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铁军

铁军是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北伐的部队。第4军组成于1925年秋，其前身是粤军第1师。1师是1920年11月，孙中山到广州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后组建的。当时，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已扩充达4－5万人，但成分复杂、内部不稳。孙中山派粤军参谋长邓铿选素质较优的军官组建第1师，并兼任师长。邓铿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他励精图治，用进步的军事知识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训练士兵，使第1师成为比较有政治觉悟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批由邓铿选配的各级军官如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叶挺、蒋光鼐、黄琪翔、蔡廷锴、陈济棠等，大都是有文化、有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的人物。粤军第一师成为支持孙中山的主要武装之一。

这时期，孙中山主张北伐，邓铿拥护。但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1922年3月邓铿被暗杀。陈于同年6月发动武装叛乱，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指挥一部分海军在珠江勘乱，并令北伐军回师讨贼，继于1923年1月，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讨陈，第1师起义响应，参加讨陈，随后又讨伐沈鸿英。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随后，又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为组建新军及整编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经过两次东征及南征战役，消灭陈炯明、林虎及邓本殷部，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9月，将所统辖部队整编为三三制的6个军（1－6军）。这次整编的特点是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规定军队不拉夫，不筹款，不扰民，军人不准嫖赌抽大烟，进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与反军阀制度的教育，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各团、连设政治指导员。各部政治工作人员多由**员和左派担任。如第1军之周恩来（周在此之前就是黄埔军校及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第2军之李富春，第3军之朱克靖，第4军之罗汉、张善铭（后），第6军之林伯渠等。1926年夏北伐军出师前，又建立总政治部，以左派杰出革命家邓演达为主任。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政治素质大大加强，成为具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由粤军第1师扩编而成的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可钰任副军长，罗汉（**员）、张善铭（**员）、伍朝枢（国民党左派）、廖乾五（**员）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0、11、12、13共4个师。这支部队不仅保留了粤军的精锐，又从黄埔军校补充了一批具有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官佐，更为重要的是，部队中有一大批**员起模范作用，全军上下，士气奋发，斗志昂扬。北伐时，军长李济深率第11师和第13师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第10师、第12师（欠第34团）和叶挺独立团作为前驱。因此，所谓铁军，是指参加北伐的第10师和第12师及独立团。

称为铁军的第10师和第12师共有５个团。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员）。辖28团，团长蔡廷锴；29团，团长范汉杰；30团，团长戴戟。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35团，团长缪培南；36团，团长黄琪翔（还有34团，团长许志锐，当时留守琼州，北伐军攻下武昌后，该团归还第12师建制）。叶挺独立团归12师指挥。

独立团是中国**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其前身是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它是由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建议建立的。在筹建中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选派徐成章、周士第、廖乾五、赵自选、曹汝谦等**员去工作。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全部并从黄埔军校抽调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为34团，以后改称独立团。该团连以上干部大部分是**员，班排长也有一些是**员，团成立了**支部，支部成员又是团的主要指挥官和部队中若干军官，党的方针政策可以直接贯彻。1926年5月，独立团即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在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时，周恩来曾亲作动员，要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起先锋和模范作用。独立团在向湖南、湖北进军中，真正起了这种作用。过去有一种说法，似乎铁军就是指独立团，这是不正确的，但独立团的确是铁军的拳头。

（二）铁军之名

铁军，意谓有战斗力的军队，它冠之于第4军，是因为它在北伐战争中有辉煌战绩。

北伐战争初期，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向两湖、江西、福建进军。第4军在两湖战场作战，这是当时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这里有第4、6、7、8军以及第1军一部，而以第4军打得最好。1926年5月，第4军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途中接唐生智告急电，叶挺未待后续部队到来，即于6月2日进到湖南安仁县城，应援在敌重兵攻击下开始溃退的第8军第29团。经两三天苦战打垮谢文炳独立旅4个团和赣军2个团，解安仁方面唐军之危，并粉碎了敌人占领湘南的企图。初战告捷，开北伐胜利的先声，使第4军主力及其它部队进入湘南后迅速展开，一举突破渌水防线，打败数倍反扑之敌，攻占醴陵，其它各部，齐头并进，敌人全线败退。北伐军攻占长沙。8月，4军又攻打平江，突破敌人汨罗江防线。在湖北境内，第4军攻破号称天险的武汉南面门户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奠定了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8月31日至10月10日，第4军各部队又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此役俘获守敌湖北督军陈家谟、守城总司令刘玉春以下万余人，完全打败了最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武昌克复，第4军又以主力进至江西，击败军阀孙传芳主力一部于赣北之马回岭，截断南昌至九江敌主要后方联络线，利于右翼军之攻下南昌。至此，第4军半年时间，奔驰数千里，转战于湘鄂赣三省，经历了7个重要战役，其战绩之辉煌，为诸军之冠。1926年11月下旬，第4军从赣北凯旋武汉，各界联电致贺。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把在汉阳兵工厂特制的一面铁盾赠给第4军。这面铁盾下面铸有“铁军”二字，上款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铁盾背面有一首四言题辞，全文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催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此题辞概括了铁军之名的来历和含义。

铁军，最先是群众叫起来的。1927年初《四军周报》第8期上有一篇题为《听副军长训话后的感想》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同志在朱师长叶副师长就职那天说：‘第四军是铁军，完全是民众说出来的，民众已十分认识第四军是他们的军队’。”至于铁军之名兴起的时间，大约在1926年9、10月间。1926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第四军前方破敌志要》中提到，第4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洋溢于湘鄂间。”从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武昌城未攻克之前，第4军就已被湘鄂人民称为铁军了。而铁军之名见诸于报端被广为传颂，则是在9、10月间。据查，1926年9月15日、30日和10月7日、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都有报道介绍铁军。看来，铁军之名是四军在湘鄂之间行动中传扬开的。

（三）两次整编与一次高中级军官调整

铁军自北伐以来，有过两次较大的整编和一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

第一次是1927年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武汉政府将原来的2个师，扩编成2个军。第4军名义保留，仍以李济深为军长，留守广州，副军长陈可钰因病离职赴上海就医，由张发奎升任副军长，廖乾五为政治部主任。指挥前方的第12、25两个师。第12师师长黄琪翔，副师长廖培南，下辖34团，团长许志锐；35团，团长马少屏；36团，团长李汉魂。第25师师长朱晖日，副师长叶挺，下辖73团（独立团改编），团长周士第；74团，团长张弛；75团，团长开始由叶挺兼，后为李江。另由第4军分出一部扩编为第11军，由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徐名鸿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0、24师及由归顺国民革命军的黔军杨其昌部改编之第26师。第10师师长蒋光鼐，副师长范汉杰，辖28团，团长黄质胜；29团，团长张世德；30团，团长范孟声。第24师师长戴戟，副师长蔡廷锴，政治部主任陈兴霖，辖70团，团长古勋铭；71团，团长毛维寿；72团，团长许继慎。第26师师长杨其昌，副师长吴仲禧，辖76团，团长沈久成；77团；78团。

在整编后两个多月，铁军高级军官发生分化，随即进行组织上调整，这次调整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北伐军攻下南昌后，曾经为北伐战争作出贡献的蒋介石开始了军事独裁，反对工农运动，并企图将由广州赴武汉的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抑留南昌，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3月底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勾结愈益紧密，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

武汉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左派和**员合作下发起了“党权活动”，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武汉及两湖党政军群，纷纷卷入了这一汹涌澎湃的洪流中，铁军官兵也是如此，但其中一些偏右的高级军官却离开武汉，跑到南京蒋介石那边去了。第11军军长陈铭枢、第10师师长蒋光鼐、第24师师长戴戟，还有一些团长都离队而去。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就对铁军的高中级军官，进行了一次调整。张发奎升任第4军军长，黄琪翔升任副军长。第11军军长由张发奎兼。第10师师长由蔡廷锴升任，下有28、29、30团；第24师师长以叶挺升任，下辖70团，以左派古勋铭为团长，71团以刘明复为团长，72团仍以许继慎为团长；第26师编制未变，新编77团以蒋先云为团长。这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不少**员和左派掌握了指挥权，对促进铁军的团结统一有很大意义。由于陈、蒋、戴等政治上孤立，擅自离职，所以调整得很顺利。

1927年4月，奉系军阀部队由张学良率领进入河南，沿京汉铁路南下，威胁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举行讨奉战争，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第4军和第11军组成第1纵队（贺龙率领之独立第15师亦列入第一纵队序列），在张发奎指挥下，协同其它部队，北进讨奉。叶挺留武汉担任卫戍司令，所部第70、71团随军北伐。在河南战场上，除第4军、第11军外，还有唐生智的第8军、第35军、第36军等，打得最好的还是第4军和第11军。当时，这两个军都叫铁军。5月中旬，在上蔡之东、西洪桥与奉军前锋赵恩臻之第11军大战，以3天苦战将其全部击溃。追至逍遥镇，前锋独立第15师又击败奉军为掩护上蔡败退而进行局部反击的部队。张学良率主力增援，进到临颖，构筑工事并收容溃兵再战。第1纵队乘胜于28日攻打临颖，从东、南两面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克复临颖，但铁军伤亡很大，特别是新编的第26师76团损失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77团损失五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此役击溃了奉军主力，铁军又立下了辉煌战功。第二天，张发奎、徐名鸿、吴仲禧集合26师（含71团）部队讲话，张对所部在上蔡、临颖打得英勇，表示钦佩，还特别指出：“这一仗证明第26师也是铁军！”同时对蒋先云的牺牲致痛惜之意。6月，4、11军凯旋回武汉，市民热烈欢迎，墙上贴有“铁军钢矣！”的赞美标语。

第二次整编是1927年6、7月间，北伐军于6月初打下开封、郑州，张发奎部回师武汉。不久，成立第2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郭沫若任副党代表、谢膺白任参谋长，吴仲禧为副官长，辖第4、11、20军（由贺龙独立第15师扩编而成）。第4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第12师，师长缪培南；第21师，师长富双英（这个师原为奉军的1个旅，河南大战时奉军主力溃退，该旅困守上蔡，被第25师包围，后投归国民革命军，武汉整编时，编为21师）。第25师师长李汉魂，73团团长周士第，74团团长黄世途，75团团长李江。第11军军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辖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24师，师长叶挺，参谋长徐光英，政治部主任陈兴霖，70团团长古勋铭，71团团长欧震，72团团长史书元（许继慎打夏斗寅时负伤，由史代团长）；第26师师长许志锐，76团团长沈久成，77团团长胡公冕（**员）。第20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辖第1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2师，师长秦光远；第3师，师长周逸群（这个师刚组建，只辖1个团，团长为党员傅维钰）。另有一教导团，团长当时为**员侯镜如。

这两次整编，使铁军得到大的扩大。主要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在发展时期。两湖地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就有相当好的群众工作基础，尤其是工人运动。铁军的声名，更能吸引广大工农参军。安源和水口山的革命组织，又有计划地送青年工人去参军，如原北京军区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唐延杰及不久前去世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等，都是那时参军的。铁军出发时，官兵多属广东籍，到了两湖，除大量补充减员外，还扩大建制。有些团队，几乎全是两湖籍。他们有相当高的觉悟，一到铁军就和老兵结合起来，很快熔成铁了。如72、76、77团等都是在二期北伐前不久成立的，一上战场，就和老队伍一样，临颖大捷后，立即得到全军的好评，也得到张发奎的赞许。可见在革命熔炉中，光荣的革命事迹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感召力之大。后来的红军，也是老兵带新兵，老铁军带出新铁军来。这就是继承与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结果。

（四）铁军三分

正当北伐战争达到**的时候，国民革命军阵营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党；5月中旬，夏斗寅独立第14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革命政府；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政变（史称马日事变）；6月上中旬之交，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反对工农运动。7月15日，一直打着“左派”旗帜的汪精卫等在武汉决定**。一连串的事变，使中国上空阴霾四布，大批**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开始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焰还在继续燃烧。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讨论并同意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要是第2方面军中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及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500－600人。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中各派势力分道扬镳，铁军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一支是由**员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有第4军25师2个团（73、75团）和第11军24师3个团以及贺龙部的第20军6个团。南昌起义后，这支部队南下广东，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土地革命旗帜下，于赣南击溃蒋介石北路军钱大钧部及广西前来堵截起义军的黄绍竑部，顺利地到达东江之潮州汕头一带。但主力部队第24师于汤坑战斗失利，损失很大，仅剩千余人枪，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进入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继续战斗。第25师由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10月3日也遭强敌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余部由朱率领，转战粤赣湘边。20军溃散。

另一支是蔡廷锴指挥的第10师3个团。本来这支部队中，我党的力量也不小，其中第30团团长以下军官很多是**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部队**产党员的职务，率队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参加新军阀混战。说到蔡廷锴的行为，不能不联系到陈铭枢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北伐出征时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28团团长。以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为军长，蒋、蔡分任下辖之第10、24师之师长和副师长，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和袍泽关系。“党权运动”中，陈铭枢、蒋光鼐离开铁军，到南京去了。蔡廷锴虽未出走，但于陈、蒋在思想感情上是一脉相承的。陈、蒋、蔡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在革命中显示出了两面性。他们在广东战争和北伐第一期是积极的，当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运动进入**时，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发展，先是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倒向蒋介石，后是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脱离革命。这支部队在以后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第三支是张发奎的部队，当时还保持第4军的番号。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后，宁汉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争夺正统而展开了激烈斗争。“七一五”以后，汪精卫尽管撕下革命的伪装，但没有停止反蒋。当时革命阵营分裂为三大势力：以**员为代表的真正革命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所谓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右翼）。此时，张发奎尚在这三者之间犹豫观望，他倾向于汪精卫方面，但也表示反对压迫工农革命的唐生唐生智。南昌起义前，张发奎借东征讨蒋之机，移兵九江、南昌，窥测政治军事气候，似有南下广东，割据一隅之意。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第2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有人主张要追赶叶贺军。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放叶贺到东江，我们则以“援师”为名，趁机返粤。此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追赶叶贺军，率部南下广州。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去潮汕同南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打李济深，至少分化要迟一点。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想争取张发奎，继续承认他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他是7个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他们未到职前，分别由贺龙和叶挺代理。暴动第二天，贺龙、叶挺曾分别电告张发奎。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留在革命阵营里，也可以避免这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铁军分裂。但张发奎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他等待观望，不过是为拥兵自重寻找机会。因此，当政治形势明朗化后，他即**，并在汪精卫“护党救国”的旗帜下作新的军事投机。

（五）铁军的结局

铁军三分后，各走各的路，最后的结局也迥然不同。

先说张发奎的部队。张部回粤，是要把广东作为重新起家的根据地。但广东这时为李济深、黄绍竑所控制，张与李、黄为争夺广东明争暗斗。1927年11月2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乘李济深赴沪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之机，发动了广东事变。12月11日，我党在广州举行暴动，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参加了起义。这不仅削弱了张发奎的军事实力，而且使他在蒋、汪、李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张发奎镇压了广州起义，但南京政府还是下令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并委缪培南为第4军军长。李济深返粤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新来之陈铭枢部，讨伐张、黄。不久，张黄失败，被迫下野。所部第4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4师，缪培南为师长，调往徐州参加新军阀的所谓第二次北伐。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张发奎打桂军，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张借此扩充军队，使第4师名为师的编制，却保持军的规模和实力，这使蒋介石十分忌恨。这时期南方又酝酿新的军阀混战，汪、桂两系勾结反蒋，使蒋更急于解决张发奎部。9月初，蒋令张师移防陇海路沿线，企图将该师在途中缴械。张发奎窥破蒋的意图，于9月17日通电反蒋，将由武汉船运至宜昌之蒋军夏斗寅部3个团缴械，并与桂军弃前嫌合作，第4师复称第4军，由沙市、宜昌经湘西南下广西。这是一次在地形、给养上都不利的长途侧敌急行军。张军克服困难，多次挫败何健的堵截部队，仅一个多月便到达桂林。张发奎就任护党救国第三路军总司令，与桂系联合反蒋。这年12月，张、桂联合进攻广州，桂军沿西江东进，张军由桂林进到北江下游。张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不理发，不剃胡须，说要打到广州才理发。作为一个指挥官，气势可谓盛矣。张与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混战于花县，张军大败，损失惨重，余部向广西退却，退到北流，又与追击军再战，遭到更大的损失，不得不将其3个师合并为1个师，仍称第4师。1930年2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举兵策应冯玉祥、阎锡山讨蒋，张发奎又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军与桂系部队同时入湘占领衡阳；6月初进至长沙、岳阳。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乘虚夺取衡阳，张、桂军回师攻衡，又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第4师仅剩2个团，张发奎意志消沉，于年底去香港，由吴奇伟任师长。后吴奇伟投靠蒋介石，第4师虽然恢复了第4军番号，但这支部队在军事政治上都失去了独立性，影响不大了。1932年夏，第4军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3月在追击红军时，乌江一仗，大败于红军之手，以后也再没有什么作为。这一支铁军，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

再说蔡廷锴的部队。蔡部由李家渡走到赣东、福建，很快得到陈铭枢、蒋光鼐的欢迎与接济，部队扩编为两师，仍属于陈铭枢之11军。陈铭枢与广东李济深关系甚密，此时李正与汪精卫、张发奎在进行争夺广东的混战，李电请11军回粤，打张发奎。11军回粤，不久，在潮梅一带与第4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两支部队北伐时为同壕战友，同称为铁军，此时竟称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蔡廷锴后来曾回忆说：战斗中所掳获及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11军战胜4军后，驻守广东南区（高雷钦廉崖）。1929年调东江。同年夏，蒋介石组织闽粤赣三省军队围攻闽西苏区（金汉鼎为总指挥），蒋光鼐派陈维远率2个旅参加，占领苏区南面永定、湖雷、坎市地区。8、9月间，三省进攻军的东面被红军打破，陈维远部亦退回广东。10月，红4军去东江，在松源击溃蒋光鼐部一营。进攻梅县，被蒋军击退。11军继续控制东江。1929年底，按国民党编遣会议要求11军缩编为粤军第3师。适值两广军阀发生战争，第3师参加倒桂混战。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11军改为60师和61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由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打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大战。1930年底调江西“围剿”红军，更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来又任十九路军军长。在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围剿”中，第十九路军驻兴国，工事筑得好，兵力又集中，红军没有机会打他。第三次“围剿”，十九路军在蒋介石长驱深入的战略方针下，寻我决战，我仍避其锋芒。直到“围剿”后期国民党军开始撤退，我们对十九路军的方针有变化，如蒋蔡撤退就可以打。不久蒋蔡到了高兴圩，我军以为他们是撤退，有些轻敌，就去打他。这支部队打仗有特点，他左翼防御，右翼进攻。双方恶战一日，均无结果。这一仗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情况下碰这个硬钉子，我们都感觉，这支部队在战斗作风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

1931年11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毅然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这支北伐名师，重振雄威，在第五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信心。由於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了这次抗战运动，第十九路军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又被调到福建打红军。陈铭枢极力推荐蒋光鼐为福建省长，蒋介石则在蒋光鼐任省长后，又任命蔡廷锴为福州绥靖主任。国民党的体制是，绥靖主任既可指挥军队，还可管省长，而蒋过去一直是蔡的上司；蒋介石企图分化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接到命令后，迟迟不肯就职。蒋光鼐就劝他赶快就职，意即有利于十九路军。蒋光鼐识大体，维护了十九路军的团结，也使蒋介石的阴谋不逞。十九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陈铭枢与蒋、蔡）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由拥蒋逐渐转变为反蒋，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转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军队不稳定以及我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对这个同盟军没有积极援助，很有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这支铁军，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领导的铁军，虽然在南昌起义以后，南下广东遭到失败，却保留了很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其中第25师保留得更多一些。1927年10月16日，从潮汕方面撤退下来的第24师零散部队，与第25师余部在广东饶平汇合，加上第9军的部队，尚有2500余人，在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下，于10月下旬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在这里整顿了部队，初步克复了普遍存在的失败情绪和混乱状态。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进至赣南大余和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在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积极协助下又进行了再次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并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到达湘南，在湘南特委和各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兵力为1个团）。1月下旬，起义军在宜章农军的配合下，于粤北乐昌坪石及其西南山区，打垮了国民党许克祥部6个团，缴获了许多枪炮子弹。后挥师北上，在良田大福桥，歼灭了敌35军6个连，打到郴州，展开了湘南起义大势。这一战役，再一次显示了**领导下的铁军威风。1928年4月，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造罗霄山脉中断红色政权。这支部队又打起了第4军的旗号，其中第28团，是由铁军部队整编的，他们发扬了铁军的光荣传统，在井冈山连打胜仗。4月6日，在遂川五斗江打垮了国民党杨如轩部第81团。不久，又协助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消灭了杨部第79团。6月下旬，又以1个团打败朱培德部杨池生2个团，等等。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由小变大，1930年6月扩编为红1军团，8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继承了铁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陈毅赋诗称道：“铁军真是铁”。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红4军以“英勇冲锋”的锦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的胜利，开辟了晋察冀和山东两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编为第四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又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新的功勋。

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所进行的**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卓越的**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的斗争艺术，她领导的军队，官兵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奋斗到底的决心与气概，所以百战不殆。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于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六）铁军与人民军队

1927年8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铁军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主要力量是第2方面军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农民和军队力量的结合，军队是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曾有个小插曲。叶挺想让第25师73团参谋长、**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不能由他向张发奎建议，因他在军政界有“色彩”（当时对**员和倾向**的革命人士易于引人注意的代名词），张多半不会同意，他就找25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粤军前辈，为人敦厚，有长者风度，在4军中影响很好。叶挺请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果然，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待，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

1927年7月，第2方面军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汉。“八·一”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欲赴南昌响应起义。行到湖北阳新，因张发奎态度骑墙，遂改道江西武宁。在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遂去修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2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由第2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4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4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4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3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3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4军。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4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第、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13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16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24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4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这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铁军的后勤工作也颇具特色。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后勤保障有重大作用。铁军向北洋军阀控制的两湖进军，主要是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供应。当时广东发行的纸币，在湖南地区都通用。铁军沿广东出发到武汉，都用广东纸币或部分现金，就地购买军需品和薪饷。在重要进军道上设立兵站，使后续部队得到部分供应。由于铁军纪律好，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群众拥护，行军作战中吃穿都不困难。武器方面，沿广东出发，铁军装备整齐，一人一支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进入两湖，军队扩大，都取之于敌。打到武汉，这里有早负盛誉的汉阳兵工厂，我党在这个工厂的工人运动，本有基础，北伐军一到，革命情绪高涨，立即得到大批弹药供应。

第4军博得“铁军”之名，是同他们的领导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蒋光鼐、叶挺、黄琪翔、蔡廷锴等有直接关系。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受过较完备的军事教育，久随孙中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忠于民主革命，追求进步。作为革命军人，他们的素养、气质都较优良。张向华之蹈历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再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琪翔、蔡贤初之立马疆场，廖乾五之善于政治工作，加以苏联军事顾问善于筹划，等等，历史传为美谈。铁军之名是在他们指挥之下打出来的，加上广大官兵的奋勇牺牲，使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北伐战争中的突出战绩正是他们指挥艺术的体现。“铁军”的光辉称呼，博得当时社会各界和历史的承认。这是在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下，造成了英雄造时势的壮丽局面。为了方便访问,请牢记bxwx小说网，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