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美国文化传承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力量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文化因素也在起作用。我们不能将文化与经济截然分开。欧洲文化推崇不可知论，追求和平与平衡，这些对于当前的美国社会是很陌生的。亨廷顿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他所说的“西方世界”列入美国的统治范围。为了给美国的攻击性披上文明的外衣，他拿穆斯林世界、信仰儒教的中国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当靶子，提出西方文明圈的存在。这个文明圈的性质哪怕用他自己提出的标准来检验都是不确定的。这个杂乱的“西方”概念将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同一个文化和宗教圈里。这种合并使人反感，尤其那些研究神学和宗教礼仪冲突的学者或熟知16、17世纪这两大教派教徒间血腥战争史的人。亨廷顿提出的研究变量中包含宗教，虽然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做到前后一致——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如果我们严格地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当前的情况，我们很容易看出欧洲和美国之间潜在的对立。美国人在宗教上喜欢漂亮而空洞的词句，一半的美国公民嘴上说去做周末弥撒，实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去了。受不可知论的影响，欧洲人几乎不怎么遵守教规。但欧盟更好地遵守了《圣经》中禁止杀人的教义。欧盟废除了死刑且拥有极低的犯罪率，每年100000个公民中仅有一人犯罪。在美国处决犯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犯罪率略有下降后现在仍居高不下，每年100000人中有6～7人犯罪。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观念不同，而不是因为它的普世精神而令人神往。它的暴力电影妙趣横生，但当这种暴力以外交和军事的方式对外输出时就让人无法容忍。欧美文化差异之大简直没有尽头，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妇女的专横和霸道让欧洲男人担忧，就像阿拉伯男人的全权让欧洲女人担心一样。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欧美观念分歧更深刻、更古老的原因是其社会形成的进程，在这一分析层次上习俗与经济已很难区别，可以用更合适的一个概念，即“文明”来取代它们。欧洲社会是靠处境悲惨的农民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而成型的。在多少个世纪中它因其领导阶层的好战习性而饱受其苦。欧洲很晚才享有财富与和平。日本和旧大陆（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世代相传的某种遗传密码，它们都对“经济平衡”这一概念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力。在道德方面它们会把劳动和报酬联系起来，在财富方面则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反，美国社会是近代成功的殖民主义的产物，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它依靠无限的矿产资源、未经开垦的土地和已经脱盲的外来移民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得到飞速发展。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成功来自对上述资源无成本的开发与消费，而这些资源并不是它所创造的。欧洲、日本或者任何其他一个欧亚民族都懂得维持生态平衡和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这是长期农业社会历史的产物。从中世纪开始，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得不同土地和自然资源枯竭现象作斗争，而没有过去的美国看到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国经济不再注重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是一味追求不顾平衡的活力。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和奥尼尔对贸易逆差的轻描淡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在发展的同时耗尽了它的土地，浪费了它的石油，并从别国找来人才为其服务。