骄傲。

“很好，看得出你是认真思考了的。”斯大林发话了，我知道他要做总结发言了。“你没有选错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布柳赫尔的名和父名，苏联人这样称呼时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为避免苏联人姓名之长，以后不再这样表述）。“共产国际的推荐也是正确的。”

布柳赫尔、曼努伊斯基、库西宁露出了笑容。显然，如果我一句答错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跑不掉。现在他们的宝是押对了。

“蒋先云同志，你的优秀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决定把你派回中国去，挑起中国革命的担子。”

“也许，蒋先云同志需要在苏联再学习深造一段时间，斯大林同志。”亚戈达出声试图阻止。果然不愧是契卡的老狐狸，没有被我搞晕，闻到了一丝不对劲。我有些后悔，也许，我的演戏过于完美了，以致有些不真实？但不管怎样说，契卡再厉害，也是不知道平行宇宙理论的，还有借尸还魂。

“不必了。蒋先云同志刚恢复记忆，只看了一星期的书，就有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堪称天才。”

我欲擒故纵：“亚戈达同志是对的，我也许应该再学习……”此时我早已归心似箭、早日回到祖国大展身手。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我了解斯大林的秉性，作出的决定是不轻易更改的。

“中国革命需要你。”斯大林一锤定音。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决定由基辅军区司令员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朱可夫推辞，斯大林就说了句：“总参谋部需要你。”看来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们决定派你回中国参与主持红军的军事工作。”伏罗西洛夫说。斯大林接着说：“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也很需要你去解决，但没办法，不能把你分成两个人使用。农村问题还是让陈绍禹多操心吧，**那套不行。”

陈绍禹就是王明。我连忙表态，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斯大林转向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你们派人和蒋先云同志沟通一下，按上述意见起草一份给中国革命的指导电报，报政治局后发给米夫。另外，叫他安排蒋先云同志抓军事工作。”

送我出门后，布柳赫尔快步走上来，张开双臂。“加伦将军！”我也上去与之热烈拥抱。尽管我是个冒牌货，但对布柳赫尔这个正直、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人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眼泪很快泉涌而出。布柳赫尔安慰说：“别哭！你躺了4年，我都以为没希望了，现在你能康复，见到老朋友，应该高兴才对！”

我已不自禁痛哭流涕了。加伦将军，你知道吗，再过7年，你就要被肃反掉了，而且死前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我是为自己无力挽救你的悲惨命运而痛哭啊！为了方便访问,请牢记bxwx小说网，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