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币攻略

本文中所出现的“鬼票”纯粹为内容服务，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之所以这样描写，是因为日军侵华过程中曾经先后发行过好几种伪币，如果一一详细叙述会脱离主题，所以在本书中统一为一种伪币，俗称鬼票。不过，亦被称为“军用手票”的军票倒是确实存在，且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治十年（即1877年）的西南战争时期，而对外战争的军票是明治二十七年（即1894年）即甲午战争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三省。当时朝鲜半岛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多年，所以最初供侵华日军在我国进行掠夺采购使用的货币是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名为“朝鲜银行卷”，其使用时间较长。

紧接着出现的伪币是“满洲国圆”，是伪满洲国在1932年6月到1945年8月间的官方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除了“满洲国圆”外，朝鲜银行券和日元在伪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满洲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傀儡国的中央银行，是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东北财政经济，进行殖民统治和金融掠夺的工具。成立于1932年6月15日，以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为基础组成。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始对外营业，总行设于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城内北大街，原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旧址——坐落于人民大街2219号，人民广场西北侧。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行、分行、支行共128个单位都是在这一天正式开业，荣厚任总裁，日本人山成乔六任副总裁，理事6人，中日各半。“满洲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的国家银行，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发行货币：满洲国中央银行券，简称中银券。目的是统一东北的货币，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和通货膨胀政策。当时的“满洲中央银行”大楼除主要设施外，还建有装备齐全的附属设施并且耐火耐震，对空袭也有特殊的防御能力，被日本人称为亚洲第一坚固的建筑。

一开始，“满洲国圆”的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所生产，由日本内阁印刷局承印，运到长春后发行。不过，后来就由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伪满洲中央银行生产了。“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当时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不断大幅波动，“满洲国圆”从1935年11月起脱离了银本位，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与日圆等值。自1940年开始，“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满洲国圆”即中银券（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券）与日元挂钩，与本文中的鬼票的效用类似，请大家在阅读后面的内容时注意这一点，因为会与重要情节有关。

日寇为了扩展对华的侵略战争，在占领区内大肆抢夺中国的物资财富，而且早在1938年1月，日本政府就拟好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组织和业务方案，并于1938年3月1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时的资本金额为5000万元，由伪华北临时政府出资1200万元，同时强迫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埠业银行、河北省银行、伪冀东银行共八家银行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用于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巨额白银）一并列入其股本之中。为解日寇侵华战争浩大军费和抢占华北金融市场的燃眉之急，经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策划，伪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第二天就公告发行了无担保不兑现的纸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简称“联银券”。“联银券”的发行解决了华北侵华日军部分军费开支问题，而日伪军政府收购的物资多数也用联银券支付，还用以换取原在沦陷区内流通的法币。

为抢先发行“联银券”和欺骗国民，伪临时政府来不及雕刻钞版而利用大清银行的旧钞版挖去“大清银行”字样，改刻“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将券面摄政王载沣（宣统皇帝之父）像改为黄帝、关羽等中国著名历史人物的肖像，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北京印刷局印制。最初发行1元、5元、10元、100元及1角、2角和5角辅币券，俗称大龙票，以后又印制了第二套小龙票（或称左龙票），同时缩小图幅。

为了推行“联银券”，日伪军政府采取了极其野蛮的手段，他们禁止民国政府的法币流通，规定民众不得持有法币。如发现持有法币1元者没收，持有60元者处死。这就足以暴露出卖国政府的丑恶嘴脸和与国民为敌的卖国态度。1940年以后，日寇在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大肆侵略，“联银券”不断地扩大使用范围，为应付逐年增加发行量的需要，日伪又雕刻了粗制滥造的新版，加大了印量。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遭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日伪汉奸脆弱的傀儡政权也摇摇欲坠，“联银券”本身的软弱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随着物价飞涨，“联银券”频繁加印大面额券，1944年发行了500元券，1945年发行了1000元券，并印好了5000元券，还没等发行日本就投降了。此券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发行额已达1951亿元。“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时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人民将此券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

民国30年（1941年）1月6日，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该行是日本侵略者扶持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银行，总行设在南京，分行设在上海，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银行总裁，钱大均担任副总裁，并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亦称宁钞），规定与法币等价使用。抗日战争初期的沦陷区流通的货币有法币、华新票、联银票、老头票、军票等许多种，金融行业混乱。汪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财政金融，是维持和强化伪政府的重要措施，并以武力在沦陷区各地强行统一使用，以加强同法币的竞争能力。“中储券”刚在上海发行时，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之间还爆发了互相屠杀对方金融工作人员的腥风血雨特工战。

民国30年3月，日伪中央储备银行杭州支行成立，并强行推行“中储券”。如缴税、购买车票、支付水电费等必须使用“中储券”；敌伪机关、企业发薪以及收购物产搭用“中储券”；以优惠条件与银钱业签订合约，代为推广“中储券”；私营工厂用“中储券”发工资给予5％的手续费，等等。尽管如此，“中储券”在杭州货币流通中仍然比例不大，据31年(1942年)3月末日伪中央储备银行杭州支行调查，“中储券”仅占市区货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

1945年日军投降时，“中央储备银行”总发行额达4.6万亿元。在短短4年里，汪伪政权的银行共发行了相当于原资本4.6万倍的货币。日伪政府扶持的银行均存在滥发货币的行为，“中储券”是日伪政府大肆掠夺中国民众财富，迫害中国人民的又一有力佐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币，并以这些伪币抢占中国沦陷区的货币阵地，以达其控制沦陷区经济、抢夺中国物资的目的。如果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军投降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在中国大陆扶持的伪政府共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冀东银行”等七家伪政权银行。尤其是在侵华受挫后，日本人更是大量滥发伪币，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贬低法币信用，打击重庆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则通过套购法币、甚至伪造法币来兑换外汇，购买战争急需的军用物资。

抗战时期，为了维系人心，同时为了照顾沦陷区沿海通商口岸外国商人的利益，以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等地竭力保持法币汇率。在英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4日放弃银本位制，实行外汇本位制的“法币政策”，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来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为“法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地方性纸币逐步停止流通（新疆省银行仍继续发行纸币）。1942年7月1日，法币集中由中央银行发行。在敌伪统治区，则流通敌伪银行发行的纸币，如中银券（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券）、联银券（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中储券（伪中央储备银行券）、台币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用中央银行发行的东北流通券收兑中银券，用法币收兑联银券和中储券等，在台湾则发行新台币。

至于日本的军票，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货币”，其卑鄙无耻程度令人发指。至于其中细节，将会在本书后续的情节中解释。

顺便一提，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双方军队在东北开战时，杜聿明发布对民主联军的追击命令中，悬赏一百万奖励先进入长春的部队，但明显是想让自己的部队得利。此举使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在印缅创造了光荣战绩的新一军矛盾大爆发，结果导致有些部队拒绝执行杜聿明的追击命令这样的激烈行动，而是争抢进入长春。最后出现了几支不同的部队同在5月23日这一天进入长春争夺赏金的一幕，而此次悬出的赏金就是一百万东北流通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