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败在钱眼里

苏联**败在钱眼里

（摘自党员文摘2010年第2期）

1988年秋的一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家商店门前，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小理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商店。这天是该店宣布关闭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我们的**贵族”。正这个特权阶层，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列宁的倡议变了味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了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翟鲁巴突然晕倒。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晕了。翟鲁巴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利，却没有给自己留下填饱肚子的食物。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操劳的同志能够吃饱肚子。

“疗养食堂”后来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上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理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在这里，法国的白兰地，苏格拉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稀缺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个记者公开的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早已经建成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三十五大”时，除了去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达90%，有的任期长达25年。这样，形成了一个终生任职的老化的干部队伍。这种干部制度带来的后果，即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

特权阶层无顾忌

利加乔夫曾回忆道，1983年，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的第二天，部里给他配备了高级桥车。他提出换一辆低档一点的桥车，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是高“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就能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进入最优越的部门，病很快走上显要的权利岗位。特权甚至还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的护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十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犹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1982年1月，一个苏联公民准备从莫斯科机场乘飞机出国旅游，海关人员在他的身上发现大量钻石。经查证，这是苏联大马戏团女驯兽演员布格利诺娃的个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马戏团美工师和团长。在二人家中搜出价值100万美元的钻石和价值约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珠宝、绘画作品等。这些物品都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珠宝，钻石走私案还牵连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这个案件本应由内务部审理，却耐人寻味的由克格勃经办。主持审理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事情到此了结：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和女儿依然逍遥法外。

1980年，以为侦缉人员偶然发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是价格不菲的鱼子酱。经过艰苦的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和某公司达成秘密协议，把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并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把鲱鱼罐头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中谋取暴利，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持续了十年之久。

此案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奉命查办此案，并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

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原有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副部长，并住进莫斯科的豪华住宅。

苏共特权阶层首先源于官职，职务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

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社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科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基层的抵制。结果科西金的助手被撤职。

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

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这一情况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人”，革了苏共的命。

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利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的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美国经济学家科兹等，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官员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少有的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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