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重返铁军
“一切皆如先云所料，宁粤和谈、蒋介石下野、陈铭枢入主行政院都发生了。我因谋划有功，得到陈铭枢无比信任，担当了十九路军参谋长，与蔡廷锴、将光鼐消除了芥蒂，得以全力着手淞沪抗战事宜。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与先云预测的时间一模一样！我仅有的余虑彻底打消了，先云（确切地说是另一时空70年后的蒋云翔教授，但我宁愿这样称呼他）的确神奇，我要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优势，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大展身手，实现一生的抱负。”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注：共和国成立后，同为开国元勋的蒋先云、叶挺双双隐退，随即撰写了秘密报告说明一切前因后果。该两报告只印了不到100份，作为最高机密存档。只有与历史大事件密切相关的共和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层人物才可看到，观者无不唏嘘不已。本文有关叶挺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特此说明）
船抵上海后，我与先云依依惜别，先云以防弹衣相赠，谓我北伐时常骑白马冲锋在前，太过冒险，现在我身份不同，肩负重任，要注意保护自己，亲眼见到共和国的建立。对此，我只有无言感激。
之后我从上海乘船抵达南京，于某天上午来到紫金山脚下一处幽静的山庄别墅前，对仆人说：“麻烦你向如公通报一声，就说老部下来访。”
如公就是陈铭枢，铁军的老首长。他字真如，一般人尊称其为如公。
陈铭枢是铁军的传奇人物。（以下资料凡1931年之后者均由先云告知，系他那个时空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后凡此均同，不另行注明）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铁军4军的师长，仗打得好。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1929年冬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进至长沙及以北地区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在衡阳取防御态势，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进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瓦解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据北伐时第4军的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在北伐时，陈铭枢的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至使这位长期与**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
进入客厅，一老人起身迎接。一眼看去，他原本刚毅的军人线条少了，两鬓已经斑白。与4年前相比，多了一份沧桑，也多了一份恬静。
“希夷，是你？”
“是我，老军长。”（陈铭枢担任过从4军分出的11军的军长，我曾任该军24师的师长。11军也称铁军，故我叫他老军长）
坐下后，我拿出见面礼：“老军长，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
“正宗凤凰单枞？这可精贵了。希夷，这，送礼好象不符合你性格吧。有事就直说吧。”
我知陈铭枢性喜饮茶，尤好凤凰单枞。这是我用先云送的瑞士金本票在上海洋行买的，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老军长，不瞒你说，我这次确实为出山而来。”
“唉，希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1927年第二次北伐后，你跟共党走，搞南昌兵暴和广州兵暴，蒋公暴跳如雷，对你全国通缉。后来听说你脱离**到了德国，生活清苦。蒋公多次相邀，许以军长之职，我也给你写过信，让你回到铁军来，你都没有回音。我和蒋公多次谈及你，都对你这位旷世名将就此埋没而叹息。现在我无官一身轻，说不上话了。希夷，你不要拜错神，还是去找蒋公为好。”
我微微一笑：“老军长，我这次不是为自己出山，而是为请你出山。”
“请我出山？现在我已经关门静养，师从欧阳竞无大师研习佛学，对尘世已经看淡了。”
“老军长，今一时彼一时。如果连年内战，我也反对你老军长出山。但现在国难当头，不由我辈军人退避三舍。”
陈铭枢是两广军阀中少有的拥护蒋介石的人物。但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逐渐转变为反蒋。我就是抓住这点来游说。
“不错，现在是日本人打过来了，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也不抵抗，大好河山落入夷狄之手。我多次请缨，要求率十九路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就是不许，把我晾在这里，我对他是彻底失望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老军长，你现在的资本就只有十九路军了。老蒋借刀杀人，将十九路军三次投入江西围剿红军。等到老本打光了，就会把你一脚踢开。”
“老蒋的手段我怎么不知道？我只是不忍心国家分裂。一国两府，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
所谓一国两府，是指当时国民政府分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蒋介石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搞“鸿门宴”，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会四名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四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广州政府则密锣紧鼓，准备北伐。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这就是当时一国两府的背景。
“老军长，现在一国一府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是指宁粤和谈？我听说老蒋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不知情形如何？”
“他们去是没有结果的。老军长，所以还得你出山。”
“我？”陈铭枢苦笑一声：“老蒋哪用得上我这个和尚。”
“老军长，此差使非你莫属。你的根基在广东，与老蒋关系又非同一般，是两边都瞩目和接受的人物。如我没有猜错，这两天老蒋就会派人来请你。”
“咦，对了，希夷，你在国外多年，怎么对国内动向这样清楚？再说我原来只知道你会带兵打仗，什么时候对政治感兴趣了？”
我掩饰过去：“这几年我也没荒废，在德国一个博物馆发现了一份周易的敦煌残卷，研习之下颇有心得，试之预测人和事，居然十有七八中，所以敢前来向老军长献丑。”
当时两广周易预测之风盛行，陈济棠请两个“神仙”占卜，一切以之为根据行事，闹出后来的“机不可失”的千古笑话；陈铭枢潜心佛学，对周易也有所涉猎。所以我用这点来获取他信任。
“哈哈，真的如此神奇？找个时间要和你切磋一下。不过希夷，照你这么说，是老蒋请我出山，而不是你。”
我会心一笑。他还是放不下政治，听说蒋介石要请他就按捺不住：“老军长，老蒋请你出山，恐怕不能成事。我请你出山，却定能成事。我算过的。”
其实历史上，蒋介石请陈铭枢调结宁粤纠纷，中间尽多曲折。但陈铭枢终达到目的，并就任行政院长，达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我“提前”获知，就是来给陈铭枢开个预期支票，做个无本买卖，以此作为晋身阶梯。
“老蒋都不行，你却行？希夷，你说来听听。”
“老军长，此次宁粤和谈，两边都指望你。但你想想，那是那么容易谈拢的？广州要老蒋下台，岂不要老蒋的命？老蒋释放胡汉民可以，权力却死不放手。所以老蒋请你出山，未必能够成事。”
陈铭枢半信半疑：“是吗？那你又有何妙计两边摆平？”
我大卖关子：“天机不可泄漏。老军长，你如果不信，到时老蒋请你出山、和谈僵住时，你再来找我，我自有解困难局的办法。”
“好你个希夷，出去几年就滑得象泥鳅，哪还象个军人？好吧，到时我再与你联系。”
不愧是军阀本色，摸爬滚打几十年，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过等我的预言兑现后，你就会来求我了。
不出所料，接下来一切都按照预定轨迹发展。两天后蒋介石派蔡元培和陈铭枢为正式谈判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并释放了胡汉民。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上海，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
广州非常会议则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黄绍竑、李文范、陈友仁等100余人的代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蒋记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
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后，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
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
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陈铭枢派人找到我，当时我正在上海著名的豫园品点心，不禁暗笑：“焦头烂额，想到我了吧。”
在霞飞路一个幽静的花园洋房内，我与陈铭枢再次会面。这次陈铭枢亲自出门迎接，边走边说：“希夷，一切如你所说，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老军长，办法有三。”
坐下后，陈铭枢亲自递上凤凰单枞：“太好了！希夷，我现在完全信你了，原本以为你有一条办法就可以了，如果有三条，那一定能成事。”
我心里一乐，趁机卖弄一下：“老军长，现在着急的应该是老蒋，不是你。”
“哦？”
“老蒋死抱住权力不肯下野，但他也有致命死穴，只要你一点就灵。”
“老蒋也有致命死穴？希夷，你快说说。”
“这个死穴以前是没有的，具体说是两个。一是九一八事变，他民心大失，这个领袖就当得勉强；第二个，就是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但现在半数中央委员都在广州，老蒋硬开这个会，根本没有效力。”
“不错，四中全会确实是谈判焦点，老蒋要在南京开，粤方要在广州开，怎么都谈不拢。”
“那就两边分别开。”
“分别开？那有什么用，谈判还有什么意义？”
“分别开，就是大家都同意各自召开四中全会，各分配一半名额，选出的代表互相承认，这个四中全会的问题就解决了。”
“嗯，这倒是个办法，只是行得通吗？”
“我算过，行得通。但这次和谈不要涉及老蒋下野的问题，就可达成协议。你是中间人，先解决和谈再说。”
“好吧，那以后又如何？”
“以后有两点。一是粤方要坚持不妥协，不惜摆出开战的架势，给老蒋发出明显的信号。在他们看来，你是老蒋的人。但你还是广东人，所以这次要全力支持两广，表明态度，取得两广信任。”
“那岂不得罪老蒋？”
“老蒋混不了几天了，你要趁热打铁，领导起国民政府。”
陈铭枢大惊：“希夷，这可是真的？老蒋真会下野？我怎么进得去南京政府？”
老蒋历史上确实下野了，你现在当然难以相信。“要老蒋下野，还得你烧一把火。打个比方，现在宁粤双方在天平两端完全相等，维持平衡，老军长你加到那边，那边就沉下去。”
“老军长，天下系于你一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希夷，你就别兜圈了！”
急了，研究佛学功力不够啊。“烧一把火，就可逼蒋退让。这把火，就是四届一中全会。”
“四中全会还没开，希夷你就预测到四届一中全会？”
“不错。老蒋对四中全会分别召开肯定不甘心，又会使出老一套，分化粤方。现在看来，他最可能拉拢汪精卫脱离胡汉民，汪精卫本来就是软骨头，经不起蒋拉拢。但他野心太大，最后老蒋也难满足他胃口。汪精卫达不到目的，一气之下，肯定又另立中央，那就是一国三分了。老蒋开不成四届一中全会之日，就是他下野之时。”
“好，但愿一切如你所说。那我怎么办”
“三家相争，渔翁得利。三家僵持不下，老军长你就是他们都能接受的选择，当可入主行政院。但行政院危机四伏，老蒋下野，肯定不交出兵权，他遥控指挥，随时可对你下手。你想想看，广东乃国民革命发源地，元老众多，老蒋最为忌惮，他用码头帮的黑招，先后软禁李济深、胡汉民，到时使起性子来说不定动兵囚禁你。所以你要利用有利时机，要求调十九路军前来京沪驻防，一可护卫安全，二可摆脱打红军消耗掉实力，一举两得。其他如汪精卫等也怕老蒋暗算，定会支持十九路军驻扎京沪。”
“希夷，前面分析还有根有据，这驻兵京沪就太过了吧。你也说，老蒋死不放兵权，南京乃国民政府所在，上海乃江浙财团所在，是老蒋的钱袋子，怎么肯让我驻兵？那不是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相信我就是了，老军长。”
“好，就信你一回。真如你所说，我不会亏待你，你提出任何条件，我都会为你办到。”
一切都会这样发生的，老军长。
因为，这都是先云告诉我的。
历史，就这样沿着固定的轨迹发展下去。
在陈铭枢穿针引线下，李宗仁、陈济棠坚决要求“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宋子文给了汪精卫一笔钱，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失去汪精卫，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四大”闭幕时，胡汉民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931年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则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汪精卫也凑热闹，假借上海法租界召开了又一个“四大”。
三个国民党“四大”的闹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将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清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尽管期间转折反复，但陈铭枢在我的不断指点下，统筹全局，左右逢源，终于得以就任行政院长，达到仕途最高点。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陈铭枢在我授意下，坚持调十九路军驻扎京沪，得到中委一致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将嫡系部队调离京沪（仅保留第5军），由十九路军接防，陈铭枢兼任京沪警备司令。
陈铭枢做梦也想不到有如此成就，不禁对我敬为天人，要答应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只要求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当时的将领都喜当军长、师长，一则兵权在手，二则可截留军饷。参谋长有职无权，但我选择这个职位，正是可通观全局，发挥战略谋划的长处，而师长就做不到这一点。再说，陈铭枢一时性起给我个师长不难，事后多少会后悔，到时难免尴尬。
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陈铭枢如日中天，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想拖一下，借口我曾为共党等。陈铭枢严词指责，说我脱离**已众人皆知。何应钦扛不住，只得下任命的命令。陈铭枢还觉我要求太低，又赠我大批金银，这对我还有大用，就照单收下。我还要陈铭枢对我的“周易预测学”保密，对外只说我分析精到等，陈铭枢满口答应。就这样，迎来了1932年的元旦。
新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新年除夕这晚，陈铭枢在上海大世界共和厅举行盛大的新年晚宴，除上海师长吴铁城等各界政商名流外，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全部与会。其中，有总指挥将光鼐、军长蔡廷锴、第60师师长沈光汉、第61师师长毛维寿、第78师师长区寿年，淞沪警备区司令戴戟、副司令黄强（均由十九路军派出）。此外，还邀请担任南京外围警卫的第5军将领与会，有军长张治中、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俞济时以及旅长孙元良、宋希濂等。将领中多为黄埔精英、北伐名将，是浴血并肩战斗过的，故气氛十分融洽，一时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但不各个如此，黄强就似乎比较郁闷。他原是十九路军参谋长，平白被我夺了职务，自然有看法。
离开祖国4年后重返的我自然成为焦点。陈铭枢当然对我赞不绝口，众将领与我大都由北伐袍泽情意，都盛赞北伐名将回归，必将使铁军精神发扬光大，铁军将更上层楼等。
将光鼐感叹道：“希夷一来，铁军如虎添翼，我希望政府能团结一心，让十九路军再度北伐，驱逐倭寇，还我东三省。”
蔡廷锴也说：“十九路军打了几年内战，而且都是铁军自相残杀。先与张发奎的4军三度交战，3月前在高兴圩与共军的红4军又大打一场，红4军也是北伐铁军分出去的，取名4军也是为了延续铁军传统。交战的原为北伐同壕战友，不料竟成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
高兴圩之战的情形，先云已与我讲了。红3军团附红1军团红4军，向十九路军发起猛攻，国共双方的铁军迎头相撞。红4军11师的师长曾士峨把全师的排长以上干部集中起来，步枪都上了刺刀，亲自带领冲锋，终于击溃十九路军，曾师长也壮烈牺牲。蔡廷锴自己对这场血战是这样说的：“敌以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这里军官队应指4军用排长以上军官冲锋的队伍）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发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情况危殆万分，欲自杀以殉……”
这一仗，十九路军伤亡3200多人，是过去从未遭受过的重大的损失。但是，红4军损失同样惨重，只好撤编了红12军，把34、35师编入红4军，同时把红22军64师（粟裕师）也编入了红4军。红3军团也遭重创，红4师的师长邹平也在此战中牺牲。后把红8军番号撤消，把原8军8师的人员补充到3军团其余3个师里。这一仗，红军两名师长阵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血战，也可见十九路军战力之强。**将这一战引为生平五大败仗之一。可惜先云来迟了，否则定可制止这一战。
戴戟激动地说：“高兴圩之战后我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蔡军长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3万官兵宣誓，决心从此‘不再**、一致对外’。现在全军官兵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奔赴东北战场。”
张治中说：“九一八之后，我就收到何香凝女士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女士要我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时我确实是感到无比羞耻啊。现在好了，政府一统，我想不久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当可再次并肩北伐，再创大革命的辉煌！”
他又转向我说：“希夷，如公说你对局势分析精辟入微，无有不中，不知你对当前时局有何见解？”
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诸位均提到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再度北伐，驱逐日本。在我看来，再度北伐恐怕遥远。蒋公虽然下野，但兵权、财权都在他手里。何应钦天天催军饷，宋子文又把财政部搬空，陈院长你是焦头烂额吧。蒋公和何应钦都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要打的是红军（因我曾为**员，称红军他们也不觉刺耳）。现在国民政府无兵无钱，北伐东三省谈何容易。”
众人掩饰不住的失望，但也知道我说的是实情。我话锋一转：“但眼前，就在上海，即将有一场与日军的殊死之战！诸位是否真心报国杀敌，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我指的当然是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松沪抗战。但现在是1931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离开战还有近一个月，没有一点征兆，他们当然是一头雾水。
“日本在上海开战？恐怕不会吧。这里是各国租界所在，不比东北，日本再狂妄，也要顾及国际舆论吧。”说话的是黄强，处处与我抬杠。
我轻松一笑，胸有成竹：“日本当然会颠倒黑白，说是中国首先挑衅，耍起赖皮。我判断日本将在上海大战，根据有三。一是日本陆海军争权夺利，陆军一个月就占领东三省，海军分外眼红。现在上海驻有日本海军数千陆战队，所以日本海军肯定有大动作。二是日本企图在东北成立伪政府，现在准备抬出张景惠，不久后肯定把溥仪摆上台，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但现在东北全世界瞩目，国联准备派出李顿调查团，日本为顺利成立伪政府，定将在其他地方搞事，引开国际舆论注意。我判断，最大的搞事地点就在上海。三是上海乃中国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城，日本在此开战夺取我上海大量利益，旨在打击我政治、经济、军事，事后可以此为筹码，以退出这些利益为条件，换取我承认东北伪政权。日本判断上海乃我国重心所在，国脉所系，到时定当忍辱退让。”
“啪”地一声脆响，后面有人摔烂了酒杯高喊：“决不退让半步！”
我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后面站满了军官，看来是我这围的谈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聚拢了来。摔酒杯的，是十九路军78师的师长区寿年。我知道他是血性军人，抗战中杀起日本人来毫不含糊，暗暗点了点头。
“以希夷所见，那我上海当作何准备呢？日本人要动手的话，可有征兆吗？”说话的是上海市长吴铁城。他听说要在他的城市开战，自然高度紧张。
我必须卖弄一下，树立威望，以利于以后的工作。现在周围都是黄埔和铁军的精英，我必须取得他们绝对的信服：
“日本在上海动手，征兆也有三。”
看到周围人几乎屏住了气，我才悠悠地说：“一是占领锦州。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日军已抵达大小凌河，占领锦州只是几日的事。占领锦州，就封住了东北门户，东北事实上与关内隔绝了，日本人就要组成伪政府了。我分析，日本占领锦州后的一个月内，就会在上海开战，根据如前述。二是日本人为制造是我国先挑起事端的借口，当利用汉奸打伤在上海的日侨搞栽赃，再发动浪人示威挑衅，这也是其一贯做法；三是日本以保护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向上海增派陆战队。日军在上海的陆战队现在只有几千人，而我京沪驻军数万，且全为精锐，日本人是不敢冒险的。为有把握，其陆战队当增至万人以上，才敢开战。如出现以上三个征兆，上海大战就在指日间。综合判断下来，上海这场大战的开战时间，当在1月底，不会超过2月份。我判断，这场大战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但我的判断未必准确，诸位千万不要宣扬，要保密，更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否则给日本人以口实。”
我一席侃侃而谈，镇住了在场所有人。吴铁城汗如雨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5军的将领均神色凝重，显然感到大战的压力。几位血气方刚的师长、旅长刚要发作表抗日决心，就被上级用眼光压了下去。由于气氛不对，整场新年除夕晚宴就此而散。人们心情沉重，有的人感到压力、惶恐，但更多的人则是兴奋、期待……
进入1932年，我立即在将光鼐、蔡廷锴的全力支持下，进行战备工作。首先，我认为十九路军驻军太分散，沿京沪铁路驻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等地，我将其力量尽量靠驻上海，主要充实驻上海市区的区寿年的78师，其余尽量靠驻京沪铁路，以随时增兵。同时，在京沪一带发动征兵，以充实高兴圩一战惨重的损失。我建议叫黄强负责，操练新兵。此人与我已存芥蒂，我必须调开他，他练兵有一套，就发挥其所长。
最重要的，则是通过陈铭枢，向何应钦索要军械。开始还比较顺利。毕竟十九路军高兴圩一战重创红军主力，替党国卖了死力。何应钦找不到借口，基本补充了十九路军轻兵器的损失。但在索要高射炮和平射炮时，却遇到麻烦，何应钦百般推脱，就是不给。而这些，又是对付日军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必须的。
我当然知道高射机枪和平射炮的重要。按照历史，尽管十九路军拼死奋战，还是吃了日军飞机和坦克的大亏。我也知道，按照历史，十九路军遭何应钦玩弄手段，最终没有得到高射炮和平射炮，被迫以血肉之躯肉搏日军钢铁。但我可以改写历史，因为先云早已想好了办法。
见到陈铭枢后，他为难的说：“希夷，确实没有办法，不管我说了多少好话，何应钦就是不给。”
历史上，陈铭枢因为刚踞行政院长高位，患得患失，不敢过分开罪蒋介石、何应钦，在十九路军的军火供应上不敢坚持，以致十九路军缺乏重武器。你陈铭枢贪恋权位，害了部下，其实不管你怎样蒋介石都可很快把你搞下台，我只有在你还在台上时，充分利用你的资源。
“何应钦不给重火器，我早有预料。但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我有上中下三策，供院长参详。”陈铭枢好象很在意行政院长这个职位，我就院长称呼他，他果然很受用。
“下策，十九路军负有保卫京沪重地之责，当然有权支配这一线的军械装备。仗打起来，可以发动官兵去军械库强行索要，搞得何应钦不安宁。”
“这，似乎有违军纪吧，冲突起来不好看。”
“中策，何应钦这个军政部长，位居你这个行政院长之下。他若不肯给，你可用院长身份压他，还可联合其他元老和部长，暗中放出撤换他的风声，给他施加压力。”
看着陈铭枢为难的样子，就知道他的想法。
“上策，则是设立特务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
历史上这个特务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几天后。我做个无本买卖，来换回重武器。
“不错。蒋介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暗中指使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纷纷辞职，架空国民政府。现在新政府的内政、外交均陷窘境，院长你一筹莫展吧。”
陈铭枢点头称是。
“蒋介石企图看新政府的笑话，等你们收拾不下去了，自会请他出山。你们偏不请他出山。你联合孙科、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他们，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只要撑下去，老蒋看到实权逐渐旁落，就会坐不下去。”
历史上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介石看来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再行坐视，亲自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可见他对这个特务委员会是非常重视的。
“那又如何？”
“然后院长你开出筹码，只要何应钦拨出重火器，你就可着手拆散特务委员会，不给老蒋制造麻烦，并暗示支持他出山。老蒋权衡利益，肯定会要何应钦拿出军火。”
这个上策陈铭枢倒是乐意采用的，很快就付诸实施了。
陈铭枢惯于左右逢源，这次通过特务委员会确实达到了目的，何应钦乖乖地拿出了重武器。不过，陈铭枢反复无常，开罪了孙科、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他们。我不管那么多，你陈铭枢仕途差不多到头了，毕竟重武器要紧。但心里也一阵心酸：中**人装备武器保卫国家、打击侵略者，居然如此艰难，难怪日本人敢这样欺负我们！
我在南京汤山军械库看到这批拨给十九路军的重武器时，不禁吃了一惊。蒋介石急于出山，看来逼何应钦拿出了仓底货。3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这种高射机关炮，与瑞典生产的博福斯高射炮一样，是二战期间最优秀的轻型高射机关炮，对付当时日本慢速的双翼机是足够了。50门德国制造的37毫米平射炮（就是反坦克炮），这种炮二战中名声恶劣，因为根本对付不了法军B1、苏军T-34型中型坦克，反而给压成废铁。但对付日军的小乌龟坦克，还是绰绰有余。20门德国制81毫米迫击炮，杀伤步兵颇为有效。所有火炮，均配备2－3个弹药基数。我知道打起来仗来就没有弹药补给了，但有多少算多少，叫十九路军组织炮兵尽快熟悉这批重武器，重点安排给驻上海的78师，以及作为总预备队的61师。这都是历史上十九路军没有的，我感到对重创日军又多了几分信心。淞沪这一战我一定要打好，将北伐名将变为抗日名将。
我很清楚，十九路军届时面对的，除日本陆军和陆战队外，还有飞机轰炸和军舰重炮轰击，也就是遭受海陆空立体火力打击。按照历史，淞沪开战后，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不准海军参战，不准空军轰炸日本军舰。这些事，我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不会坐视日本海空军猖狂（二战时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而是分属陆海军，称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这里只是简便称呼）。
我再次找到陈铭枢。这时他的行政院长的职位，已经被孙科所代替。我为继续博取他信任，略微提前告知了他，并称无法可想，我曾是中山先生和庆龄女士的警卫营长，怎么也不能与中山先生的儿子和庆龄女士斗。他毕竟是代理院长，孙科一到就得走人。陈铭枢也知道无力改变，没有勉强和怪罪于我，但比较落寞。
“老军长，我这次为海军的事而来。”
“海空军都抓在何应钦手里。我探过陈绍宽、周至柔的口风，他们都表示打起来除非何应钦下命令，否则爱莫能助。”陈绍宽、周至柔分别是海、空军总司令。
“中央海空军指望不上。我指的是广东方面。”
“广东方面？只怕更难吧？”
现在广东当政的是陈济棠。他是陈铭枢的死对头，将陈铭枢逼出广东的就是他。
“空军在陈济棠手里，当然无法可想。但海军却可有所为。”
我指的是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也与陈济棠闹翻了，率军舰出走海口，靠海军割据海南岛，是当时中国极少见的“海军军阀”之一（另外的还有割据青岛的沈鸿烈）。他当时拥有“中山”、“飞鹰”、“江大”、“坚如”等舰艇。“中山”、“飞鹰”是驱逐舰，其中“飞鹰”号驱逐舰是中国海军至今为止唯一的一艘四烟囱的战舰，德国制造，当时中国海军驱逐舰中除“建安”、“建威”以外排名第三，也是陈策手中和“中山”舰并列的最大战舰。“江大”、“坚如”为鱼雷艇。历史上，这些军舰多被陈济棠派飞机于1932年中炸沉（当时陈济棠悬赏，炸沉一艘军舰赏一万五千大洋。1941年珍珠港事件让人们看到飞机攻击军舰的巨大作用，而陈济棠10年前就这样做了）。与其让这些军舰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与日本海军血拼一场。我知道陈策是力主抗日的，应该不会反对。失去这4艘军舰，他还有实力割据海南。另外，作为补偿，我许诺送他一场富贵。
我把利用陈策这4艘军舰的想法告诉了陈铭枢，要他通过多年老友的关系，通过电台与陈策联系。陈铭枢将信将疑，但答应一试。
不出所料，陈策很快回电，表示如果抗日将全力支持，4艘军舰可开赴上海一带归十九路军调遣，并以欧阳格带队。欧阳格是当时中国海军头号鱼雷作战专家，他的到来又使我多了几分胜算。我要求欧阳格率4艘军舰于1月23日左右出发，秘密驶抵舟山群岛一带海域，隐蔽待机。
日本人绝对料不到这一点。自称无敌的日本海军，等着尝尝中国海军雷击作战的威力吧！当然，我清楚，打起来这4艘军舰将有去无回。但在抗日的疆场上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吧！
备战工作一切都紧张而有绪地进行着。我估计，到1月28日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将完成七八成的战备，比历史上强多了。淞沪抗战的战绩和辉煌，当远远超过历史。
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方便访问,请牢记bxwx小说网，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